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光绪末叶，随着欧风东渐，经济形势急剧变化，钱庄、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相继出现，票号式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炽逝世，其子鸿图继之，力不能逮。后，王、李二家渐生裂痕，天顺祥格局大变，业务渐衰，全国各分号多有亏空。王炽之子主持的广州分庄亏折数百万，尤伤元气。宣统三年（1911年），王李二家派人到各分号结账，结一处收一处，煊赫一世的天顺祥基本结束。
王炽的儿子王鸿图缺乏他父亲那种坦诚、厚道、大气和宽容的精神，与生俱来的却是多疑、自负且心胸狭隘，这些都是经商理财的大忌。王炽去世之后，同庆丰（天顺祥总号）每况愈下、广州等几个王鸿图接手的分号也经营状况不好。天顺祥从商号变票号那天起，和同庆丰虽有统一的账务和汇兑上的往来，但其经营却是相对独立的。客观上，从那时开始，在银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上早已形成王炽、李耀庭两个中心，王炽除了知道各票号的经营情况，同意李耀庭按业绩给予下属的薪酬和奖励外，其他业务从不过问。由同庆丰主管的两广、福建和贵州等省的票号，李耀庭概不过问，更不插手。同庆丰在银子周转出现不畅时，李耀庭只要知道，不管王炽吭不吭气，马上调拨银子加以补充，直到同庆丰走出困境。王炽在世时，同庆丰、天顺祥是一个整体，王、李为了一个目标经营，按照之前约定，不分彼此。王炽去世，王炽的后人一是经营不善，在不长的时间把同庆丰和几个下辖分号管得一塌糊涂；一是用人不当，下属别有用心鼓动其自立门户，拆分天顺祥，找李耀庭摊牌。每遇尴尬，李耀庭总想到王炽。冥冥之中，他似乎看见王炽就站在面前，一双满是期待的眼睛凝视着他，对他说：耀庭，我的儿子小斋他做到了我对他不吹（抽鸦片）、不赌、不嫖的告诫，但他却没有守住王家经商的气质和胆略，这是上天和爹妈给的，不能怪他。当我撒手而去的时候，只能把同庆丰交给他，没有任何选择，请多多关照小斎，拜托了┅┅。就分家之事，李耀庭与渝号的几个高管席茂之、陈曼堂商议。席茂之说：“耀庭，王小斋想自立门户可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他，其实这种格局还在王炽先生未患重病前就已经形成，并且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它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但是，却不能再给同庆丰和下属的几个票号调拨银子，由于王小斋不善经营，又不能识才用才，补多少银子进去都只能被打了水漂。倒不如让他维持现状，若能用对人，也许会绝路逢生，实在维持不下去只有收庄，到那时天顺祥再雪中送炭，给他一笔颇为可观的银子，让他们一家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我等也就对得起王炽先生的在天之灵了。”陈曼堂说：“耀庭，茂之所言极是，这样既可解王小斋于危难之中，又满足了他自立门户的要求，可谓两全齐美矣。”李耀庭神色凝重，颇为动情地说：“我也认为天顺祥和同庆丰早已貌合神离，成为两个各自为政的实体，而王小斋和陶玉泉（王小斋手下主管）是两个极为聪明的人，他们想要的是银子，并且说得很清楚，是王炽先生该得的那份红利。可以说，天顺祥这些年积攒起来的红利都是王炽先生的，因为直到逝世他都是天顺祥的总管事，这点我们三人都得承认。”席茂之和陈曼堂频频点头，都说王炽先生的地位任何时候都没有动摇过。李耀庭接着继续说：“但是，这几百万两银子的红利，王炽先生心里也十分明白是如何积攒起来的，它凝结了哪些人的心血和汗水，所以直到噎气时他也没有言及此事，在他的遗嘱中，更是只字未提此事，在他的心目中，同庆丰不该参与天顺祥额外分红。王炽先生的高风亮节，是我等顶礼膜拜的楷模啊，在古往今来的商贾中是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正因为如此，我等才投奔和聚集在他的麾下，用我们的心血和汗水成就了同庆丰、天顺祥，同时也成就了我们自己。”李耀庭问陈曼堂：“曼堂，完全结算下来，天顺祥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红利是多少？库存还有多少？”陈曼堂回答：“所有红利为三百八十三万两银子，这些年捐赠、送礼和填补亏空以及自用花费的银子为一百九十六万两，现库存红利银子一百八十七万两。其中重庆库存一百一十三万两，北京三十六万两、汉口二十万两，剩余的十八万两，分别在上海等分号。”李耀庭又问：“曼堂，同庆丰和北京、重庆的业务汇兑相抵，亏空多少？”“八万两。”李耀庭说：“刚才我等和王炽先生的关系已讲得很清楚，别说花点银子，就是需要我等两肋插刀，也是万死不辞的，所以我决定从天顺祥的红利中，分一笔银子给王小斋，让同庆丰振作起来。”“耀庭，你打算给多少？”席、陈异口同声问。“亏空的那八万两除外，再给王小斋二十五万两。”两人十分惊诧，待回过神来，席茂之几分疑惑而又有些不情愿地说：“耀庭，不能一次给王小斋这么多银子，其实他在信中已隐约流露，哪怕能得到十万两就心满意足了，你不担心他又把这二十多万银子打了水漂？”陈曼堂也十分着急，插话道：“耀庭，总数给他这么多银子可以，能不能分两步走，首先给二十万，扣除亏空在帐的八万两，留下十三万两，在王小斋陷入困境，走投无路的时候再给他。”“茂之、曼堂”李耀庭说：“我之所以作出如此决定，是我等向王炽先生应尽的一份心意，如果没有对王炽先生报知遇之恩的感情，我等能给王小斋这么多银子吗？一句话，只要我三人在，王小斋一旦陷入窘境，我等都不能袖手旁观，要让王炽先生含笑九泉┅┅”陈曼堂眼里含着热泪，说：“耀庭，你决定了，我会尽快办理。”“曼堂”李耀庭说：“不忙，请茂之用电报给王小斋回个电函，同意天顺祥和同庆丰各自立门户，从红利中分给王小斋三十三万两银子，扣除重庆号为同庆丰亏空垫支的八万两，即刻调拨二十五万两。”
说到同庆丰的亏空，还得提提造成亏空的原因。王鸿图用人不当，同庆丰管事陶玉泉处心积虑，他给王鸿图出主意：同庆丰要走出困境重铸辉煌，只有收缩分散的力量，避开西帮票号的锋芒，另辟蹊径。“大少爷，我的想法应该毫不犹豫地决定将福州、贵阳、南宁立即收庄，只留昆明和广州两个号，并且把广州号移到澳门去。”广州因为朝廷禁赌，还派了号称“官屠”的岑春煊出任广东巡抚，李耀庭的大儿子李湛阳担任警务道，他俩一到广东，雷厉风行，广东色情和赌博场所纷纷关门。于是，澳门开辟了第二战场。赌徒们去了澳门，把广州的银子都带去了，酒店、茶楼、烟馆、妓院通通南移，每天广东澳门两地流通的银子不下百万两。有实力的票号也跟着在那边开设新号，票号汇兑之兴旺，要排一两个时辰的队，才能兑到现银。蛊惑产生了效果，王鸿图任命陶玉泉为澳门票号管事，将多地收庄的银子集中到澳门，为陶玉泉卷走五十万两银子搞人间蒸发提供了可乘之机。（资料出自昭通作家曾令云长篇小说《李家花园》）
李耀庭的帮助无疑是雪中送炭，让王鸿图绝处逢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鸿图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1909）继任第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亦称雄云南商界。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王炽、李耀庭是肝胆相照的商海兄弟，同庆丰、天顺祥则是西南大地上两朵同根的奇葩。《昭通史话》上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心斋病故后，李耀廷继续主持天顺祥至宣统三年（1911年），凡与王心斋有关财产、债务皆分割得清清楚楚，“无昧天之思，无昧心之举，世谓古今难得一人。”
注：曾令云，中国作协会员。四川隆昌人。1975年毕业于云南师大化学系，1984—1986年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历任昭通地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昭通师专、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现为昭通市委巡视员，市文联主席。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电视连续剧剧本等，计400多万字。报告文学作品多次获奖。（摘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