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是流亡海外。他的足迹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在此过程中，华侨不遗余力，慷慨捐助巨资，且给以舆论声援，毁家纾难者也不在少数，有些华侨直接回国参加武装起义，为推翻帝制出力恒多。面对华侨的爱国之忱，孙中山深为感激，他曾经满怀感激地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参加兴中会的二十多人都是清一色的华侨，包括工人宋居仁、李杞、侯艾泉和资本家孙眉、邓荫南、银行经理何宽等。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这与广大华侨的爱国愿望完全符合。因此，成立之初，就得到了众多爱国华侨的同情和支持。1895年春，兴中会在香港成立总部，港澳同胞、华侨以及与华侨有联系的志士，闻之雀跃，无不给以热烈的支持。不久，日本和越南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兴中会的分支机构。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多人，其中来历清楚的279人中，就有华侨219人，占78％；在这些华侨里，资产阶级分子占48％，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
当时美洲的洪门组织在华侨中有很大的力量，当地华侨中的十之八九都加入了这种团体。孙中山为了争取洪门组织为革命效力，亲自加入洪门组织，目的就是要改造它，使之成为民主革命在北美的堡垒。经过孙中山的努力，于1904年为它重订了章程，规定洪门此后一律改称致公堂，并且把兴中会的誓词作为致公堂的宗旨，彻底洗去了洪门原有的封建帮会特色，使洪门会众走上了一条全新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马来亚等地，尤烈等人改造洪门为中和堂，与孙中山遥相呼应，吸引了众多华侨参加革命活动。
1905年8月，兴中会同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所组织的光复会，以及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后，因在国内受到清廷的无情打压，不能进行公开活动。因此，同盟会把重点放在海外华侨身上，在华侨中传播拯救中华的革命思想。南洋、欧洲、美洲等地的支部纷纷成立，华侨的爱国反帝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海内震动。特别在华侨最多的南洋，工作进展更为迅速。它的南洋支部，最初设在新加坡的“晚晴园”，后来迁移到槟榔屿。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缅甸、越南、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等地都有同盟会的组织。到1908年，仅南洋英荷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通讯处100多个。1910年，同盟会在旧金山正式成立美洲支部，不久美国西部就组织了15个分会。“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有些华侨带着儿子一同入会，还有些华侨，卖掉在海外的资产，特地回国来发展、壮大同盟会组织。如同盟会在厦门的机构，就是由华侨发起的。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华侨是同盟会强有力的支柱。许多华工还积极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舍身报国。
1895年，孙中山策划广州起义，这是兴中会成立后开展的第一次武装斗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跟随他由檀香山回国的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夏百子等华侨。
1900年10月，惠州起义，这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二次武装斗争，邓荫南、宋居仁、卢文泉等华侨积极参予其中。
1907年，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革命机构，在广东、广西、云南一连发动许多次起义。这一系列起义都有不少南洋华侨参加。其中1907年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同年6月，新加坡华侨邓子瑜，指挥惠州七女湖起义。12 月的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等，都以华侨为主要骨干的。
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其主要力量也是以华侨为主力的200多人的短枪队。4月，云南河口起义，越南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和运输军火粮食，很多还参加了起义队伍。
最壮烈的一次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即有名的黄花岗之役。这是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策划的，得到华侨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志士回国参加这次起义，仅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回国的华侨就不下500人。越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锦泉为首，组织了敢死队，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华侨也积极回国参加起义。本来，这次起义，原计划挑选800个革命志士组成敢死队，其中多数是南洋华侨和留日学生。临时由于情况变化，彼此没有联络好，敢死队没有全部到齐，结果只有一部分在黄兴指挥下进攻总督署。 他们英勇作战，奋不顾身，但因为众寡不敌，最后失败。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遗骸，最初被同情革命的人士收殓了72具，合葬在黄花岗，所以被称为黄花岗72烈士。后来陆续查明还有14名烈士，共86人。
吉隆坡华侨、裁缝工人李晚，为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战斗打响以后，他扛举起义大旗，冲锋在前，壮烈捐躯，成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黄花岗86烈士中，有29位海外华侨，其中像李晚这样出身底层的华工就有12位。
黄花岗烈士事先都抱定牺牲的决心，有不少人还留有绝命书。例如新加坡印刷工人李炳辉在回国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母亲，附有一首诗：“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可见烈士为了救国，不惜贡献他的年青性命和牺牲家庭幸福。而不幸被捕的烈士，在审讯中和临刑的时候，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形势一度危急，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而支援。其中，有凌定邦、严兆聪等17位华侨组成的敢死队，从上海赶往汉口参加对清军作战。
此后，革命形势虽有改观，但是国家财政又陷入困境之中，政府无米可炊，有些地方甚至连军饷也发不出，募捐成为改善国家财政的一条出路。
此时在南洋，由于孙中山先生同其它革命党人多年以来的宣传、联络和活动，华侨当中有很多人都同情并赞助革命。当时在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就有数万之众。当得知革命遇到困难、革命成果极有可能为此遭到扼杀时，纷纷伸出援手。上海革命政府派出的募捐者，不但得到了当地华侨极其热情地接待，并很快筹得一笔巨大的善款。
在南北议和时期，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了振兴实业、充实国库，责成沈缦云出面组织“中华实业银行”，招股一千万元，并决定其中的五百万元向海外华侨招募。沈缦云受命之后，即乘船前往南洋，于民国元年二月初到新加坡。
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多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曾多次从经济上给予接济。当沈缦云一行人到达新加坡以后，陈楚楠遂和张永福、陈金伟等人，多方联络奔走，帮助宣传、劝募。在吉隆坡、槟榔屿、仰光等地，各阶层华侨也无不踊跃认股，支持处于襁褓中的民国。其中陆秋杰、陆秋泰、吴世荣、陈新政、邱明昶、庄银安、徐赞周等华侨，在组织筹款方面最给力。
但在当时，由于南洋各国的殖民政府规定，不准华侨捐钱汇款援助国内革命，华侨就以“赈济家乡父老”、“维持故乡治安”等名义来捐资。所以，筹款支持祖国革命的机构的名称，多与赈济有关，如“保安会”、“救济会”等，这正如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筹款支持祖国抗战的机构一般名叫“筹赈祖国难民会”一样。
“中华实业银行”招募股款仅仅几个月，各地华侨就认股五百多万元，并且按要求先付股款的十分之一。华侨支持祖国革命的爱国热情，给孙中山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与此相对，华侨在舆论上也是不遗余力地声援国内革命。当时，在海外，与民国政府作对的，是康有为的保皇党人，都在争取华侨的支持。他们在世界五大洲的170多个市镇，设立了保皇会，也向华侨募捐。他们在许多地方利用华侨的捐款创办报刊，宣传保皇和反对革命，成为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大障碍。
为了夺得舆论的主导权，刘成禺主持笔政的旧金山《大同日报》，冯自由主持笔政的温哥华《大汉日报》，南洋洪门致公堂在雪梨埠创办的《民国日报》等，都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帝制。《中西日报》社总经理伍盘福，曾印刷《革命军》1000册，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散发。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时候，美洲各地洪门全体通电拥护。海外洪门的种种舆论支持，使革命派的声势日益壮大，保皇实力日益式微，最后彻底销声匿迹了。
其实，占华侨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身上无不带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烙印，他们在国内生活不易或带着发财的梦想，才远渡重洋出国谋生的。他们到了国外，又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歧视和欺凌。华工从无数切身的遭遇中深深感到，中国的政治非革新不可，振兴中华是他们热切的期盼。他们钱财虽然不多，爱国之心却十分强烈。以卖豆芽为生的越南华侨小贩黄景南，曾把自己辛苦积攒的数千元全部捐献出来，支持孙中山先生在粤、桂、滇等省发动起义。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匹兹堡市的时候，有一天，有位素不相识的洗衣华工到旅店探望他，并送给他一个麻袋，然后不留姓名地址就告辞了，这麻袋里竟是该洗衣工的全部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