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以色列人一直到55岁之前都有义务服兵役，但是真正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承受战争状态这个沉重负担的还是年轻人。战争状态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崇尚坚忍……年轻人频繁持久地在军队中服役养成了刻板、内向和冷淡的性格，这与老一代人的感情外露和絮絮叨叨形成鲜明对照。（埃隆，1971年，第231页）年轻一代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不是出于老一代人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念。这种回避情感的倾向是新一代以色列人的性格的基本特征之一。贝特尔海姆在其对基布兹的孩子所做的心理分析中也指出了这一点（贝特尔海姆，1969年）。第二代，也就是在基布兹中出生的那一代人，讲究的是“直截了当，冷静客观，决不让情感左右”（贝特尔海姆，1969年，第85页）。不过最近几年以色列人似乎有所回归，不那么反感公开表露自己的情感了。
我们可以想像，像以色列这样一个总是处于围攻中的小国家难免产生类似于孤身陷于洞穴的恐怖感，这种恐怖感再加上冒险的冲动驱动着许多以色列人，包括基布兹的成员，走出国门溜达溜达。近的，去欧洲国家，也就半个月；远的，到天涯海角，需要数月以至经年。基布兹的成员生活在更狭窄的社会圈子内，因此也就比其他以色列人更感到憋得难受。许多年轻人离开基布兹到一座城市去住上一、两年，体验一下外面的生活，有的甚至一去不归。同样，也有一些以色列人移居到国外就再也不想回来了。
当然，除了创伤的因素之外，还有其它因素对以色列人的世界观有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移民和宗教。以色列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有悲观与乐观的矛盾，有认命与抗争的矛盾，等等。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其人口构成。以色列人一半以上出生在以色列，其余的都是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就是出生在以色列的人，也多是移民的后代。以色列的犹太人主要分为西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的建国者基本都是西方犹太人，他们来自西欧、东欧、美国和澳大利亚。东方犹太人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国家，都是在以色列建国后迁来的，这部分犹太人占以色列人口的近一半。当时东方犹太人多是文盲，缺乏专业技能，也没什么钱，因此面临着融人一个现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西方犹太人信奉的是社会主义，不受宗教约束，东方犹太人则恪守传统。政府官员多为西方犹太人，他们试图按照自己的模子改造后迁来的东方犹太人。不少东方犹太人在新的国家里发了财，但也有不少人一事无成。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形成了“第二个以色列”，两个以色列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鸿沟。后来掀起了一场改善东方犹太人境遇和机遇的运动。尽管现在两个群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别，但鸿沟似乎已经缩小了。
基布兹在两种以色列人的差别问题上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几乎所有基布兹成员都祖籍欧洲，从许多方面来说代表着西方犹太人的精英，就是他们不大愿意接纳东方犹太移民。现在情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基布兹已经越来越愿意接纳东方犹太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了。
另外一个影响以色列人的世界观的重要因素是宗教。信教的犹太人与不信教的犹太人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只是暂时搁置起来了，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酿成大祸。问题的关键在于无法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个基本问题就是：犹太人的概念究竟是什么？
以色列的犹太人并不是以分属于不同的犹太教派来区分的，而是以他们对以色列的土地和国家的态度来区分的。自从犹太人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以来，具有不同思想的犹太人就以不同的方式给自己下定义，其中最主要的有五种（参见弗里德曼，1989年）。第一种是不信教的犹太人，占以色列人口的50％强，他们是新的以色列国家的主要创建者。对于不信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重返以色列的土地，建立现代的社会和现代的军队，把犹太人的节日当作以色列国家的节日过，这一切就可以代替宗教信仰。第二种是信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约占人口的30％，属于所谓的正统派。他们完全支持建立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但又坚持认为这个国家不能代替犹太教。第三种也是信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具有更强烈的弥赛亚倾向，认为犹太国家的复兴仅仅是第一步，最高境界是弥赛亚的到来。这部分人约占以色列人口的5％，他们是“信仰者集团”的移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坚信以色列的每一寸土地都应该由犹太人居住。第四种是极端正统派，占人口的15％。他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只有在弥赛亚到来之后，只有在犹太法得到完全贯彻之后，才能庆祝犹太国家的诞生。他们认为，18、19、20世纪在东欧兴起的犹太神学院和拉比王朝达到了犹太人的生活和文化的最高境界，他们一直要在以色列再现那种生活。他们仍然穿黑色斗篷，戴传统的毛帽；他们用东欧城镇的名称为他们的犹太学校命名；他们使用依地语而不使用希伯莱语；他们还拒绝在24岁以前服兵役，拒绝庆祝独立日。最后一种是80万不信教的俄罗斯移民，其中许多人是无神论者。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来到以色列，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集团，创建了以色列唯一一个种族政党。
不同的犹太人群体，观点主张截然不同，因此也就难怪他们会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发生激烈的冲突了。不信教的犹太人主张政教彻底分离，信教的犹太人则要求二者合为一体。发生严重冲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第四种犹太人中的年轻人拒绝服兵役，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难以容忍的。
大部分基布兹都是不信教的，这些基布兹的创建者们当初在他们的老家东欧的时候就积极反叛犹太教所代表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基布兹成员的世界观与以色列大多数人的世界观相近。
目前为止，我们集中介绍了以色列人的内心世界或个性特征，现在该把他们的内在特征与他们的外在行为联系起来了。人们普遍感到，以色列人傲慢、无礼、目空一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无所顾忌的驾车方式。他们从不保持安全距离，生怕有人插进来。绿灯一亮，前面的车哪怕启动慢了一秒钟，后面的司机就会使劲按喇叭。这种傲慢生硬的行为方式也表现在其它方面，比如处理生意关系或人际关系就急躁得不行，对待顾客也表现得很不耐烦。以色列文化中的这种生硬是以色列社会的一面镜子，这倒不是说以色列人故意跟外界过不去，他们的生硬是他们内心的焦躁和矛盾的结果。正因此，许多美国的犹太人到以色列去很难同以色列人相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行为方式来自他们持久的不安全感，来自压抑这种不安全感的需要，来自对正常生活的需要和渴求。他们一方面希望承认自己的担心和害怕，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么做不合适，显得不像男子汉，而且也没用。
以色列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也是地中海影响的一个结果：意大利人的行为方式就与以色列人的行为方式相似。而且这只是表面上的行为方式。虽然以色列人急躁、易怒，但是他们平静得也快。外表生硬而内心柔和，这就是为什么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把自己比作仙人掌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以色列的暴力犯罪，如强奸、凶杀、抢劫等，相对少些，夜晚街道上也比较安全。
一般来说，以色列人喜欢直来直去，乔伊斯·斯塔尔这样写道：
以色列人热衷于静下心来办实事，喜欢直奔主题。中东地区所特有的那种另类的风度在以色列入眼里都是没用的装潢，纯粹是浪费时间。什么事情都摆在当面，什么问题都被剥得只剩下了实质。美国人为避免伤害他人常爱说“我认为”、“我觉得”之类的话，以色列人则从不说这类话。以色列入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你说得不对”。（斯塔尔，1991年，第45页）
此外，以色列人普遍不拘形式。自我介绍直接用名字而不加姓氏，即便雇员和雇主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士兵和军官之间也是如此。正如前面所说，以色列人尽力缩小人与人之间的权力距离和社会地位差别，他们对繁文缛节没有耐心。以色列的男人很少穿西服，打领带。他们不仅不拘形式，而且开朗率直，鼓励别人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必有所顾忌。他们在交往时也很随便，常常招呼也不打就跑到朋友家串门。如果他们问你“怎么这几天没到我家来玩？”那绝不是客套话。
直截了当和不拘形式是基布兹的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基布兹中所有问题都要经过集体讨论，由集体作出决定。既然基本上不在意地位的差别，每周的会议上大家就会畅所欲言，相互之间有意见也会直说。基布兹一般规模都不大，成员之间很容易形成亲密无问的关系。穿着随便的人不仅不会遭“白眼”，而且还引以为荣。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做事”型社会，讲究不断采取行动控制形势，克服困难。尽管美国人也自称是这样的人，但与以色列人相比不免相形见绌。以色列人随机应变的能力非常强，他们也为自己具有这种能力而自豪。他们的这种能力是长期磨练而来的：过去他们没有权利，不随机应变找到捷径就无法生存；以色列建同之后面临的大量困难逼得他们进一步发挥他们的这种能力。
乔伊斯·斯塔尔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为什么美国的“沙拉酒吧”放到以色列就会办不下去：“以色列人去沙拉酒吧会带上两、三个朋友和他们的孩子，进去以后只付一个人的饮料钱，然后打发孩子们去取‘免费的’沙拉。这样一来，开酒吧的用不了多久就得破产。”（斯塔尔，1991年）
在基布兹内部，随机应变的能力被发挥到极致。许多基布兹资源有限，因此其成员都学会了富有创造性地使用资源，不然的话这些基布兹早就破产了。以色列的农业以其先进性和创造性享誉世界，究其原因，基布兹的经验功不可没。
以色列不仅是一个讲究实干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智慧型的社会。以色列人中有大学学历的人比例很高，人均购书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基布兹也重视学习，为了提高整体文化水平，经常举办各种文化竞赛活动。
任何组织都处于变化之中，其文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分析一个组织的发展和成长的最流行的模式是生物学模式，或者说进化论模式，也就是说组织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埃德加．沙因提出了一个三阶段模型：第一阶段是组织的诞生和早期成长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创建者们本着自己的信念提出基本指导思想，而这些基本指导思想就是组织的黏合剂；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中年阶段，成员的组织意识下降，基本目标和价值观念丧失，结果导致组织的存在危机。如果组织想达到第三阶段，即成熟阶段，就必须根据外界的变化重新确定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念（沙因，1985年）。基布兹现在经历的就是组织的中年危机，以色列社会也是如此。
具体地说，大多数以色列人都不接受基布兹所要求的工作时间，他们只是觉得自己的子女应该至少在基布兹中劳动三个月，以免忘记过去。由于基布兹的生活过于刻板，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莫沙夫就应运而生了。莫沙夫的特点是，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允许财产私有，个人有了一些权利，对成员永久离开组织也可以接受了。
幸运的是，新一代以色列人不像以色列和基布兹的创建者们那样思想僵化，他们表现出善于接受世道的变化。基布兹中，只能占有生活必需品的僵硬规则已经大大改变：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成员的房间里有了各种现代家用电器，出国度假的机会也多了，如此等等。在基布兹发生变化的同时整个以色列社会也在发生变化：以色列人越来越讲究物质享受了。
基布兹发生的另一深刻变化是工业化。由于缺水，以色列的农业已经达到了极限。早在1980年，以色列就已经开发了全部供水资源（迈耶，1982年）。如今，几乎所有基布兹都至少有一个工业企业，平均算起来，基布兹的成员有一半从事工业生产。向工业过渡的原因是，人们认为未来属于工业而不是农业。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其它变化和其它问题。由于实现了工业化，经济方面的决策比以前复杂得多了。由于基布兹的一般成员缺乏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大家共同决策就越来越困难了。
除此之外，基布兹成员，特别是莫沙夫成员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集体奋斗和集体福利的观念正在让位于提倡集体奋斗与承认个人需求、个人隐私和家庭利益相结合的观念。许多基布兹成员乃至许多以色列人要求享有更大的个性表现自由和个人选择自由。其结果之一就是集体抚养孩子的做法日趋衰落。集体抚养孩子曾经是基布兹生活的同义词，是基布兹意识形态的要素。观念变化的另一表现是，对于希望自己选择职业道路的人宽容了。
尽管基布兹在以色列议会中的代表仍然不少，但是他们的影响在最近10年有所下降。这是更加保守的利库德集团在1977年取代工党成为以色列第一大党的一个结果，也许也是强调集体的结果。强调集体常常造就只想遵守集体规范而不想出人头地的人。如今，基布兹领导人的作用不再是参与政治活动，而是树立榜样。
基布兹在以色列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念成为整个国家的灯塔。如果基布兹乃至整个以色列社会想达到成熟阶段，也许就应该在全国重振这些精神的和道德的遗产，因为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过去是，现在很有可能依然是整个国家不断发展和成功的必要条件。以色列已经在高技术领域和其它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以色列正在寻求个人愿望和民族需求的平衡。利用基布兹和莫沙夫作为讨论的起点也许是一个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