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文化的三大支柱是爱尔兰的语言、爱尔兰的乡村遗产和天主教会。千百年来，爱尔兰大部分时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统治对于这三大支柱的相互作用发挥着重大影响。甚至近在20世纪50年代，多数爱尔兰人还生活在农庄或小城镇中，就连都柏林比起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来也只是座偏僻的省城。可如今，爱尔兰成了一只“凯尔特虎”，爱尔兰的经济经历了爆炸性的大发展。1950年，爱尔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500美元，现在则已达2万美元（诺顿，1999年）。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爱尔兰加入了欧洲联盟。正如一位到美国访问的爱尔兰人向一位40年前曾经在爱尔兰生活过、后来再也没有回过爱尔兰的美国人所说：“现在我们是欧洲人。”
乡村遗产的衰败在都柏林和都柏林的周边地区显得格外突出，爱尔兰的350万人口中有40％生活在那里。犯罪、吸毒以及其他城市病现在已经流行开来。同样，尽管天主教会现在依然强大，90％的爱尔兰人星期天去教堂做弥撒，但是天主教会从前所享有的权力和威望已经风光不再了。只有爱尔兰的语言盖尔语在几乎灭绝之后又恢复了生机。现在有一座爱尔兰语电视台，调查表明有100万爱尔兰公民收看爱尔兰语节目。与多数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爱尔兰有两种官方语言，就是英语和爱尔兰语。学校要求学习爱尔兰语。因此，保持爱尔兰文化的希望可能就在于爱尔兰的语言了。
语言的使用对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几乎所有文化群体都为自己的母语而自豪，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嗓音是意大利歌剧的四大要素之一（见第18章“意大利的歌剧”）。爱尔兰人长期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英国的残暴统治使爱尔兰人民变成了一个富于精神生活的民族，他们靠着对语言和交谈的热爱将自己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说得再具体点，正是由于爱尔兰人的本土语言盖尔语和英语之间的交融，爱尔兰人才会以他们的雄辩，以他们富于火花的交谈，以他们在文学、法律、教育等非使用英语不可的部门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而蜚声世界。
公元前好几百年，凯尔特人，或者说盖尔人，就征服了爱尔兰，征服了爱尔兰的土著居民袋人（firbolgs）。凯尔特人把爱尔兰分成若干王国，每个王国有一个小国王，统治着当地的氏族部落。这一时期，文明的主导力量是对魔法的信奉。直至今日，爱尔兰的许多界碑，许多传统，仍然残留着那个时代的痕迹。
爱尔兰与罗马远隔千山万水，这才躲过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公元432年，曾经被俘获为奴的圣·帕特里克返回爱尔兰，开始传播基督教。公元756年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黑暗时期”，然而爱尔兰却开始了其知识和学术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11世纪。正如托马斯·卡希尔的畅销历史著作所示，是专心做学问的爱尔兰人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卡希尔，1995年）。公元795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维琴高人入侵爱尔兰，他们沿海岸定居，并在都柏林建立起自己的首都。爱尔兰人聚集在一位颇有才干的国王麾下，终于在1014年打败了维琴高人。他们允许战败者留在港口城市，与爱尔兰人通婚。最后，维琴高人被爱尔兰文化完全融合。
大约自公元1160年起，英格兰人开始介入爱尔兰的事务，有时是应爱尔兰的国王或统治者的召唤而来。然而定居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一起做生意，与爱尔兰人通婚，很快就被当地文化同化了。1366年，英格兰人对此做出了反应，他们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基尔肯尼法，宣布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和姘居关系为非法，禁止英格兰人和生活于英格兰人中间的爱尔兰人使用盖尔语（贝克特，1986年），甚至禁止英格兰人起爱尔兰人的名字、穿爱尔兰式样的衣服。英格兰人还通过法律阻止爱尔兰人掌握权力。最初人们对这些法律置若罔闻，只是到后来的几百年里这些法律才得到了严格执行。
1534年，亨利八世开始对爱尔兰施加严格控制。他的继承者们为了把爱尔兰变成一个新教国家实行了所谓的“种植园政策”，即没收爱尔兰人的土地，然后分配给新教徒，鼓励他们到爱尔兰定居。爱尔兰人忍无可忍，屡屡揭竿而起，结果遭到严厉镇压。1641年那次起义规模最大，持续了10年之久，在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的残酷镇压之下，60万人死于非命。克伦威尔在日记中描述了以上帝的名义屠戮爱尔兰人给他带来的喜悦之情。爱尔兰人对英格兰人不过心存怨恨而已，但是对克伦威尔却怀有刻骨的仇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欧盟里面友好相处，爱尔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比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
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他于1685年当上了英国国王，但是后来被废黜。爱尔兰人与詹姆斯二世结盟至少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废除了许多压制天主教的法律。詹姆斯二世试图夺回王位，结果1690年与他的爱尔兰盟友一起大败于博因河战役。此后两百年间，爱尔兰人的处境更加悲惨。英格兰人不断侵占爱尔兰的土地，到了1704年，留给爱尔兰人的土地只占这个国家的七分之一。法律阻止天主教徒获得、继承甚至租赁土地，天主教徒不得进入爱尔兰议会和军队，以天主教为业的权利受到限制。爱尔兰唯一的大学——三圣学院和大部分用英语教学的学校也对天主教徒关上了大门。
为了保留自己的文化，爱尔兰人求助于非法的教师在“篱笆学校”里用盖尔语讲课。所谓“篱笆学校”就是掩映在篱笆丛中不易为外人察觉的房子。有的时候，还在学生的家里上课。由于这些老师没有多少教材，更没有像样的教室，因此讲课几乎都是口授，这就锻炼了记忆力、口头表达能力和辩论的能力。
1782至1798年间，统治爱尔兰的是一个完全由新教徒组成的议会，这个议会把享有土地的权利归还给了天主教徒，还取消了对从事天主教职业的限制。然而天主教徒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悲惨处境依然没有改变。1801年，爱尔兰的议会被解散，从此以后爱尔兰一直由伦敦的议会统治，直到1922年爱尔兰获得独立时为止。伦敦的议会只有人数不多的爱尔兰议员，1828年由于爱尔兰议员达尼埃尔·奥康内尔的努力，天主教徒获得了解放，英格兰人放松了针对爱尔兰人的法律限制，奥康内尔因此而被称为“伟大的解放者”。
这段时期内，1798年、1803年、1848年和1865年发生了人民起义。尽管这些起义都没有成功，但却有助于为1922年的最后独立奠定基础。起义还反映了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凯尔特性格。
1831年，英格兰人在爱尔兰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只允许使用英语的教学制度。爱尔兰的孩子必须在脖子上挂一根木棍，如果发现谁说盖尔语，老师就在木棍上刻一道痕迹，回到家里孩子就会挨家长的揍，因为家长的工作乃至生存都完全操在英格兰人的手里。许多爱尔兰人至少在公开场合放弃了盖尔语。因领导1916年起义而被处决的爱国者帕特里克·皮尔斯称这种教学制度为“谋杀机器”，其目的就是消灭爱尔兰的语言和文化。除此之外，英国还在爱尔兰实行一种只能种植土豆的农业制度。1845至1849年间土豆收成不好，结果发生了大饥荒。英格兰人信奉的是市场经济的法则，所以拒绝向爱尔兰提供大量援助，眼睁睁地看着上百万人饿死。人们常常将这件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其实早在这场饥荒之前，爱尔兰人就已经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了。难怪讽刺作家乔纳桑·斯威夫特在他的《一个小小的建议》中不无远见地说，干脆把爱尔兰的孩子都杀掉，都吃掉算了。大屠杀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况还真就让斯威夫特的一些小小建议说中了。
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爱尔兰是在1916年的复活节进入历史的。就在那个星期天，一伙儿爱国者占领了都柏林的老邮局。英国人处决了15名起义领导人，从而引发了一场战争，导致爱尔兰一分为二：信奉新教的北部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北部还居住着少数天主教徒，南部则完全是天主教徒的天下。南部占爱尔兰岛的六分之五，本章所讲述的就是南部的事情。
可以想见，一个小乡村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自然相互间都知根知底。爱尔兰到处都是这样的小村庄，它的文化也反映了这一现实。爱尔兰人见面先要相互询问是哪里人，通常聊上一会儿也就知道谁有什么亲戚，谁有什么朋友。爱尔兰人喜欢编织关系网，不用费劲就可以找到共同的朋友或熟人。
爱尔兰地处英国西面，与英国经济关系密切。其面积也就美国大陆的1％，有四座大城市：都柏林，科克，利默里克和戈尔韦。20世纪70年代初，6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现在农业劳动力仅占12％，27％的劳动力从事工业，61％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爱尔兰的劳动力非常年轻，人口的50％以上在30岁以下，24％在15岁以下。爱尔兰的高技术在欧盟内居于领先地位。
爱尔兰人喜欢交谈，交谈对爱尔兰人非常重要，这就使交谈成了这个民族的象征。不过要深入理解这一象征首先有必要考察一下盖尔语与英语的交融，然后再看看交谈的一个基本类型，即向上帝和圣人的祈祷。爱尔兰人交谈很随意，这是他们的交谈的一个主要特征。同样，交谈的地点也很有特色。
盖尔语与英语的交融
爱尔兰人喜欢简单的娱乐形式，但是他们的思维和文化却不简单，常常让外国人感到难以理解。他们特别爱交谈，爱述说，有时让人觉得他们说话只是为了欣赏自己的嗓音。他们使用英语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们并不限于简单地回答问题，而是精心构筑一幅愉悦听觉、愉悦大脑的鲜活形象。爱尔兰人在把盖尔语转换成英语的过程中，先用盖尔语创造形象，再用英语表达出来。许多爱尔兰作家之所以语言生动就因为他们具有绘声绘色地讲述故事的能力。在历史上，讲故事是爱尔兰人的社会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爱尔兰人来说，盖尔语是鲜活的语言、形象的语言，不管多荒谬的思想都可以用悦人的方式表达出来。弗兰克·麦科特那部非常受人欢迎的《安杰拉的灰》（麦克特，1996年）就是这种语言运用艺术的一个完美典型。这部书描述了利默里克大萧条时期的极端贫困，几乎每一位读过这部书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仿佛同麦科特一起体验了他那些悲惨绝望的经历。
正如前面所述，爱尔兰直到不久前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多年担任总理的埃蒙·德瓦雷拉就是一位乡村生活的鼓吹者，他和他的同事们抵制爱尔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很容易想像爱尔兰人的交谈天才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尽管近年来爱尔兰的烹饪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与吃比起来，交谈就算不是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来爱尔兰旅游的人常常会发现，爱尔兰人一聊起来就忘了是在吃饭，直到菜都快凉了才想起来。不过要是一位爱尔兰人提醒他的同胞别吃得太多或别吃得太快，他的同胞十有八九会风趣地回答说，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闹饥荒。爱尔兰人非常喜欢这种嘲弄加诙谐的交谈方式。爱尔兰人如此看重交谈，这是其他文化中所没有的现象。比如在意大利和法国，交谈固然重要，吃也不可偏废。
按人口计算，爱尔兰可能是1870年至今世界上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数量最多的国家。这是盖尔语和英语交融的结果，是爱尔兰人偏爱听觉的结果。爱尔兰还产生了伟大的音乐家，他们能够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把音乐和语言融合在一起。相比之下，爱尔兰的不足是没有产生出可与欧洲同行并驾齐驱的视觉艺术家，在科学领域也乏善可陈。
可以说明盖尔语与英语交融的例子举不胜举，但詹姆士·乔伊斯的作品《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开篇最能说明问题，作者在这里首次运用了意识流技巧：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有一头奶牛沿着路走啊走啊，这头沿着路走的奶牛碰上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人们都叫他“小围裙”……
他的爸爸给他讲了那个故事；他的爸爸透过一只单片眼镜看着他；他有一张毛茸茸的脸。
小围裙就是他。奶牛沿着路走啊走啊，路边住着贝蒂·伯恩；她是卖柠檬糖的。啊，美丽的丛林玫瑰长在绿色的花园里。他唱着那首歌。那是他的歌。（乔伊斯，1964年）
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有好几个地方值得玩味。这段文字表达的是爱尔兰这片土地所特有的乡村情调，反映了盖尔语的生动性。乔伊斯没有解释要发生什么，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想像：要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必须接着读下去，意思将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尽管这段文字平淡无奇，但表达却很有感染力。读者得到的是惊喜，盼望的是更多的惊喜。这段文字从许多方面讲都是盖尔语和英语交融的理想范例。尽管许多现代爱尔兰人和许多美籍爱尔兰人可能不了解这些历史的渊源，但是他们说话的结构和思维的结构却总是反映出这种以恣意想像为特征的交融来。
也许现代爱尔兰作家中想像力最丰富、最能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盖尔语和英语这种交融的是迈尔斯·纳·格科帕林，他的另一个笔名是奥布莱恩。他的小说和故事，有的是用盖尔语写的，有的是用英语写的，就连标题都透着想像力。例如《贫穷的嘴巴：一个关于艰难生活的悲惨故事》（奥布莱恩，1940／1974年）。说嘴巴贫穷，意思就是装穷，是为了糊弄人，好让人借钱给他。这部书是对爱尔兰西部乡村生活的讽刺。
在音乐方面有“酋长”乐队，这支乐队已经演奏了25年，是爱尔兰音乐的代表。他们的歌曲用传统乐器演奏，其中穿插着民间舞蹈和对话，有时还让观众参与进来。生活于19世纪的托马斯·莫尔最善于捕捉盖尔语和英语交融的精华，他的歌曲富有诗意。他有一位亲密的女朋友，让一场火灾毁掉了如花似玉的容貌。他在献给这位女朋友的歌中这样写道：相信我，你青春的迷人魅力令我今天如此着迷，即使你的这一切明天逝去，仿佛神赐的礼物飞来又飞去，你仍会像此时此刻一样令我心仪。我不在乎你的花容月貌一朝逝去，你在我的心中永远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