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至于知其所欲说，迎而拒之，然卒至于言听而计行者，又为难而可喜者也。秦穆公执晋侯，晋阴饴甥往会盟，其为晋游说无可疑者。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曰必报仇，君子曰必报德。”秦伯曰：“国谓君何？”曰：“小人谓之不免，君子以为必归；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遂归晋侯。秦伐赵，赵求救于齐，齐欲长安君为质。太后不肯，曰：“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愿见，后盛气而揖之入，知其必用此事来也。左师徐坐，问后体所苦，继乞以少子补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曰：“甚于妇人。”然后及其女燕后，乃极论赵王三世之子孙无功而为侯者，祸及其身。后既寤，则言：“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于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长安遂出质。范雎见疏于秦，蔡泽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泽天下辩士也。彼一见秦王，必夺君位。”雎曰：“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夺我位乎？”使人召泽，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对曰：“然。”即引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事。雎知泽欲困己以说，谬曰：“杀身成名，何为不可？”泽以身名俱全之说诱之，极之以闳夭、周公之忠圣。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劝其归相印以让贤。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辩，敬受命，延入为上客。卒之代为秦相者泽也。秦始皇迁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杀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请谏，王召镬将亨之。焦数以桀、纣狂悖之行，言未绝口，王母子如初。吕甥之言出于义，左师之计伸于爱，蔡泽之说激于理，若茅焦者真所谓靡刂虎牙者矣。范雎亲困穰侯而夺其位，何遽不如泽哉！彼此一时也。
分析他所列举的这几次成功的进谏。进谏前所处的环境都颇相似：所要游说的对象都已经知道来者的目的，而且都是全副武装以待。进谏时所采取的策略也很相似：一开始先打破对方的思维定式，使对方肯听你继续说下去；二是用情感去打动对方，或者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或者自说自话引发对方联想，总而言之消除对方的敌意；三是用利害去征服对方。理据要充分有力，大义要持之不疑。我越坚定，他越相信。虽然，洪迈对进谏的方法研究颇深，可是，从现有的材料看，他并没有真正用过。
四、荐贤
洪迈信奉儒家“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教义，不完全同意道家清净无为的主张。道家认为如果想要人民不奸猾，就应该摈弃智能，如果想要人民不卑鄙，就不要尊崇圣人。天下要大治，就应该休养生息，让老百姓顺其自然去发展。汉代的第二任宰相曹参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
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日夜饮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则然矣，然以其时考之，承暴秦之后，高帝创业尚浅，日不暇给，岂无一事可关心者哉？其初相齐，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参于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然入相汉时，未尝引盖公为助也。齐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隐居深山，蒯彻为参客，或谓彻曰：“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彻以告参，参皆以为上宾。彻善齐人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受。凡此数贤，参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传，则参不荐士之过多矣。
洪迈批评了曹参的做法。他认为所谓无为之治是与民休养，并不是无所事事。当时汉朝刚刚得到天下，统治还不稳固，要做的事情多得是，怎么可以一无所问呢？他还认为国家既然设立官职，就是要吸引贤才一同治理天下，现在曹参身居宰相的位置却不肯引荐贤才，没有尽到宰相的职责。客观地说，曹参处于当时，采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法还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宰相，不为国家物色和储备人才则是缺乏远见的行为，毕竟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执行无为而治。洪迈也列举贤臣相互举荐的例子：
汉祖至南郑，韩信亡去，萧何自追之。上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亡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乃拜信大将，遂成汉业。唐太宗为秦王时，府属多外迁，王患之。房乔曰：“去者虽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经营四方，舍如晦无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为名相。二人之去留，系兴替治乱如此，萧、房之知人，所以为莫及也。樊哙从高祖起丰、沛，劝霸上之还，解鸿门之厄，功亦不细矣，而韩信羞与为伍。唐俭赞太宗建大策，发蒲津之谋，定突厥之计，非庸臣也，而李靖以为不足惜。盖以信、靖而视哙、俭，犹熊罴之与狸犭生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至矣。
唯有贤能知贤。洪迈充分认识到“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并且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寻找堪用的大才就更是困难。只有同时依靠贤明臣子如萧何、房玄龄，委托他们去发现和引进人才，人才才会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五、救贤
贤才难得而易失，一方面贤才总是容易引起旁人的妒忌而被谗害，另一方面皇帝总是比较顾忌有才能的臣子。洪迈认为，一个合格的臣子为了国家利益，应该在这种时候站出来，解救贤才，这才是为人臣子应有之义：
汉高祖怒萧何，谓王卫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轻魏王，责之曰：“我见隋家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踬顿，我自不许儿子纵横耳。”魏郑公曰：“隋高祖不知礼义，宠纵诸子，使行非礼，寻皆罪黜，不可以为法，亦何足道。”观高祖、太宗一时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随即规正，语意既直，于激切中有婉顺体，可谓得谏争之大义。虽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听乎！
洪迈对王卫尉和魏郑公大加赞赏之余，同时也指出，他们还需要遇上“明主”：
自古将相大臣，遭罹谮毁，触君之怒，堕身于危棘将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转祸为福，盖投机中的，使闻之者晓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萧何为民请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为多受贾人财物，下何廷尉，械系之。王卫尉曰：“陛下距楚数岁，陈、黥布反，时相国守关中，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上不怿，即日赦出何。绛侯周勃免相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谓至危不容救，而于立谈间见效如此。萧望之受遗辅政，为许、史、恭、显所嫉，奏望之与周堪、刘更生朋党，请“召致廷尉”，元帝不省为下狱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视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免为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于是可见。
元帝已经知道把萧望之关起来是错的，也下令放人。可是史高一番大话就让他改变了注意。什么大话呢？史说：“皇帝您刚刚即位，天下人还不知道您的才德和恩情，您却先去调查自己的老师（萧是元帝的老师）。既然已经把他下到大牢里去了，（那不管他有没有罪，您都应该）对这个案子进行判决免去他的官职（以显示萧有罪您没错，使天下人不会议论您）。”于是无罪的萧望之就被削职为平民。洪迈由此指出，碰上耳根子软的昏君，即便有贤才也是难以长久的。
六、佞臣
奸臣人所共愤自不待言，但洪迈在历史上还发现了另一种人。他们往往以才德闻名，实际上常常媚上邀宠、假公济私。这种人的伪装性很强，无朝无代不有之。洪迈选取了其中一个典型：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报私怨，初非尽忠一意为君上者也。尝为吕禄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礼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语，谓勃不能争吕氏之事，适会成功耳。致文帝有轻勃心，既免使就国，遂有廷尉之难。尝谒丞相申屠嘉，嘉弗为礼，则之丞相舍折困之。为赵谈所害，故沮止其参乘。素不好晁错，故因吴反事请诛之。盖盎本安陵群盗，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汉代史书颇以爰盎为贤，大概因为他在梁王争储的时候始终站在朝廷一边的原因。洪迈以敏锐的眼光和犀利的笔触揭发这个隐藏很深的小人，为后来者提供一类反面人物的典型。
陷害贤人是历代奸臣贼子的拿手好戏。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仁人义士落在无耻小人暗算中，一部皇皇正史，差不多就是碧血长虹的血泪史。洪迈选取其中最为典型者，表而出之以为来者戒：
李林甫为宰相，妒贤嫉能，以裴耀卿、张九龄在己上，以李适之争权，设诡计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终于位，陈希烈及见其死，皆共政六七年。虽两人伴食谄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忮心贼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桧则不然，其始也，见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执政。史才由御史检法官超右正言，迁谏议大夫，遂签书枢密。施钜由中书检正、郑仲熊由正言，同除权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谢，施即参知政事，郑为签枢。宋朴为殿中侍御史，欲骤用之，令台中申称本台缺检法主簿，须长贰乃可辟。即就状奏除侍御史，许荐举，遽拜中丞，谢日除签枢，其捷如此。然数人者不能数月而罢。杨愿最善佞，至饮食动作悉效之。秦尝因食，喷嚏失笑，愿于仓卒间，亦阳喷饭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历岁亦厌之，讽御史排击而预告之，愿涕泪交颐。秦曰：“士大夫出处常事耳，何至是？”愿对曰：“愿起贱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师生成恩，过于父母，一旦别去，何时复望车尘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怜之，使以本职奉祠，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罢参政，或曰：“胡不效杨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气。笑曰：“便打杀我，亦撰眼泪不出。”秦闻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尝以病谒告，政府独有余尧弼，因奏对，高宗访以机务，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见，上曰：“余尧弼既参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与闻。”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牍阅视，皆已书押。责之曰：“君既书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卖耳！”余离席辩析，不复应。明日台评交章。段拂为人愦愦，一日，秦在前开陈颇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觉，殊窘怖，上犹慰拊之，且询其乡里。少顷，还殿廊幕中。秦闭目诵佛，典客赞揖至三，乃答。归政事堂，穷诘其语，无以对，旋遭劾，至于责居。汤思退在枢府，上偶回顾，有所问。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为然，乞问汤思退。”上曰：“此事朕岂不晓，何用问他汤思退？”秦还省见汤，已不乐，谋去之。会其病，迨于亡，遂免。考其所为，盖出偃月堂之上也。
洪迈用文字为两个害贤的奸臣画了像。细看全文，试比较李秦之奸诈害人，都有四点共同规律：第一，两人都是阴谋诡诈之辈。史载李林甫善于察言观色，在接见安禄山时不用他开口就把他心里想的事情都说出来，致使安禄山大为惶恐，奉之如父。秦桧早年曾中状元，他心机深沉，极其善于逢迎皇帝，特别注意小节。《宋人轶事汇编》中记载他不允许自己的儿子穿杏黄色，儿子不理解。他说别人都能穿唯独秦家人不能穿；二，都是心胸狭隘之辈，两人都不允许别人有半点可能与他们争宠。但凡有靠近皇帝的都要想办法挤走。李林甫还能稍微容忍长点时间，而秦桧几乎是立刻就要翻脸加害；三，都豢养着一帮走狗，如牛仙客和陈希烈谄事李林甫，杨愿谄事秦桧，极尽无耻肉麻之能事；四，都受皇帝的宠爱，有皇帝为他们撑腰。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最隐晦的一点，李秦二人争的都是皇帝的宠爱，专的都是皇帝的特权。实际上，这两人仍然是皇帝养的两条高级走狗而已。洪迈不能明言，但于无言处言之。
七、治民
为臣子者要代替皇帝，直接去治理人民。人民对这个国家机器的印象，就是通过这些地方官吏获得的。而这些直接治理人民的官吏素质如何，怎样治理地方，都直接影响到民生国计，直接决定老百姓对这个政权的支持与否。洪迈从反方面阐述了这个道理：
陈胜初起兵，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以应胜。晋安帝时，孙恩乱东土，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支解之。隋大业末，群盗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陷京师，其徒各出大掠，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宣和中，方腊为乱，陷数州，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杭卒陈通为逆，每获一命官，亦即枭斩。岂非贪残者为吏，倚势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时肆志，人自为怒乎？
与同时代那些官派史学者不同，洪迈没有把一切罪名都归到起义军民的头上。尽管他也把起义军民称作盗贼，但是他却从深层次为这些本是良民的“盗贼”做了一次辩护。老百姓们每到一处都要恶毒地对待当地官吏，他们对官吏的仇恨说明官吏们曾经是多么的贪残暴虐，否则善良的老百姓怎么会走上反抗的道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洪迈借助历史警告了那些残民以逞的官吏们，官逼民必反，如果还不顾惜民力，不给老百姓活路，老百姓也绝不会给你们好下场。
八、情理
洪迈不是一个法学家，他奉信的是宽人恕己的儒家之道。因此，虽然他明白而且坚持封建国家的法令不可更改，秩序不可破坏，但他认为在法律范围内应该适当照顾情理，情与法应该相得益彰相互融合，这样才能体现仁者爱仁，仁者爱民的精神，才能取得最好的施政效果：
士大夫告命，间有错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白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