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危机比现在更大，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很紧急的，但是我们必须设法解决。现代的医药进步，妇女到40岁还是可以生育的，我们必须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次必须由人们提供答案。因为政府不能变魔术，当我们面对这些现实时，人们必须提供这些答案。我希望明年国庆时，不但能看到经济成长，也能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曙光。
讲到印度人，很少印度妇女是未婚的。为什么呢？因为她们的父母为子女的婚事打算，而且还送给她们很多的嫁妆。这是个很实际的方法，我不晓得多少人会拒绝。记得在1970年9月一个沙尘滚滚的下午，我从阿格拉泰姬陵开车回旅馆，沿途我同阿格拉的省长交谈。他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告诉我，他在研究莎士比亚。我们谈到各种社会问题，我问他，如果我是印度人，我来到阿格拉，我如果事业成功，是个婆罗门徒，我就可以追求年轻的印度妇女。我问他可以这样做吗？他说，那些印度妇女就会问我是不是当真的，而且还会深入地调查我的背景。我说，怎么调查呢？我可以说我是从加尔各答或孟买来的，人那么多，怎样去查呢？他答道，她们就会去查问我是从加尔各答或孟买的什么地方来，调查我的身世。印度人有办法调查女婿的身世。我仍记得那个下午，灰尘满天飞，有几个人在赶牛，牛角挂着收音机。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不能禁止妇女受教育，何况，妇女对我们的经济贡献重大。换句话说，我们要稍微改变政策，使职业妇女认识到她们不但要对这一代的经济做出贡献，同时也应对下一代的社会人口做出贡献。
现在这种偏差的趋势对我们不利。我们之所以公开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是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我们只是私下谈谈，必定会失败。
这个问题必须公开讨论，大家研究。要更进一步使人口的发展达到我们所要的标准。对有孩子的家庭妇女，我们必须设法减轻她们的负担，设法克服人口发展的偏差现象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如果我们不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我可以预见今后我国的发展前景，由三巴旺一直延续到薛尔思桥，到处都是屋子。如果要使社会具有冲力，能向前发展，我们必须靠有创造力的天才，如果把这种有创造天才的人数降低，很多问题就会发生。就如发电厂爆炸一样，还会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很多人才将离开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恶性循环的发展结果，使新加坡陷于崩溃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新加坡既已有勇气发展到今天的先进繁荣地步，就更必须争取有效步骤，使今后20年或更久的时间，有足够的人才来维持社会的水平。
198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我们知道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子女越少。他们看得出小家庭的好处，他们了解到大家庭所带来的负担。当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入息的妇女不再工作时，她本人的事业和家庭的总入息将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是后果将来会更加严重。
天赋比后天环境重要
一个人的表现，得由他的天赋和教养而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素质，比教育和环境等因素的培养，更能决定他的能力表现。有人曾经研究过同卵双生的孪生子在出世时就分别送给属于不同社会、经济阶级的不同家庭抚养的情形。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环境不同，他们的表现却非常接近。其中一项研究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汤姆斯·布扎特教授进行的。他到处寻找同卵双生的孪生子，不论年龄多大——20多岁、30多岁或40多岁。他们测验这些孪生子的词汇、习惯和对颜色、食物、朋友等的好恶爱憎。所得到的结论是：80%和天赋和遗传有关，另外20%和不同的环境和教养有关。
虽然个人的表现只有20%靠培养，但群体的表现，远超过20%是要看训练和组织而定的。就拿东、西德人来比较一下。他们的遗传结构虽然一样，但在表现方面就有天渊之别了。朝鲜和韩国人也一样。他们的表现不同，主要是因为社会、行政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关系。
因此，每个新加坡人，不论他们的天赋素质怎样，我们都应帮助他们，通过更好的训练和教育发挥其所长，这是很重要的。
198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们虽然已经把出生率降低了，但很不均等。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孩子越少，但她们却有更好的经济条件，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环境培养和照顾子女。40岁以下没有教育资格的妇女，每人平均生育大约3个孩子，虽然她们的入息和经济条件有限，不能给子女额外的照顾、帮助和所需的激励。小学程度的妇女平均生育大约2个孩子，中学程度的生育1（1/4）个，高中程度的生育1（1/3）个，大学程度的生育1（1/4）个。
这些数字使我感到非常局促不安，因此，我决定不用它作为将来的基础。数字显示年龄10~39岁的已婚妇女的子女人数。我曾索取有关年纪较大，即35~39岁的妇女的数字，她们的子女人数比较多。在调整了该年龄组里未婚妇女人数之后，所得平均数字如下：
没有受过教育——3.5个
小学——2.7个
中学——1.9个
高中——2.0个
大专——1.65个
如果那些10~34岁较年轻妇女的生育习惯和那些35~39岁年龄较大妇女的一样，情形就不会那么糟了，虽然还不是很好。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生育孩子的数目还是比受过大专或中学教育的人多出1倍以上，因为后者并没有生育至少2个子女以代替父母两人。
今晚我用这些比较不会令人不安的数字作为我的论据。照我看来，年纪较轻的妇女实际上将会比目前生育多一些孩子，不过总不会多过年纪较大的妇女。
1960年以前，大多数的女孩子没有受教育。法律允许一夫多妻制，而人们也实行这种制度。
给妇女平等受教育机会
我们首先普及教育，然后给妇女平等的就业机会，接着在1960年制定了一夫一妻制，结果把我国人民的生育习惯改变了。我们在60年代初期为第一代人提供普及教育，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就有一大群能干的子女。他们的家长都很聪明，许多根本没有受过教育。在他们家长那一代里，不论是能干或能力较差的，他们的家庭都很大。这么一次大丰收是没有可能再重复的。因为这一代没有受过教育的家长的子女，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接受了教育。而那些聪明伶俐的都能出人头地、考进大学，结婚后，他们都将只生育少于2个子女，他们不会像父母那样喜欢大家庭。
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不平衡的方式繁育下去，我们将没有办法维持我们目前的水准。才能的水准将会降低。我们的经济将呆滞不前，行政将受打击，社会将会日走下坡。再过25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将从每2个变成1个（这是有点夸张，目的只是要强调这一点），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却从每2个变成3个。因此，我们怎么能避免降低我们的表现水准呢？更糟的是，在将快来临的电脑化和机器人社会里，我们需要更多受良好教育的工人，少一些都不行。
社会趋势：教育程度越高子女越少
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这种趋势：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子女越少，而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子女反而更多。但是，却没有一个社会曾经把这种过程缩短到只是稍微超过一代的时间，也就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可以从1980年人口普查统计数字中看出来。
年龄在10~39岁的已婚妇女当中，少数的妇女，也就是差不多14%，育有4个到7个孩子。另有更小部分，差不多是0.4%，育有8个或8个以上的孩子。他们几乎全部（97%）都没有受过中学教育。这些妇女，将来会受更好的教导，我们将鼓励她们生育两个孩子就够了。我国的幅员和资源都很有限，不能允许这种爆炸性的家庭扩张。政府已经注意卫生、教育和住屋的发展，以便通过更好的环境来改进我们的工作表现。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必须负起责任，这只有小家庭才能办得到。
从教育部收集到关于1981~1983年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教育程度的资料里，我们发现到妇女的结婚对象，不是教育水平和她们一样，就是比她们高。换句话说，新加坡的男人喜欢和教育程度相等或较低的女性结婚，而很少和教育程度比自己高的女性结婚。
由于40岁以上受过高深教育的女性还不结婚，无法传宗接代，这方面的损失是相当大的：受大专教育的女性占13.5%，受高中教育的占8.5%，受中学教育的占10.5%。
娶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的女性
男人喜欢娶教育水平比自己低的女性为妻，也许是因为无知和偏见，也可能是由于受过教育的女性不喜欢嫁给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的男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在过去，这些事情由媒人去解决。现在，我们夹在两者之间。我们追随西方的作风，做个人自由选择。同时，新加坡的男人却抱着大男人主义，不喜欢娶教育程度比自己高的女性为妻。大多数的男人都希望，他们的子女跟他们一样聪明，因为他们毕竟是跟父亲姓的。很多男人都不明白，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观点来看，父母对孩子体质和脑力的遗传性都有相同的影响。
同时，为了弥补受过高深教育人士因没有传宗接代而造成的损失，我们必须加紧向海外延揽人才。这是一项缓慢和困难的工作。大学毕业生如果坚持目前的生育习惯，不生育两个孩子传宗接代，结果造成的损失，每年将占大约2000名大学毕业生当中的20%以上，根据年龄35~39岁中每名已婚妇女所生1.65个活婴的平均数，差不多等于400名大学毕业生。
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是我国人民的才能。但是，因教育政策的改变和妇女平等就业机会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使我们的资产给浪费掉，同时也影响了妇女作为母亲的传统任务。
然而，李光耀的呼吁并未能解决问题，相反，国人少生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率越来越低。针对这一现象，1986年12月12日，李光耀在国立大学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再次发出警告，要求解决生育率下降，特别是高学历女性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新加坡，有39%的大专毕业女生保持独身。李光耀指出，解决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结婚与生育问题，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但政府有义务向国人说明问题若不解决将会出现的后果。李光耀以自家为例说：“我在我的儿子和女儿的价值观仍在形成的时候，很早就告诉他们：你结婚的时候，记住萧伯纳曾告诉一名女演员的话，必须准备接受你的女儿可能像你的妻子一样愚蠢和像你一样难看，而不是像你的妻子一样美丽和像你一样精明。现在如果你满意这些，就和她或他结婚。否则的话，应再三思考，因为25万基因将进入1个染色体。它们不是来自外太空。这是生物遗传的一个规律，无论它是果树、动物或人类。”
为了解决高学历女性不愿嫁给没有文化的男性而终身独身的状态，为了不浪费这些宝贵的“人才资源”，为了不造成新加坡人口减少的状况，1989年8月20日，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决定：“我们将以自己的方法吸纳外来移民成为新加坡人。”他们首先是“让25000名香港蓝、白领工人移居我国。但是，首先必须记住的是，我们只是让那些在‘普通水准’会考中考获五科及格、工艺学院毕业、获三级全国技工证书或中学资格加上有1500元月薪者前来新加坡”。
李光耀的优生论受到了很多强有力的反对。许多妇女认为他管得太宽，文化层次低的女性认为他歧视自己，而文化层次高的高级知识妇女又都不愿意多生孩子，怕生孩子会影响自己的事业。
为了动员新加坡适龄男青年找学位比自己高或相等的姑娘为妻，以解决高学历女性找对象难的问题，李光耀多次告诫说，学位高的女性不见得就会在家里称王称霸，成为河东狮，把丈夫弄得抬不起头来。李光耀还以自己为例说，他们夫妇俩就是同等学力，都是世界名牌大学剑桥的高才生，都是律师出身，但他家和美幸福，他自己从未感到有被妻子压倒以致失去男人大丈夫尊严的时候。
李光耀的优生论究竟是对是错，只有留待我们的读者自己以及后人去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