南非的种族歧视一直持续到上一世纪末，“白种人”自命高人一等，向来都是歧视有色人种的。而在南非的华人侨民也遭受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和苦难。在“弱国无外交”的那个年代，没有国家撑腰，流落异乡的侨民也就毫无尊严。
在1902或1903年左右，南非殖民政府就曾经立有亚洲人不准带妻子入境的条例。还订明本人离境，一年之内即须返回，否则不准入境。并且规定有色人要领身份证。这种身份证和非洲人的通行证一样，每天都要挂在脖颈上，形同狗牌，这一规定引起华侨的强烈反对，华侨称之为“狗纸”。当时该地还有20多万印度人，同样受到歧视，于是中印侨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种族歧视，向南非殖民主义者作斗争，当时聘请的律师就是印度的甘地。由于中印侨民坚决拒绝登记，南非殖民当局不得不作退让。将是项条例修改为：取消出入带“通行证”的规定。可以带妻子入境，但子女仍限定在16岁以下方可带入。离境重返时间亦延长至三年。
南非的种族歧视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殖民主义者划定区域给有色人居住。特别是对黑人，每天工休时都要回到离市区10余里的特区去居住，晚上不能出来。对于华侨经营商业限制也多，营业执照不予多发，极力限制华侨在商业上的发展。有色人不能进入白种人的戏院、酒吧、餐室，连公共汽车、火车、电车，以至公共厕所都有所区分。苛律如毛，当地华侨身受其苦，当然十分希望祖国能够真正强大起来，爱国心也就十分强烈。
南非四省，各有不同的种族歧视的规定。开省、那旦省规定华侨不能开酒店，只能向白人经营的酒店买酒饮。而杜兰斯畦省更借口有色人种酒醉后易滋事（其实饮酒滋事最多者为当地白人），规定有色人不准饮酒。华侨有喜庆事要宴饮的，必须通过中国领事馆才能买到酒。遇有节日华侨会馆要宴饮时，只好用钱买通警察局，少加干涉。华侨中有嗜饮者，则要找白人朋友代为买酒。平常三五知己欲作小酌时，到了酒家只能以大碗盛酒，以调羹舀酒而饮，状似喝汤，不能用玻璃杯举杯畅饮。有色人饮酒被抓到，就要罚作苦工去打石。因此华侨称饮酒为“来打石”。
就是旅行，也有许多不便。居于本省的华侨，可以在省境内旅行。如果越省则须先向“移民局”报告，允准后才能过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省还有所谓“外侨登记局”．越省旅行，要同时向这个局申请登记，多办一层手续。
坐火车也要隔离（中国的领事官或领事馆人员以及教师，有当地“铁道部”发特许证明者，则可与白人同坐一厢火车）。许多华侨因事外出过埠，多设法自己开汽车前往，或借亲友汽车前去，非不得已不坐火车。
死人坟场也要隔离。华侨在当地死亡，只能葬在华人坟场．不能葬入白人坟场。而华人的坟场多是从黑人坟场中划出。
南非的种族歧视在婚姻方面的规定各省有所不同，杜兰斯畦省不准有色人种与白人结婚；而那旦省、开省则准许白人与中国人结婚，却不准白人与黑人结婚。约翰内斯堡的华侨要与白人女子结婚，须先偕往那旦省或开省举行婚礼，然后才可以带回该地居住。至于白人与黑人相恋者，如果女方是黑人，则例不过问。反之如女方为白人者，则黑人男子必会被捕，指为“侮辱白种人”，惨受电鞭鞭打的毒刑。种族歧视者毒工心计，先将受鞭者打一次，待其伤势将痊时再打一次，如是反复鞭打，使受害者延长痛苦时间，实在惨无人道。
1907年，印度“圣雄”甘地开始组织反抗南非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斗争，侨领梁佐钧带领华人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不少华人因此被捕入狱。因不明真相而误循苛律的周贵和，在得知自己的所为“不特一己羞辱且辱及国家”时，不惜以死明志，在约翰内斯堡博拉姆方丹，至今还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周烈士墓”。
辛亥革命前南非华侨因为留有长辫，白人侮辱华侨，称长辫为“猪尾”。华侨身受其辱，每将辫子尽量剃少，只留一象征性发脚缚成小束，戴上帽子，以作遮盖。因为回国无辫子则被清廷指作犯罪，华侨才想出这个办法。当同盟会在当地成立后（约在1909年），华侨即群起剪辫，毫不可惜。和其他各国华侨比较，南非华侨剪辫子算是先走一步的。说明了南非华侨受种族歧视之苦。
南非不少地方都有白人居住的所谓高等区，中国人是不能在那里居住的。杜兰斯畦省还规定中国人不能购置房产。华侨欲置房产，必须先邀欧洲人合股组成置产公司，然后始可买入房产。抗日战争以后，约翰内斯堡的华侨学校因为学生人数增加，曾经请求殖民当局赠地一块用作兴建校舍。殖民当局拖延再三，才在偏远的根本不适于建校的地区，划地“相赠”。事实上者和拒绝何异。
由此可见，南非的种族歧视是如何深入到有色人种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百多年来，这个肤色既不够白、也不够黑、人数也不够多的华人社团在南非受尽了歧视与压迫。不论是清廷或国民党政权，对华侨的正当权益，从未加以保护，当然更谈不到向南非殖民当局交涉取消种族歧视的苛例。
在南非金矿中做苦力的华工受尽屈辱，每20名华工中便有一人命丧南非。残忍的南非狱吏甚至将被处死的华工头上的辫子作为奖赏物。随着五花八门的种族隔离法律的实施，华人婴儿被赶出托儿所，遭车祸的华人被踢出医院，与白人通婚的华人遭到逮捕，一些招待会将应邀的华人拒之门外，进入决赛的华人学生被迫退出各种赛场……
但华人隐忍，却不是沉默的一族。
在形形色色的屈辱面前，华人对上述种种歧视政策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中国的海员工人，曾经和南非华侨团结起来，反对种族歧视，使南非的种族歧视者，不得不在一个时期中作出较大的改变。这件事每每为华侨所乐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有英国、瑞典、丹麦等国的船只停留在南非各个港口。因为海上常有德、日法西斯的潜艇袭击，英、美等国船只，都要结队等待舰队的护航，因此船员就有较多的时间停留在港口。这些轮船上的中国海员，常到华侨会馆坐谈。当地华侨得悉，这些中国海员工资本来已经很低，随船到南非时，仍然以港币计值发给工资（南非以金镑为币值单位），无形中又被剥削了许多。停泊在伊丽莎白港的英国船“丽也那”号的船员（多是山东人），首先得到当地华侨的支持。由中华会馆的秘书长林绍长等，向律师询问对策。律师嘱海员先行罢工，然后到当地法院打官司。华侨则集款为海员聘请律师。
在双方展开法律斗争后，海员方面有广大华侨作后盾，声势浩大。使当地的“工务局”及中华会馆也出面调解。英国船公司不得不照当地海员的待遇给中国海员增加工资，并重新订立合同，以金镑值付给。斗争取得胜利后，海员十分高兴，曾在轮船上大宴华侨，表示庆祝。
停泊在其他港口的外轮中国海员，亦因此而得援例加发工资。
随后，船上的中国海员到岸上华侨会馆参加座谈，得知南非华人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情况后，非常愤慨，决定继续有所行动，示以惩诫。他们约定轮船启锚的前一天，分批到平时不准华人入内的戏院、酒吧、餐厅等处去看戏或吃喝，如果遭拒绝，就按计划行事。
事情果如预料的那样，“丽也那”号的海员，在轮船开航的前一天，相率进入上述各处，果然遭到严拒。海员们怒火中烧，大打出手，从门口一直打到里面，把场面搞得一蹋湖涂。平日耀武扬威的种族歧视者一时不知所措，心惊肉跳、纷纷藏匿。而警察赶到事发现场时，中国海员也不加抵抗，任由拘去。因为他们选的时机很是巧妙，时值开航在即，而且战时航轮需军舰护航，运送任务又很紧张，不可延滞，他们不急，可那些洋人舰长非常着急。所以，当地警方也不得不放人了事。这个办法奏效后，中国海员又连续多次，在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戏院、酒吧等地方大闹一通，从而伸张了“民间的正义”，一扫南非华人平时所受的怨气。自此以后，那些种族歧视者见了中国人来了都很害怕，又没好的办法可想，从此任由中国人自由出入，不再加以限制。
这是华侨在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情况下，为痛惩种族歧视者而想出来的办法。这种通过某种“黑暗的正义”得以实现的道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