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将心比心，八两换半斤。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以心相交，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一个人为了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编织一张稳固的人际关系网。你需要有一群良好的朋友，有了良好的交际网络，你就有了完美人生的良好开端。
广交可信之人
可储之人对于康熙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明珠下台之后，刑部尚书徐乾学拜左都御史，深得康熙皇帝赏识。秉承康熙皇帝意旨，除乾学诸御史风闻言事，台谏弹劾不避权贵，广开言路。明珠被郭棉劾罢，朝臣皆认为徐乾学暗中主持。于是，朝臣又趋之若鹜。徐乾学与徐元文、徐秉义三兄弟，皆以鼎甲而位显朝廷，当时号称“昆山三徐”。他们以诗文负重名，轻财好客，广交朋友，与朝中汉大臣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等诗文往来，互相标榜，在当时朝廷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
这样，不仅明珠死党对他们恨之入骨，不少朝臣也为之斜视。因此，为时不久，即有原湖广巡抚张沂上奏控告徐乾学纳贿，尔后左都御史郭棉又上疏弹劾少詹事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依附坏法。郭棉在疏中一一陈述高士奇等之罪行，认为高士奇有“四可诛”。
其一，高士奇出身卑微，供奉南书房，本该竭力奉公，以报知遇之恩，却日思结纳，攀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致使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声名显赫如此，前无一人，其乃沽名钓誉之辈，可诛。
其二，奸贪坏法，全无顾忌。与王鸿绪结为死党，科臣何楷为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王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招摇过市。同时，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朝中之大小官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万。即不属党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钱”。高士奇怎在朝臣面前标榜“我之门路真”。
其三，侵略国帑，剥削民膏。高士奇拥有多处田产房屋，来历皆不明。光棍俞子易，在京霸道多年，唯恐事发，遂潜藏于直隶天津、山东洛口等地。后将虎坊桥一幢价值八千金的瓦屋六十余间赠与高士奇，求其庇护。同时，于顺城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购置，并派何楷代为收租。打磨厂士奇之亲家陈元龙，伙计陈季芳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有四十万。
此外，其老家平湖县置田产千顷，于杭州西湖、苏、松、淮、扬等地广置田产，光修花园宅院，何来如此之多的钱财？
其四，欺君灭法，背公行私。高士奇置皇帝的谕旨于不顾，皇帝告谕禁止馈送，违者应以军法治罪，高士奇与王鸿绪竟公然违抗。在淮扬，王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黄金，潜遗士奇。疏末，郭棉言：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豹狼成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即观望而不敢言，趋利者复拥戴而不肯言。因此，自己才不避嫌怨，加以弹劾。
对于高士奇、王鸿绪、徐乾学等人，康熙皇帝一直十分赏识，但是为了尊敬舆论，兼之以弹章所引多为事实，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康熙皇帝被迫令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一同休假回籍。十月，副都御史许三礼又穷追猛打，上奏弹劾徐乾学律己不严，言其“乘修史为名，邮于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毂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悖”。且言“既无好运止，自无好议论；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康熙皇帝令徐乾学明白回奏，徐乾学只有乞罢归里。
不久，部议许三礼所劾之事不实，于是将许三礼降二级调用。许三礼不服，再次上奏弹劾徐乾学，列其考试舞弊、违禁取利、受贿置产九大罪，而且牵连徐乾学弟弟徐元文，疏中言：
“乾学伊弟拜相之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四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送澹人’之对。京城妇孺皆知。”且指斥徐乾学“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势倾中外，权贵一时，朝纲可紊，成例可灭”。
康熙皇帝以其所奏多为虚假之词，且有借机反复之意，着严饬行。徐乾学亦只好再次乞休，康熙皇帝遂允其所请，命以书局自随，且亲题“光焰万丈”匾额赐之，以送其行。
广开言路以后，虽然整治了朋党，打击了党争，但亦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臣下有人借机报复，有人以此互相攻击，以致黑白颠倒。
康熙三十年以后，康熙皇帝设法消除其不良影响。一方面广开言路，同时，又不为大臣之奏疏所左右。康熙皇帝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不被奏疏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即如景初御史郭祎参劾河道总督靳辅，言其“治河多年，迄无成效。皇上爱民，开浚下河，欲拯淮、扬七州县百姓，而靳辅听信幕客陈潢，百般阻挠，宜加惩处”。
没多久，户部尚书王日藻又参劾靳辅屯田累民之事。康熙皇帝不因有言官参劾而盲目惩处了事，他让靳辅与赞成疏浚的直隶巡抚于成龙争论，各抒己见，表示：“朕凡事据理持平，岂顾此辈情面乎？况专擅之人，近经黜革，岂更令其专擅乎？”因此，康熙皇帝一方面重视言路，一方面又重视审查，核查事情的真伪。
为此，他越来越多地指派亲信，暗中调查，进行密奏，因为，各级官吏多为了各自利益，不如实上奏，而言官之论亦多片面。有了亲信密奏，康熙皇帝就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事情的梗概，尤其是对互相攻讦的朋党，亲信密奏就可以公正客观，有利于处理问题。
早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奉差福建、广东的内阁大学士席柱就肩负着向康熙皇帝提供密奏的责任。康熙皇帝向他征询了广东督抚、原任江南总督、河道总督、福建提督等人的情况。而从席柱的密奏中，康熙皇帝亦获知了一侍卫至铁索桥挂匾，“彼地督抚，馈银六千余两”之事，康熙后期，康熙皇帝更加看重大臣的密奏，他说：“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联，此即明日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他认为密奏有束缚官吏之意：“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惊悚修省矣。”
这样，各级官员就蒙蔽不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也能随时掌握各级官员的真实动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蓄意攻讦、无中生有诬陷之事。所以，康熙皇帝很是得意地说：“欲知天下事理，密折胜于微服私访。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耳。然此等事，朕断不行。若如此行，举国臣民，以有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于大体有伤。”后来，在办理一些案件时，康熙皇帝即用密折了解情况，以使事件得到大致公正的处理。如处理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讦案件，即是最好的例证。
噶礼为满洲贵族，与满臣阿山等朋比为奸。康熙四十四年时，两江总督阿山诬陷江宁知府陈鹏年收受盐典陋规，将陈革职并打入江宁大牢。陈鹏年为官清廉，在江宁深得民心。江宁士民为之痛哭罢市，并询问陈鹏年落职之原因。诸生俞养直大呼请保“清廉太守”，若不能保，则愿入狱与陈鹏年同死。不久，误传俞养直死于狱中，当时，学使正在句容监考，应试生童都说：“读书应试，何为也？”把试卷都烧了。诸生同士民“如丧考妣”。
有人以大逆陈上，后来，会审不实，又说陈鹏年曾撵走娼妓，在南市建亭，宣传圣谕，则是大不敬，当斩。但康熙皇帝从江宁织造曹寅等处获悉，陈鹏年乃清廉之官，而他南巡之时亦有所闻。于是下令从宽赫免，命入武英殿修书。康熙四十八年，噶礼为两江总督，陈鹏年则为苏州知府，署理布政使职。他凡事坚持原则，决不迁就，噶礼对他非常痛恨，遂上奏康熙皇帝，诬陷陈鹏年所作《游虎丘诗》中有埋恨之语，该诗云：
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
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
雨后万松全逻匝，云中双塔半迷离。
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
尘鞅公余半晌闲，青鞋布幞也看山。
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
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
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
因此，康熙皇帝一方面通过曹寅等人的密奏了解详情，另一方面自己亦对陈诗加以剖析，觉得并无怨气，遂再次将陈鹏年调到京师修书，从而使噶礼的阴谋未能如愿。
康熙五十年，噶礼与江南副考赵晋交通关节，榜出哗然。江苏巡抚张伯行上奏参劾噶礼监考作弊，揽卖举人，敲诈银两。噶礼亦弹劾张伯行挟嫌诬陷，不肯出洋捕贼等七大罪行，康熙皇帝派人处理，处理之人因噶礼之母是康熙皇帝乳母而袒护噶礼，回奏张伯行弹劾之事全虚，而噶礼弹劾张伯行情况属实，并提议将张伯行降职处分。
康熙皇帝令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再审，亦如前议。康熙皇帝认为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清正廉洁，不会如此，因此又命江苏织造李煦暗中调查案情以及江南百姓之反映。噶礼与张伯行之间的互讦经过深入调查，李煦向康熙皇帝陈述事情原委，言张伯行受诬、噶礼植党诸事。康熙皇帝遂据此密奏，力排众议，果断地处理此案，命张伯行复任，而将噶礼罢免，从而使这一案件得到了公正的处理。
从秘密奏折中，康熙皇帝获得了不少真实情况，因而在康熙五十一年，他下旨扩大秘密奏折的实施范围。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许密奏。此外，派至各地的钦差，亦有密奏之权。而督抚对钦差大臣在地方上的所作作为，亦可密奏皇帝。这样，一方面允许朝臣及科道官员风闻言事，一方面又允许相当一批高级官员密折奏事。所以，康熙皇帝对各级官吏，尤其对高级官吏的掌控空前加强，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皇权。
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只凭单枪匹马，做不成大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扩展自己的人际空间，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办。
在京城期间，曾国藩留心结交，他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何绍基、梅曾亮、汉学家邵懿辰、刘传莹等人交往最为密切。他结交的这些朋友，往往是当时虽有一定声望，但是还未真正登上政治舞台的人。他们的出身、地位、名声区别不大，没有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的必要，所以结下了互相勉励、互相促进的真正友谊。这些人在曾国藩后来办大事时给予了极其重要的帮助。
曾国藩的师友中，地位最高的当属名儒唐鉴，曾国藩受其影响最大。唐鉴曾经教导曾国藩治学方法，告诫他读书要专一，要先进入门径，并指导他精读《朱子全集》，为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曾国藩虽然没有拜其正式为师，但一直对他以师礼相待。后来唐鉴去世，曾国藩不仅为他向朝廷请求赠谥号，还给他写了铭文。
在这些师友之中，理学大师倭仁对曾国藩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唐鉴不同，他对曾国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修身方法上。曾国藩原本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记的主要是生活琐事，经过倭仁的教导，他主要记自己一天的得失，时刻反省自己，强化对自己的要求。正是从这时开始，曾国藩的人格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些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专心学问，不尚空言，每个人各有所长，而且都是心怀大志，不甘堕落之辈。朋友们时常往来，互相鼓励，互相劝勉。这些人后来都有一定的成绩，也为曾国藩的事业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择友，注重的是志同道合，对那些甘于平庸或者大言欺人的人，他是敬而远之的。
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来不久，经历略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目中无人。曾国藩很看不起他，从此便未深交。如庞作人，慕名来和曾国藩结交，曾国藩见他爱说大话，不着边际，不太喜欢这样的人，以后和他的交往就逐步减少了。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庞作人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好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潘一见便觉他恶心，在日记中写道：“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自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最后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李鸿章到了京城，在曾国藩的指引下，逐渐开阔了交际的视野，结识了不少有志之士。其中最主要的有曾国藩原来的朋友班底和不断扩充的曾门弟子。李鸿章为人洒脱，比老师更善于交际。曾国藩担心他择交不严，时常加以引导。曾门弟子和同年进士是李鸿章最重要的人际资源。
这些人中，李鸿章与沈葆桢同门同房，交情最为融洽。沈葆桢比李鸿章大三岁，但进士及第的名次却排在李鸿章之后。沈葆桢考中进士后，和李鸿章一起被点为翰林，当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当了三年翰林院编修。
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回乡办团练，沈葆桢在次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过了两年，沈葆桢被任命为九江知府，但当时九江已被太平军占领，他无任可上，便被曾国藩留在湘军大营管理营务，成为曾国藩的幕宾。
咸丰六年(1856年)，沈葆桢改任广信知府，上任不久，就遇到太平军杨辅清带领数万大军前来进攻。当时城中守军仅400人，顿时乱作一片。沈葆桢正在城外公干，有人劝其夫人林普晴出城暂避，她坚决拒绝，写下血书向邻县清军守将饶廷选求助。当沈葆桢从河口镇返回时，城中四处起火，府衙内的照壁也被映得通红，林普晴仗剑立在外边，对丈夫说：“现在正是你报效朝廷、为国捐躯的时候，你若死了，我也不苟活，这口井就是我的葬身之处。”后来幸亏饶廷选率领救兵来得及时，广信城才得以保住。
这件事后，曾国藩对沈葆桢更是另眼相看，同治元年(1862年)上奏力举，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李鸿章和沈葆桢从同学、同事到同僚，甚频。李鸿章在咸丰八年(1858年)底投靠曾国藩时，特地绕道广信，与沈葆桢彻夜长谈。后来李鸿章和曾国藩闹矛盾，在湘军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的家乡福州当道台。沈葆桢得知后，赶紧写信劝李鸿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国藩身边等待时机。
不久，二人在曾国藩的密荐下，几乎同时当上巡抚，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沈葆桢则担任江西巡抚。在以后的内政外交中，二人更是互相呼应，推动了晚清的近代化进展。李鸿章的密友当然不止沈葆桢一人，其他如郭嵩焘、陈鼐等，都对他的起家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可以说，在京时期，他在曾国藩的引导下，结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成为他后来事业成功的人际前提。
只凭单枪匹马，做不成大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扩展自己的人际资源，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办。
私怨不入公门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近20年的北洋水师，惨遭败绩。三十艘战舰有的沉没，有的被缴。李鸿章不得不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另又赔了2亿两银子。翰林院上奏弹劾，国人唾骂不止，李鸿章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只能忍气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