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谈论史事
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容斋随笔》的史学成就绝大多数表现在对汉唐史事的研究上。计《五笔》７４卷１２２０条笔记中，光是论两汉的史事约１３８条。而且洪迈对历史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考史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从中研究出治乱之迹，通古今之变。其中，他又特别注重汉唐的比较，将汉唐君臣事迹、制度规模、盛衰原因作为最可资用的历史经验。《容斋随笔》卷十六“前代为监”条曰：“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监。……考诗、书所载及汉、唐诸名臣之论，有国者之龟镜也，议论之臣，宜以为法。”他认为，《诗》、《书》中皆以商为鉴；汉代大臣言事，皆以秦为鉴；唐代大臣言事，皆以隋为鉴。因此，他强调近代史对现实政治的借鉴意义，对唐代史事特加留意。但他也往往联系汉唐立说来看，将汉唐看作两个辉煌而借鉴丰富的朝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汉唐的成功就是善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基于“回复三代”之类的宏大理想。如《容斋三笔》卷九“射佃逃田”条认为，汉唐的制度，恰恰是从秦、隋损益而成，宋代的制度建设也应当以此为法：“汉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随宜损益，不害其为炎汉。唐之法制，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饰，不害其为盛唐。国家当五季衰乱之后，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时设施，固亦有可采取。”其他如《容斋随笔》卷五《汉唐八相》、卷十一《汉唐封禅》、《容斋二笔》卷二《汉唐置邮》、卷五《汉唐二武》、卷十《汉唐辅相》、《四笔》卷十二《汉唐三君知之》、《五笔》卷二《汉武唐德宗》诸条，皆以汉唐相比较，发现颇多。
就其关注的历史而言，洪迈着力之处还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官场政治
洪迈谈论史事，主要是历史政治官场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些议论，值得引起大家注意。政治成败洪迈时常谈及，战国七雄的成败，楚汉相争的兴亡、袁曹用兵的巧拙、汉武与光武“治盗”的得失，洪迈皆有所论。
如，七国争雄，六国败而秦国胜，他认为：一方面，秦固然是“得地利、善用兵”，且日益强大；而同时六国又“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互相争斗，以至衰弱，实是“自有以致之”。然而另一方面，“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之士”，但六国在用人方面，尤其是在使用掌权重臣方面，却是十分保守的：“然六国所有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相较之下，“独秦不然”。秦敢于放手使用天下各色人等，“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因此，洪迈最后得出结论：“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又如楚汉相争，楚亡而汉兴，《容斋三笔》卷二《刘项成败》中洪迈写道：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如初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颛主约？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在他看来，刘、项的“成败之端”在于入关后，刘邦致命于怀王，项羽却背主约。其见解不可谓不正确。至于袁曹用兵，洪迈以为，曹操用兵之际，“并谋兼智”，士众悉力为用，袁绍不用田丰之计，竟然杀之，故败于官渡，导致“失国丧师”。这些，以及其他未曾列举的种种，都是洪迈切合史实，然又见解独到的论析。
对于历史上的官场风气，洪迈对其一直是持厌恶态度的。容斋五笔中所谈到的官场之风有不少。
首先，对上谄媚。《四朝史·天文志》记有元八年至元符二年间天象，有所谓“四星之占”，曰“主擢用文士，贤臣在位”，曰“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贤臣在位”，曰“主文星入国，贤臣用”，曰“主贤臣在位，天子有子孙之喜”云云。洪迈在《容斋三笔》卷十三《占测天星》中却一语指出：“按是时宣仁上仙，国是丕变，一时正人以次窜斥，章子厚在相位，蔡卞辅之，所谓四星之占，岂不可笑也！子孙之说，盖阴谄刘后云。”其实这种对帝后权相谄媚之事，是司空见惯的。
其次，是不顾百姓疾苦。如：元五年，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官吏认为法律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洪迈对此亦极为不满，指责其不顾百姓痛苦。《容斋五笔》卷七《风灾霜旱》中写道：“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
第三，陷害同列。复齐国的田单，败秦兵的信陵君，诛郅支的陈汤，破黄巾的卢植，平蜀地的邓艾，败吴国的王浚，却苻坚的谢安，挫醒温的慕容垂，战突厥的史万岁，灭吐谷浑的李靖，兴唐室的郭子仪，复京师的李晟，“率为谮人所，或至杀身”，因而洪迈一再感叹：“营营青蝇，亦可畏哉”、谗言罔极，呈可畏极！
第四，窃禄私位。这种官吏，最善徇私舞弊，无论国家安危，百姓苦痛，皆置之于不顾。《容斋五笔》卷五《虢巨贺兰》中记录唐安史之乱时，虢王巨与贺兰进明相继为河南节度使，“拥数道之兵，临要害之地，尊为征镇，有民有财，而汗漫忌疾，非徒无益，而反败之。”洪迈认为：“平原、睢阳失守，实二人之故。”并说：“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为段子璋所杀，进明坐第五琦党，自御史大夫窜谪以死。天网恢恢，兹焉不漏。”“苟为叨窃禄位，视如秦、越，一切惟己私之是徇，虽千百载后，睹其事者犹使人怒发冲冠也。”千百年后，听到此事，还能令人怒发冲冠，可见洪迈对于此类“叨窃禄位”的官吏愤恨之深了。
二、君臣关系
洪迈认为君臣之间以诚相待、相知相与，是治乱兴衰的重中之重。如《容斋随笔》卷二《田叔》一文，曰：“叔不自以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为过，一言开悟，为之复用舒，君臣之诚意相与如此。”这君臣之诚意，便是洪迈心之所向。同卷《曹参赵括》则说：“曹参之宜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赵括之不宜为将，其父以为不可，母以为不可，大臣以为不可，秦王知之，相应侯知之，将白起知之，独赵王以为可，故用之而败。呜呼！将相安危所系，可不鉴哉！”
他特别看重的是君主与宰丞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他主张君主礼重宰辅。《容斋随笔》卷七《佐命元臣》中有记：“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不如是，不足以为一代宗臣。”汉之萧何、唐之房玄龄、宋之赵普等皆可谓一时之相。“萧之孙有罪及无子，凡六绝国，汉辄绍封之。国朝褒录韩王苗裔，未尝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夺袭爵、停配享，讫唐之世不复续，唐家亦少恩哉！”卷十《汉丞相》中则指出，西汉丞相无论下场如何，一再被召用。“汉丞相或终于位，或免就国，或免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复召用者，但为光禄大夫或特进，优游散秩，未尝有除他官者也。”同时，洪迈也强调臣下对于君王的尊敬与忠诚。《容斋二笔》卷六《周亚夫》分析周亚夫功大反死于非罪的原因，在于其“傲睨帝尊，习与性成。”“是以陨命，其可惜也。”《容斋五笔》卷一《人臣震主》中亦言：“人臣立社稷大功，负海宇重望，久在君侧，为所敬畏，其究必至于招疑毁。”他反复强调，身为臣子就算功劳再高，权力再大，也不能盖过皇帝的威严。
洪迈同时赞赏臣子直谏议论，更有甚者主张君王宽容纳谏。《容斋随笔》卷九《辛庆忌》中表彰辛庆忌上书救刘辅、叩头解朱云之事，云：“庆忌此两事，可与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书于本传，但言其为国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争朱云时，公卿在前，曾无一人助之以请，为可羞也。”卷十《谊向触讳》引贾谊上疏文帝，虑及文帝早太后而崩，又虑文帝之嗣“愚细幼不肖”，而刘向上书谏成帝，亦是“于国存时说亡语。”而文帝、成帝皆不以为过，谊、向二人也不以为疑。两人这般勇敢上谏，“皆出于忠精至诚，故尽言触忌讳而不自觉。文帝以宽待下，圣德固尔，而成帝亦能容之，后世难及也。”其它如《容斋二笔》卷三《朱云陈元达》等文皆是。
君主的用人问题也是洪迈所密切关注的。上文有提及的六国败而秦国胜之原因就在于秦王的知人善用，以诸人之力兼天下。除此之外，五笔中记载用人得失的篇落亦不在少数。《容斋随笔》卷五《金日皔》写武帝因视马而起用金日皔，“武帝之取人，可谓明而不遗矣。”又如，卷十五《任安田仁》有记，任安、田仁皆出身舍人家监之流，武帝得之，亦能委以重任。洪迈叹曰：“观此事，可见武帝求才不遗微贱，得人之盛，诚非后世所及。”《容斋随笔》卷十三《萧房知人》言萧举韩信，房乔荐杜如晦，皆是：“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至矣。”
他还特别注意到臣下与君主的谋事方法，即为臣的要有明确成熟的政治主张提供给君王，并客观分析其利害得失。如《容斋二笔》卷三《一定之计》条曰“人臣之遇明主，于始见之际，图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计，据以为决，然后终身不易其言，则史策书之，足为不朽。”并举韩信、诸葛亮、房乔等为例。《容斋随笔》卷十四《士大夫论厉害》中举赵充国论屯田，班勇乞得西域校尉之事，曰：“士大夫论利害，固当先陈其所以利之实，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当科别其故，使人主择而处之，乃合毋隐勿欺之义。”
三、品评人物
中国史学的传统是以历史人物为主体的。洪迈治史，对人物自是着力品评。容斋诸笔的历史内容之中，人物占很大比重，前文分析洪迈的理解方法，举证的史例也多属人物的表现，如国家兴衰在于人才有无，士人仕宦当知出处进退等等，以下不再复述，仅就五笔之中论述历史人物，颇具个人特色的观点，稍加整理，略作分析。
1.着力褒贬人物的品节高下，其中洪迈对“义”字尤为看重。合乎义的行为就以褒美，不义的作为，一律给予贬斥。甚至是一些人物不是事事出于至诚，只要有一些值得后人赞誉的义行，洪迈就予以其很高的评价。如窦婴失势，宾客散去，灌夫独留；霍去病得宠，卫青门下多奔赴之，任安不去。洪迈便在《容斋随笔》卷二《灌夫任安》赞道：“灌夫、任安，可谓贤而知义矣。”而灌、任二人遭到族诛，他亦以事不可料如此，感慨一番。相对而言，不义之行他更不能容忍，见利忘义的人一定予以负面的评价。如《容斋随笔》卷九《范增非人杰》曰：“世谓范增为人杰，予以为不然。夷考平生，盖出战国从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接着列举范增不知义，其应做而未做之事，后以“呜呼，疏矣哉！东坡公论此事伟甚，犹未尽也”之叹结束。
2.挖掘负面人物的正面事迹。南宋初年，学人对历史人物的贤奸，几乎已成定论。而洪迈读史极博，归纳整理后，时有新见。在众多被他翻案的历史人物中，曹操无疑是其着力最多，亦知之最捻的一个人物。《容斋随笔》卷十二《曹操用人》，洪迈说：“曹操为汉鬼域，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所难及。”他特别强调的是“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并举了十个例证，说明曹操统治之下，军国饶裕，边境肃清，民安寇灭，百姓自乐，结语是“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可见，洪迈是对曹操在大乱之后重建秩序，造福百姓的功业上，予以肯定的评价。同书同卷第十八则《曹操杀杨修》，记载曹操杀杨修之后，与其父杨彪的对话以及致杨彪夫妇的书信与馈赠，结语是：“是时汉室将亡，政在曹氏，杨公四世宰相，为汉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呜呼危哉！”读来也没有贬损曹操的意味。又如，同书卷十五《曹操唐庄宗》，洪迈更以曹操赏有功与唐庄宗不赏有功作为对比，说：“操终有天下，庄宗虽能灭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概可睹矣”，同样是肯定曹操的表现。总之，洪迈没有将“忮心忍戾”与“刻戾忍杀”之类评述袁盎与汉景帝的语辞移于曹操身上，反而都是正面肯定的描述，他对曹操的回护心意相当明显。
3.记录被遗忘的潜德幽光。自古以来，史书所载的大多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而一些地位卑微的小官胥吏、读书士子、普通百姓则大多榜上无名。而洪迈读史时却常为此而感到遗憾。他在《容斋二笔》卷十六《忠臣名不传》中就曾说道：“古今忠臣义士，其名载于史策者，万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无传者。”《容斋五笔》卷三《元正父子忠死》，记载唐安禄山得势，枚皋拒入幕府：禄山反，甄济拒不受命，《唐书》载于《卓行传》。但是，安史乱中，元正兄弟不肯任职安史朝廷遭杀害，其父也被药死。乱事平定后，唐廷下诏以元正为守节臣僚中的第一人。可《唐书》并未将他们列入《忠义传》或《卓行传》中，只是附于《文艺传》中其祖万顷之后，《资治通鉴》更是未载此事。洪迈为其抱屈，于是写道：“而唐史不列之忠义、卓行中，但附见于其祖万顷文艺之末，资治通鉴亦不载其事，使正之名寂寥不章显，为可恨也！”洪迈一再强调，应该把卓绝的人物写入史书中，不论其出身高低、官位大小，这是写史者的职责。这也是洪迈在论史之时，念之不忘的一个特点。
四、考察官制
李慈铭曾言洪迈最留心官制，此言甚是。仅是拾遗补漏，就行笔诸多。如《容斋随笔》卷九《汉官名》一文，于《汉书》中摘出《百官表》不曾载过的行冤使狱使者、美俗使者、河堤使者、直指使者。《容斋二笔》卷八《汉表所记事》列出《功臣表》中所记列候功状中为纪传所轶者以及官名非史所载者若干则。卷十《汉实诸将官》指出汉初诸将领所领官多为丞相，而《百官公卿表》皆不载。并推测其原因在于萧何已居相位，诸相未尝在朝，特使以假名为重。其他如《容斋二笔》卷一《汉郡国诸官》、《汉狱名》、《容斋三笔》卷十五《诎一人之下》、《容斋三笔》卷六《王廖儿良》等皆是。
至于考据论证，亦有不少。又如《容斋五笔》卷二《西汉以来加官》，考《百官表》所云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之制，指出这些官职皆为兼职，不为显秩，然汉家多用士人，如此官职者大都为天下之选，故为人所重。东汉大略亦如此。晋宋至唐，亦有加官。“国朝自真宗始创学士，直学士，侍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今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不刊之典，明白易晓，非若前代之冗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