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是人类最伟大的武器，比世界上最有杀伤力的武器还更有威力。
——甘地
（一）
1924年3月10日，身体极度虚弱的甘地在孟买海滨茹湖疗养。此时的甘地，虽然身体疲惫不堪，但良好的精神状态让他有较好的精力听战友们诉说这几年的变故。4年的时间，印度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需要甘地出来行动的时刻。
虽然千头万绪，但甘地立即理清了思绪，他一直致力的印穆关系是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1922年不合作运动的突然中止，革命热情过后又没有一个共同纲领使双方结合在一起，一些阴谋家从中挑拨离间，致使教派冲突不断，印穆关系走到了冰点。
1924年4月3日，修养了一个月的甘地首先在《青年印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青年印度）今昔读者》的文章，重申了他的非暴力思想主张，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坚定人们的信念。这是甘地复出的讯号。
随后，甘地又撰写了《论印穆冲突》一文，呼吁不同教派的人们接受非暴力为最后的信条，以协调不同种族间的关系，达到自治的目的。他说：
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与帕西族人决不可用暴力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争取自治的方法必须是非暴力的。
只要我们恢复信仰非暴力，目前的纠纷冲突便可消除。因为在我看来，两教派间采取非暴力态度乃是讨论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的先决条件。双方都必须遵守一个共同原则，即不诉诸武力而诉诸法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了纠纷，就请第三者仲裁，奴果愿意则诉诸法律。非暴力的意义深远，尤其对教派纷争最为适用。
甘地的见解独到，立足点高远，因而深得尼赫鲁的钦佩。他指出，甘地“有眼光，有识别力”。
甘地深知目前的国内形势严峻，各种离心倾向：自治派与维持派，国大党与自由主义分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婆罗门与非婆罗门，所有这些纷争让印度不能团结一致。而甘地要致力于全民族的团结，因此他计划用一年的时间，脚踏实地地推进民族团结的建设性方案。
1924年8月31日，甘地在孟买的演讲时提出了“最起码”的团结方法，即：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工作。
这一呼吁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连与甘地意见不合的贝桑特夫人也发出支援之声，她还在《青年印度》发表声明：
“我准备支持甘地所提三条计划作为国大党的行动纲领，如国大党负责当局接受此议，我将再加入国大党。”
甘地的努力让各派领袖为之一振，他不出意外地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候选人。
但4年的仇视和分歧不会顷刻化解，教派仇杀也没有因为甘地的介入而停止它的动作。1924年9月，在科哈特地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展开了最为剧烈的仇杀，暴力冲突导致了155人死亡。
（二）
1924年9月18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流血事件发生的几天后，甘地痛定思痛，宣布他将在阿里兄弟的寓所绝食21天。这是目前为止，甘地为期最长的一次绝食运动。在这期间，他将只喝清水和盐水。
他从德里发出如下声明：
最近发生的仇杀我不能忍受，尤其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不能忍受。我的宗教告诉我，遇事困扰，不能解决就绝食祈祷。这是受苦，也是自洁。
他想以此让两派人能回归理性，不要自相残杀。
虽然粒米未进，但甘地仍然笔耕不辍。这期间，他先后写下《神只有一个》、《我们的义务》、《不工作，不投票》、《论绝食》等数篇文章。甘地誓死要扞卫团结的决心和诚意再一次令印度举国上下为之动容。甘地的拥护者和他的亲密战友及各方代表人士都迅速赶到德里商议对策。
9月26日，在甘地绝食的第八天，老尼赫鲁主持了一个团结会议，印度区总主教维斯迭柯迭博士、贝桑特夫人、萧克·阿里、哈金、希伦达兰德、玛拉维亚及摩汉里等人都纷纷出席。
开幕式以祈祷的方式开始，与会各人都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祈祷甘地长寿。
27日，大会通过决议：
对圣雄甘地此次绝食的原因深感忧虑，并一致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原则，不论其属于何种宗教，不得破坏其宗教场所，亦不得干涉其入教或转教，更不得有强迫其接受任何信仰、摧残他人的权力。
大会授权主席亲自向甘地提出上项保证，并期盼甘地即日打破绝食，以阻遏日益蔓延全国的宗教仇杀。
28日，甘地给老尼赫鲁回信，表示他仍不能打破绝食的决心，并指出，“为了有价值的目标而作的诺言与誓言，是不能打破的”。同时，他希望与会各位将决议案所显示的对自己的爱化为坚强的工作，为团结而奋斗。
大会在紧张而激烈的气氛中进行，各派互不相认、争持不下，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本着团结的原则才得以通过了最重要的几个议案。如：为了报复或惩处而自行玩法，不仅是违法之举，且亦违背宗教，因而所有争论，理应经过仲裁判决或甚至诉之于法。
如甘地所愿，随着时日的推进，代表们互相之间的态度都逐渐友好起来，氛围也越来越融洽，但甘地的生命也危在旦夕。
10月9日，21天绝食的最后期限。早晨4点，天空尚未破晓，甘地身披一袭黑毯，出现在星光下的早祷人群中。
8时，人群越聚越多。正午前后，所有的领袖和朋友们都已聚齐，停止绝食的庄严仪式开始了。仪式之后，无比虚弱地甘地艰难地对阿里、哈金、阿萨德说，他为了印穆团结奋斗了30年，可都没有成功。他不知道神的意旨如何，但今天他要他们以生命担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定要团结，不要冲突。
代表们表示一定要团结。听到这样的答复，甘地才接过医生拿来的一杯橘子汁，慢慢喝下，绝食便告终止。人们欢欣鼓舞，激动万分。
（三）
1924年10月25日，孟加拉省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日益分裂的国大党空前团结起来。当地政府根据一项行政命令，在加尔各答及孟加拉省等地大举非法搜查民房，很多国大党人的家都未能幸免。同时，警察还以藏匿军火为由，逮捕了加尔各答市长达斯的得力助手鲍斯和国大党自治派的重要人物。但其实并没有任何武器，警察只是带走了党内的所有内部文件。
这是公开的挑衅行为，政府矛头直指国大党。党内外瞬间空前团结起来，11月6日，甘地、达斯、老尼赫鲁等人紧急磋商，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表示共同谋求国大党各派的通力合作，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对付政府的高压政策。
国大党也决定自即日起，致力于四大中心工作，即手纺手织、服用土布、印穆团结、解除“贱民”。并指出：凡年龄未满18岁，未在执行党的工作或参加政治运动、党的活动时着用土布衣服，或未月缴自纺土纱2000码，或因故未缴同额他人所纺土纱者，一律不得充任党的各级委员会或分支机构的委员。
出于长远考虑，甘地认为，只有保持有生力量，防止国大党的内部分裂，才能阻止革命手段的发生和保证非暴力运动顺利进行下去。因而他采取了有条件的妥协措施，让自治派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1925年，甘地逐渐淡出国大党内事务而选择继续深入民间旅行，并进行各种演讲，以推广他的建设性方案。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特、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比哈尔省等，到处都有他瘦小的身影。他依然用和蔼的表情、温柔的语言，以及苦行僧的装扮和身体力行的榜样力量打动着所有苦难的民众。人民把他当成当代圣贤，对他顶礼膜拜，向他倾诉自己的疾苦。甘地还主动与“贱民”接触，并亲自戳穿那些以专门欺压百姓、为害乡里为生的江湖骗子的伎俩。
同年4月底，甘地来到孟加拉省游历，当地的同志出于对甘地健康的考虑，为他在旅行中安排了头等车厢。甘地说：
“假如我把自己包在棉花包里，我的旅行将毫无意义。我必须尽可能像千千万万平民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旅行。”
无奈之下，工作人员只得给他改换了三等车票。
在孟加拉乡村，甘地高兴地发现土布运动成果显着，当地人纺纱蔚然成风。无论是平民，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几乎手头都有纺车。
7月中旬，甘地参加了自治派会议。会上，甘地提议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国大党，党内又起了些许波澜，甘地一如既往地呼吁大家保持团结。
同年底，甘地开始静养，并开始撰写自传。经过连续3年的刊载，写成了《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一书。
甘地的身体稍好些后，1926年底，他又开始了自己喜爱的长途旅行演讲。这次稍有不同的是，出于健康和生活起居的考量，他带上了跟自己相濡以沫40余年的妻子同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地，又布满了他们的足迹。
有趣的是，在科隆坡的欢迎会上，有位听众写了张纸条给甘地，询问跟随他左右的是否是他的母亲，甘地微笑着表示默许。第二天，甘地开始演讲，听众中便有人询问，为何他的母亲不到。甘地幽默地予以回应：
昨晚有位先生将她看成我的母亲，对她或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可以原谅的错误，而且是我们所欢迎的错误。我们相互同意，她不作我的妻子已经40年了。将近40年前，家母弃世，以后她就代替了作为我母亲的责任。她是我的母亲、朋友、护士、厨子，为我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她不来照顾我，我就不能吃早点出门，也不会有人替我料理身边的许多小事，所以我们双方取得一个谅解，就是我享荣誉，她服劳役。
（四）
1927年12月，一年一度的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尼赫鲁信心满满地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议案，如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甘地按照近年一贯的立场，只列席，不表态，但他却看出了这些方案的不切实际。
1928年初，甘地重返真理学院，并为自己的第三子拉摩达斯举行了婚礼。在婚礼前，这对新人都绝食斋戒，并打扫牛栏，用水浇树，表示此后将同心同德，迎接劳作的生活。这场移风易俗的婚礼上既没有音乐，也没有礼物，仅有的是新娘母亲送来的一架纺车和甘地送的一部《薄伽梵歌》。新郎新娘身着白色的土布服，面对篝火，携手共诵圣诗，聆听长辈的教侮。甘地勉励他们要以梵歌为指南，做到安贫乐道，立志为国服务。身为父亲，甘地禁不住热泪盈眶。
1928年，民族运动日趋活跃。产业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青年分子都成为运动中的一份子，集会、罢工，武力斗争此起彼伏。
2月3日，英国西门调查团抵达印度，准备对英国的统治结果进行验收，但代表中没有一个印度人士，这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反帝斗争的情绪，人民立即用抗议性罢工迎接它。
各大工业中心都打出了“西门滚出去”的黑旗。西门调查团赶紧离开孟买，前往德里，面对愤怒的群众，他们只得呆在旅馆。警察与群众发生了冲突，暴行使矛盾迅速激化，而西门调查团事件也使得各党各派重归于好。苏俄的暴力方式成为倡导的主流。
甘地针对此事在《青年印度》上发表了评论。他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并说：
“我必须承认，我尚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只知道它取消了私人财产制，这是将不占有的道德观念用之于经济方面。假如人们自愿接受或经由和平手段劝其乐于接受此一方式，当然是很好的，但就我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主张使用暴力，而且采用没收私人资本，由国家集体所有的制度。不过，不管怎样，在布尔什维克理想的背后，有无数男女为之而作了纯洁的牺牲，这是受列宁所感召的牺牲，是不会徒劳无功的。”
1928年5月，由国大党牵头，成立了一个名为“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机构，老尼赫鲁担任机构主席，提出了一套能满足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需求的自治方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针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行为。
甘地甚为推崇，这份提议在当年的国大党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在12月国大党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甘地提出了自治领议案，并限期于1929年12月31日以前接受，否则将重新发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
西门调查团回国后将在印度的遭遇如实禀告，同时建议工党首相麦克唐纳邀请英属印度和印度各土邦代表举行一次会议。考虑到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英国政府予以采纳。
欧文总督赶在1929年10月31日国大党年会之前匆忙发布了声明，表示他准备举行圆桌会议，以便能就印度宪制问题形成具体建议，提供国会讨论。同时声称“政府认为1917年宣言中所暗示的印度宪治地位乃是自治领”。
这一声明给了甘地等人希望，他们迅速做出反应，召开会议，并通过一项联合宣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总督的公告。
但好事多磨，欧文总督的声明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麦克唐纳首相立即发布声明予以澄清。12月23日，欧文总督与甘地等人会晤，欧文总督自然改变了语气，也不承认先前所发的声明了，会谈最后还是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