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官制，洪迈对于整个制度体系都注意考察。如《容斋随笔》卷二《汉采众议》，列举八则两汉朝廷众议的史事，云：“此八事者，所系利害甚大，一时公卿百官既同定议矣，贾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征，独陈异说。汉元、成、哀、安、顺、灵皆非明主，悉能违众而听之，大臣无贤愚亦不复执前说，盖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有其不治乎？”洪迈对汉采众议极为欣赏，但同时也能发现这个制度的弊病。卷十三《汉世谋于众》曰：“两汉之世，事无大小，必谋之于众，予前论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以掩众议者。”洪迈注意古代制度对宋代制度的借鉴意义。《容斋随笔》卷十一《汉唐封禅》批评汉光武帝唐太宗行封禅之事，曰：“予谓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禅之非，形诸诏告，可谓明着。然不能几时，自为翻覆，光武惑于谶记，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观之，盖所以累善政耳。”在《容斋三笔》卷七《孙宣公谏封禅》中，又批评了钦宗的封禅，褒扬孙独上疏谏封禅，“虽魏郑公、陆宣公不能过也。”又如《容斋四笔》卷十五《北郊议论》、《五笔》卷七《叙西汉郊祀天地》两篇，皆以考订西汉郊议之事，评议宋代元丰，元绍圣三次郊祀的得失：“予固赞美之于四笔矣，但熟考汉史，犹为未尽”，“是时，坡公以非议者所起，故不暇更为之说，似不必深攻合祭为王莽所行，庶几往复考赜，不至矛盾，当复俟知礼者折衷之焉。”他如《容斋随笔》卷十一《汉诽谤法》、《客斋三笔》卷一《汉将军在御史上》、《容斋四笔》卷四《两道出师》、卷十三《汉人坐语言获罪》诸文皆属考察制度之类。
（第二节）治史方法
洪迈自幼熟读经史，于各种史籍，无论正史稗说，无不广泛涉猎，对二十一史，尤其精熟，加上又有亲修史书的实际经验，因此，他对各家史书之优劣短长，皆能详加称举，对修史撰书之事状情实，了然心中。在长期的治史生涯中，他总结了历代史学之经验得失，对史料、史笔、史论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洪迈的治史方法，在笔者看来，有如下几点：
一、作史以信
《容斋随笔》中的有关篇目是洪迈阅读大量史书后的感悟，内容有考证真伪、比较异同、褒贬人物、论断是非以及由此写下的大量关于“历史”的论述。他在记录史识时，其方式可分为如下几类：
1.广辑史料。洪迈治史，搜集史料的范围极其广泛，举凡经史子集、章奏文册、笔记杂录、方志谱牒、金石碑刻、文物古迹、遗闻轶事、民俗传说等等无不为其所猎取利用。他自己亦曾说过，读书时，“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如《容斋随笔》中的《欧率更帖》、《罗处士志》、《唐平蛮碑》等三贴，分别是他读到欧阳率更帖、隋《处士罗君墓志》、唐《平南蛮碑》时所领悟到的史实，并随笔记下。可见他周游南北东西，所到之处，尤留心于寻访遗址遗迹，搜求金石碑刻。洪迈尤其认为，搜集史料要首重原始资料。他一贯主张，作史要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以保证史事史论之真实可靠。当时人的记载或文字，未经传钞、整理、摘录，甚至增添、失实的可能性最小最为可信。
2.偶记常识。容斋五笔中有不少的历史常识被洪迈随笔记下。《容斋四笔》卷八《历代史本末》，记历代史书，主要是正史（十七史）本末；《容斋四笔》卷十六《郡县用阴阳字》则说：“山南为阳，水北为阳，谷梁传之语也，若山北水南则为阴，故郡县及地名多用之，今略叙于此。”并记录了许多以阴阳为名的郡县；《容斋五笔》卷一则有一篇《狐假虎威》谈及“狐假虎威”这成语的出处：
谚有“狐假虎威”之语，稚子来扣其因，示以战国策、新序所载。战国策云：“楚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郡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新序并同。而其后云：“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俗谚盖本诸此。
洪迈记录这些历史常识，有普及知识及课教子孙的用意；《容斋四笔序》稚子群观其笔记，《历代史本末》提到“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前文《狐假虎威》中亦有提到“谚有‘狐假虎威’之语，稚子来扣其因，示以战国策、新序所载。”这也说明，他记录这些，只是为了教育小儿。
3.好发议论。后人推崇其所着《容斋随笔》“考据精确，议论高简”。又说“考据议论之书。莫备一于两宋，然北则三刘、沈括，南则文敏兄弟，欧、曾辈似不及也”。“《容斋随笔》一书，与沈存中《梦溪笔谈》、王伯厚《困学纪闻》等后先并重于世。”这些赞誉并非过分。洪迈在记录史实的同时，经常会对时人时事发表议论，但他发表评议也不光只是凭借一己之私好。如《容斋随笔》卷四《二疏赞》一文，指出苏东坡所作《二疏图赞》，立意超群、文采飞扬，可惜议论与史实不符，洪迈亦有此而论：“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羞忒，用可传信后世。”意议论与史实一定要相符，否则便不可信。又有《容斋二笔》卷五《秦隋之恶》中谈及，三代之后，被人骂得最凶的是秦、隋二代，难道这二代之恶“浮于桀、纣哉？”洪迈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议论：“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久长。一时论议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征，是以其事暴白于方来，弥远弥彰而不可盖也。”秦隋虽有罪，然不及人所咒骂之甚也。“成王败寇”、“入主出奴”几为社会信条，秦、隋二代在汉唐二代人的口诛笔伐下，岂能不添油加醋，罪恶剧增。洪迈在《容斋续笔序》中曾说过，“是书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闲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着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口煞）有好议论。’”由此可见，无论是有好论也罢，无奇论也罢，洪迈好议论这一点亦为人所晓。
4.秉笔直书。中国古代史学，素来讲求“秉笔直书”，如司马迁之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刘知几亦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种不以己意害事的客观性追求，几千年来一直是历代史家立言所循之不刊鸿教。而洪迈继承并弘扬了历代史学之秉笔直书的传统，主张据事直书，惟义是规，反对徇情枉道，曲笔求全。他曾道：“称誉过人实，最为作文章之疵病”，“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忒差，用可传信后世。”在实践中，他也能以此为准则，不为喜欢的人饰过，亦不为厌恶的人隐善。如在《容斋随笔》卷四《周世宗》一文中，他认为周世宗“英毅雄杰，以衰乱之世，区区五六年间，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可谓时贤主”，对其推崇有加。但他并不因此而隐饰周世宗的短处，而是仔细地考其行事，指出周世宗存在“失于好杀，用法太严，群臣职书，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有”的缺点。又如，洪迈自己先前曾写有《义倡传》，后来，他经过考察后发现内容也有失实之处，就在《容斋三笔》卷九《辩秦少游义倡》中认真地据实予以标出：“此不待辩而明，己志之失着矣！”他的这种实事求是、严于律己的精神和态度，难能可贵。
二、考史辨妄
洪迈之历史考据，能博涉古今，贯通百家。其于治史过程之中，凡遇人物地方、时日势态、故实往事、礼制职官、朝章国典、姓氏称谓、典故博文、学术道艺之属，似有疑处，必加严察精究；凡未确证，皆予稽考验明。其考古证史，或辨其真伪，或明其正误，或审其源流，或释其疑义，或钩其沉潜，或阐其幽微，莫不以论据谨严、考核精详见称于世。
1.不信野史。《容斋随笔》卷一的第十二则，题为《浅妄书》。文章开篇即言“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石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木刻杜集，遂以入注。”洪迈指出这几种讲述唐代史事俗书之中像姚崇、郭元振、张嘉贞、张九龄、杨国忠、苏廷页等人物的时间前后完全错误，来往关系也就全不可信。卷四的第十六则题为《野史不可信》，亦在开篇就说：“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显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洪迈否定野史俗书的记载，认为绝不可信，态度认真严肃，几乎是任何被视为野史、俗书的着作其记载即无可信度，即不可视为历史，不应为严谨史着所收录。其态度似乎过于苛刻了些。
2.辩误纠谬。洪迈在收集、整理资料和编写着作时，能够尽力求真存信，仔细辨别考证史料，错讹者正之，脱漏者补之，不清者明之。如《晋书》及《南史》之《陶潜传》皆记录陶潜不愿为五斗米而向督邮折腰，解印绶去彭泽令，而洪迈根据陶渊明文集《归去来》序：“……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在官八十余日”的内容，提出自己的见解：“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这是根据直接材料提出的看法，是不容忽视的。《资治通鉴》书董仲舒对策为建元元年。洪迈依《汉书·武帝纪》所记，汉武帝元光元年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及策问与对策等内容，认为董之对策“必非（武帝）即位之始年”。后世证明他的考证是对的，只是考证略欠不足而已。又有，《晋书》本传赞王羲之，只是专颂其研精篆索，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却略无一词论其平生。洪迈据有关史料，在《容斋四笔》卷十《王逸少为艺所累》中指出王羲之实际上也是位“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的人，后世不载，盖是为其书名所盖。
3.勇发新见。在考证、鉴别史料的基础上，洪迈又认真分析各种事实，冲破前人的种种传统成见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如秦朝一传而亡，其原因是什么？自汉以来，议论者都归之于商鞅、李斯，说是“鞅更变法令，使民不见德；斯焚烧诗书，欲人不知古”。洪迈经过自己思考，认为“其事固然”，“观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皆自挟诈失信故耳”。为何失信乃张仪、魏冉以谋骗楚怀王入武关，“辱为藩臣，竟留之至死”。由是，楚人如悲亲戚，诸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户亡秦’之语遂验”。因此，张仪、魏冉乃是罪魁祸首。然而，魏冉之罪，后人知之甚少。司马迁以其援立昭王，有功于秦，失于细考。当然，洪迈的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他不人云亦云，注重事实以立论，敢于发表新见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4.类比归纳。洪迈博闻强识，善于将史书中相类的事加以归纳，得出一个看法。在《容斋随笔》中有关历史的部分，可见最多的条目就是以这种方式呈现，或将相关资料尽量搜集，然后做简单的归类，如《容斋随笔》卷五《秦隋之恶》；或从某一观点摘录史书中的相关资料，加以编次整理，如《容斋随笔》卷十二《妇人英烈》；或归纳相似的史事，得出人事道理，如《容斋二笔》卷一《存亡大计》，等等。
在这些史事与他所得看法之间，关联性很高，并不给人牵强附会之感，对史事的陈述亦颇为准确。其人对史事之熟与学识之广，令人赞叹，但同时，我们应该知道其方法并不值得提倡。首先，容易让人以同样的方法给予反证；其次，一件史事有不同深度的理解层次，而洪迈几次只是从一个较为表面的层次来归纳议论。其实以洪迈学识上的渊博与思想上的敏锐，不会不发现这种以简单的归纳方法得出观点有欠深刻。然而他的初衷也只是记录随笔而已，未曾想过有进一步考证思辨的必要。
三、以文谈史
洪迈对唐宋诗研究甚深，在研究文辞的同时，他善于在古人诗文中想见当时史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了文史相隔的局面。他学综百家，淹贯文史。其文学以其能考史而明，其史学则以其能训文而大。
洪迈有他自己的一套读书习惯，他读白居易、苏东坡诗，从白、苏诗中摘录出有关记年岁的句子。白居易的诗句如“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我今悔已晚，六十方退闲。”、“人生七十希，我年幸过之。”、“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苏东坡的诗句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洪迈说：“白乐天为人诚实洞达，故作诗述怀，好记年岁。因阅其集，辄予录之。……东坡素重乐天，故间亦效之。”洪迈汇集白诗记年岁的句子七十六句，他的体会是“玩味庄诵，便如阅年谱也。”这种读书习惯，与他曾经修过史并始终对历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关。又如洪迈读白居易诗，归纳了白居易说俸禄的诗句。白居易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察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困。”贬江州司马，曰：“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罢杭州刺史，曰：“三年清俸禄，颇有余衣食。”白居易作诗，乐于将其所任的各种官的俸禄写入诗中，从壮年到老年，都有记载，给研究唐代官员俸禄及白居易思想者，提供了可用资料。洪迈利用白居易俸禄诗句，纠正苏东坡所说：“公凛有余粟，府有余帛”的看法，认为白居易“立身廉清，家无余积”。
在容斋五笔中还有很多条文，是根据诗文而谈历史的。如《容斋二笔》卷二《唐诗无避讳》一文中，洪迈列举了白乐天、元微之、杜子美、张祜、李义山等人的诗歌，提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此文虽是在写诗歌，但其实是隐含着对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的影射。而他在读过《元次山集》中的《左黄州表》，觉得左震“为政宜民”，为黄州人所歌颂，“歌颂”之词正反映了史实，应该标显于史传：
予读元次山集，有左黄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赞善大夫左振，出为黄州刺史，下车，黄人歌曰：‘我欲逃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后一岁，又歌曰：‘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盖此巫黄人也。振在州三迁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将去，黄人多去思，故为作表。”予谓振（即震也）。为政宜民，见于歌颂，史官当特书之于循吏中，而仅能不没其实，故为标显于此。
洪迈也善于从诗文中看出前人历史研究的谬误，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联系历史，这并不是一般学者可以做到的。如《容斋随笔》卷八《浯溪留题》是一个例子，即以唐代永州浯溪的石刻考订《新唐书》记载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