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整个过程就是为理想而努力拼搏的过程。没有宏大的气魄，就无法成就伟大的事业。树立了远大理想，并从大局出发，不计较小的得失，运用聪明智慧去把握人生的大局，做挑战命运的强者，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
资源重组，博弈人生
排列组合，是数学中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博弈论中的策略选择问题。只有一种选择虽然让我们有些埋怨，但是也未尝不好，因为这省去选择的痛苦。这也正是“破釜沉舟”“焦土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
事实上，你的博弈对手也想看到你别无选择。当你别无选择时，其他博弈参与人就无需花费精力来预测你的行动，因为他知道你会如何行动。也就是说，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也就减少了对手对你以后可能采取什么反应的预知。如果你有很多的选择的话，其他人知道你有行动的自由，而你最终怎样采取行动却是不确定的，这就增加了其他参与人决策的难度。
在管理经济学中，有一专业术语叫做资源重组，也就是资源相同的情况下，进行重新的策略调整。在博弈中，博弈的双方在规定的时期，可供使用的策略是确定的。对于这些策略进行排列组合，就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笨略组合。不同的策略组合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如果能把同样的资源进行另次组合会产生质的突变。
战国时期，孙膑在魏国遭庞涓算计，后来装疯才算逃过一劫，齐国使者偷偷地把他带回到齐国。齐国大夫田忌便收留了他。田忌是齐国的大将，他非常喜欢和齐国宗室的公子们跑马比赛，重金赌输赢。可他赢的次数很少。齐威王也很喜欢赛马，而且赌注非常大。田忌每次和齐威王比赛，都输掉了，害得他都不敢再下大赌注了。
有一次，田忌把自己赛马的情况告诉了孙膑，孙膑不语，只是答应去看田忌和公子们比赛。孙膑看了几次比赛后，发现参加比赛的马分为上、中、下三种等级，上级对上级，中级对中级，下级对下级。田忌的马虽然大部分场次都会输，但马力相差不远。于是孙膑便胸有成竹地对田忌说：“下次如有跑马比赛时，财注尽量放大，我自有办法让您获胜。”
田忌相信孙膑的智力和安排，马上去约齐威王赌马，并表示自己将下大赌注。威王素知田忌的马力，便一口应允了，准备赢大钱。比赛当天，孙膑对田忌说：“我仔细观察过了，你和大王的马都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三个档次的马分开来比较，您的马都比大王的马差些。现在您这么办，用您的下等马和大王的上等马比赛，用您的中等马和大王的下等马比赛，用您的上等马和大王的中等马比赛。”
田忌按事前说的做，三场下来，田忌只输了一场而赢得了两场，结果以总分取胜，赢得了齐王的千金奖赏。齐威王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输，田忌便把孙膑的计策告诉了威王，威王听后，认为孙膑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拜孙膑为军师。
春秋时期还这样的一个相类似的故事。
有个叫鸱夷子皮的人曾经给齐国大臣田成子做过仆人。一次，田成子要前往燕国，一路上，鸱夷子皮背着行囊和信符紧随其后。
到了望邑，鸱夷子皮对田成子说：“您听过涸泽之蛇吗？”田成子摇了摇头。于是子皮讲道：“有两条蛇生活在沼泽地里，这一年大旱，沼泽干涸。为了活命，它们便结伴迁到别的地方去。临行时小蛇对大蛇说，咱们一前一后，人们就会看出我们是逃难之蛇，必然会捕杀我们。倒不如我们用口互相衔着，您背着我走，人们会以为我们是神君，可免于一难。”
讲完了这个故事，鸱夷子皮接着说：“您英俊，我丑陋，您要是作为我的主人，人们只不过把您当成千乘小国的国君；您要是做了我的使者，那我便是万乘大国的国卿了。为了让人更加看重我们，您不如扮作我的下属。”
田成子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背起行囊和信符跟在鸱夷子皮的后面。很快来到一家的客店，店主不但恭恭敬敬地迎接了他们，并且还主动献上酒肉来款待他们。
“田忌赛马”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智慧案例。它的绝妙之处在于：马没有变，赛马的主人也没有变，改变的只是方法和规则。
在赛马比赛中，田忌的上、中、下三等马比齐威王的同等级的马都要逊色，这是很正常的，齐威王作为一国之君固然要把所有的好资源收罗到自己的名下了。田忌的马比齐威王的同等级的马还强，那还了得。即使齐威王不怪罪田忌，田忌也只好把自己的马献出来。不要以为这是不公平的，这是强权政治规定的。
在赛马中，齐威王的同等级的马总要比田忌的马胜出一些。不幸的是田忌家中有个军事专家孙膑。孙膑给田忌出主意，让他用下等马和齐王的上等马来赛。这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比赛结果更让历史学家激动。因为孙膑在这场赛马中表现出来了他的才智，他被齐威王看中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就是这样踏上了历史舞台。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左宗棠在进军新疆、用兵关陇的途中，除了每到一地加紧布置善后措施，以恢复民众的生活并重组官府的统治秩序外，他在开发西北方面的功绩，可以说是度得“春风”与漠漠边疆。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描写塞上风沙之景的《凉州词》诗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景在一千多年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
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亲身见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不但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且对他沿道植树，开发西北的成效大为赞赏，以“引得春风度玉关”做了形象的比喻。
左宗棠不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也有贡献。他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很少，民生日蹙。蚕桑既限于土宜，裘褐也艰于购制，民间没有衣服穿超过没有食物吃的状况，提议广种棉田。他认为：“甘省各地方，一般向阳肥暖之区可种罂粟的地方，无不宜种棉花。”
于是，他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导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又购买觅纺车织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一举两得”。他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并对其因地土不宜种棉者也饬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他强调严禁罂粟，劝种棉花，在甘肃尤大事，且期望这种做法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治路、修河、沿路、在沿河广种榆柳，多年来陇中遍地修渠、筑堡、治道、栽树，成效显着。特别是植树绿化举措为后人称赞：“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就是有美名之称的“左公柳”。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时候，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与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意。他认为：“数代以来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的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一万九千余亩，获粮数千石。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根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猎放牧，不必垦田种粟也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农民日常生活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业是有利的。
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把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到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作为该局总办，并从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兰州机器局生产的项目主要有枪、子弹、炮、炮弹。兰州机器局的成立，既有镇压起义的用意，更有针对关外、收复新疆的意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霸占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规复新疆和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非常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诚如左宗棠所说：“泰西开花炮子和大炮之人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人中土三百余年矣，倘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上！”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但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出现雇佣工人，并且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西北的进程也印证了这点。如果说福州船政局的创设导致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那么兰州机器局的设立又引发了兰州织呢局的兴办。
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绒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左认为此绒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甚为美观。于是，赖长打算从国外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左宗棠即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之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都极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访购织呢机器。左宗棠创办织呢局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各界的大力支持。《申报》载文称：“如能以羊毛织呢，跟外国生产者一样，未始非利民之善举也。”
光绪四年(1879年)，经胡光墉向德国采购的全套织呢机器运到上海。从上海往兰州运送机器，是非常艰难的，据上海《大清国》杂志记载：“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往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拿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笨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运，山路有时得开通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
光绪五年(1880年)，织呢机器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丁，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左宗棠见机器运抵兰州非常兴奋，他认为“用中国的原料制成中国的衣服销给中国，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且“由关内而及新疆”这是“数世之利也”。他还设想以原料就地而取，“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人口”。可见左宗棠创设该局具有对内以利民用，对外以挽利权的双重效果。
兰州织呢局由左宗棠委派赖长为负责人；采用官办近代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买机建厂费用约合银三十一万两。局内雇佣德国人石德洛末为洋监督，由十多名德国员匠教习织呢技术。
至于该局的规模和生产情况，据左宗棠于光绪六年十二月(1881年1月)的上奏称：兰州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二十具，见开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慢慢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蚕丝织呢等局雇用中外师匠和办理局务华洋各员弁，出力非常多的人，应由刘锦棠、杨昌浚随时汇案奏请奖，以示激励，庶几人心竞奋，利无不兴矣。
左宗棠把兰州织呢局看做为气象更新之举，他为兴此利民善举可谓费尽心思。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如左宗棠预期的那样理想，左宗棠在光绪七年(1881年)对该局产品做了进一步调查后，承认“已织成洋绒若干匹，质地稍微比洋呢差，然可供着用”。特别是到了光绪八九年间，因为局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且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该局在创办后只有四年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光绪十年(1884年)，兰州织呢局被迫停办。
对于这样的结局，《申报》载文认为，该局“功败垂成，实为可陪，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泪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由官办企业变成向商办，已成为时代的大流。兰州织呢局恰为中国近代企业这一经营机制的调节和重组提供了经验。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可以说是一次创举。
有些事看似微小，于是也就没有人去做了，即使去做的人也有不少敷衍了事。殊不知，正是这些看似点滴的小事，没人去做日久天长变成了大事。偶有一天有人很好地去做完了它，那这个人便成了个做大事的人。
精通夹缝哲学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以及暂时代理两江总督的时候，是长江沿岸教案频繁发生的时期，张之洞仍然运用双管齐下的策略，使事件最终得妥善解决。
开始是1891年6月武穴教案。武穴地处鄂赣交界的长江口岸，是湖北黄州府广济县管辖，设有武黄同知署，1876年被辟为启航港，清政府在这个地方设立洋关，雇用外国签手常驻。此后，外国传教土络绎不绝。
6月5日晚，广济县天主教徒欧阳理然肩挑4名幼童从武穴街上行走，被屠铺帮工郭六寿看见，便上前盘问。据欧阳理然称：“幼童是从广济县附近收来的，将送往九江法国天主教堂。”当时，芜湖教案发生后，长江各地盛传教堂，“残害幼儿，迷拐幼孩”，有的挖眼制药，有的虐杀幼童稚女，取其红丸，以炼丹药等言。这么一想，于是和众人一起将欧阳理然扭送官府。
此时，欧阳理然所带的4名幼童中，有一名因病饿死，众人于是谣传死孩将被送入武穴卫斯理循道会福音堂。一时众怒汹汹，千余群众聚于该福音堂前，向堂内投掷石块。教堂内包士分赴外地有事，只留眷属、小孩等守堂。纷飞的石块打中堂内燃烧的煤油灯，引发大火，女眷们携小孩外逃。前来救火的武穴洋关签手柯林和一位外地来这里传教的英国金教士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事发后，法舰、美舰各一艘从九江开往武穴。
潜逃的洋眷在武黄同知顾允昌等保护下于第二天日被送上路过的洋行德兴轮，德兴轮抵汉口后，洋眷就前往英国驻汉口领事处讲明来龙去脉。英国领事嘉托玛立刻照会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严惩凶手，英国政府也声言，如不满足英方要求，就和法、德一起，自行处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