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过得诚不在，在那——”施芸之看见了在后面奔跑的过得诚。刚才过得诚由于慌忙跑反了方向，此刻才看见汽车，大声喊道：“等一等我。”
但此时附近警笛狂鸣，租界上的巡捕闻声赶来，正向过得诚追赶，赵理君为了自己脱身，便顾不得停车等候，又因怕过得诚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打了一枪企图杀人灭口。但此枪并未击中要害。赵理君见巡捕迫近，命令司机开足马力逃跑。
过得诚刚完成任务，不料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后面巡捕又紧追不舍，自知无法逃脱，只好举枪自杀，子弹从胸侧穿过，受伤倒地，但却没死，结果被巡捕捉住。
听到枪声，该院对门汽车公司一俄籍雇员，冒险前往抢救。此时杨杏佛已不能说话，该俄国人当即将车开到广慈医院。车到医院时。杨已气绝。杨共中两枪，一弹由左胁穿右胁出，一弹入左腰，中心尖、未出，杨小佛只伤左腿，且伤势不重，留院治疗。
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下午已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审问，过只说自己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来沪访友……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得知杨杏佛已被刺身亡，感到非常高兴，对特务们大加赞扬，但一听说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设法解决过得诚。当天晚上，这个凶犯便也“伤重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报道杨杏佛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行刺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云云。24日晚上，戴笠得意地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对于过得诚之死，戴笠除假仁假义表不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把他作为特务学习的榜样，加以宣扬。抗战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教育特务学生。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合作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为“过得诚路”。
当上海各界人士在万国殡仪馆灵堂，隆重吊唁为保障民权而牺牲的杨杏佛时，军统特务又混在其中，刺探情报，为他们以后的血腥行动做准备。但是，革命者和民主人士是吓不倒的，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蔡元培等百余名民主人士出席了追悼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杨之被杀，表现了上海那些疯狗们的疯狂恐怖活动更进一步，这些人类的渣滓受了他们主人的指使，简直和出了笼的野兽一样……当疯狗在街上大跑的时候，人都知道怎样对付他，我们号召一切拥护正义、自由以及人类体统的人们，立刻起来反对暗杀杨铨事件，帮助我们推动这一斗争。”
蒋介石微笑地点点头，嘉许地望着戴笠。戴笠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一脸虔诚，毫无居功之意。“雨农，宋那边有何举动？”蒋介石问宋庆龄的情况，希望听到满意的答复。
“这个，她，当天就发表了声明。”戴笠吞吞吐吐地说道，他眼前浮现出了宋庆龄义正辞严的讲演，显然这个人并没有被吓倒：
“国民党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敢权的面目。”
宋庆龄一脸深情，继续道：“杨铨虽然被残酷地杀害了，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励，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我们要警告那几个杀害杨铨的刽子手，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想到这里，戴笠浑身哆嗦了一下。蒋介石惊讶地看了他一下问道：“雨农，你怎么了？”
“我，我……”戴笠说不出话来。
四 截杀史量才，封民之喉舌
1934年11月13日《申报》主持人、素有新闻王之称的史量才，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生活，正悠闲地和他的儿子史咏赓及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等6人，乘坐在一辆黑色小汽车中，沿着公路向上海方向飞驰。他们一面欣赏着路旁的景色，一面谈笑着。
忽然，前面一辆汽车横在了道路中央，几个短衣打扮的人正在摆弄着汽车，像是在修埋。其中一人看到汽车驶近，举手示意停车。当史量才的汽车放慢速度，徐徐靠近时，几个修车的歹徒拔出手枪，一齐向史量才的汽车射击。他们先把汽车轮胎打破，接着打死了汽车司机和坐在前排的邓祖询，坐在后排的史量才和史咏赓等人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忙跳下汽车分头逃跑。史咏赓年轻力壮，一出门就向田野猛跑。歹徒们向他连开数十枪均未击中。史咏赓得以脱身。史量才年岁已大，身体不好，跑得很慢，慌乱中跑进一所民宅，当歹徒们追进去的时候，史量才又从后门逃出，躲在一个小水塘边。
史量才是上海报界名人，他主持的《申报》，在人民中间威望很高。为什么歹徒要杀他？杀他者是谁？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江苏南京人。1908年他任《时报》主笔，在此期间结识了总主笔陈景韩、张謇、程得全等人。后来张謇等人提出收买《时报》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并邀陈景韩和史量才合作，史欣然同意。
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等合资十二万元购进《时报》，改名为《申报》，并出任总经理。1916年，张謇等退出《申报》，该报遂成为史量才独立经营的企业。
史量才的事业心很强，又有一定的办报能力，他接办《申报》以后，经一系列的调整改革，使该报走上企业化、现代化、商业化的道路。新建五层楼的新报馆，购进美国新式快速印刷机，大胆启用新的管理人才，积极开展广告业务，提高发行能力等等。终过多年苦心经营，《申报》的发行量不断上升，1931年已达十五万份。同时，他又在同行业中展开竞争，先后买下《时事新报》和《新闻报》的部分产权和股权，成为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史量才办《申报》，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宗旨。当袁世凯称帝时，他曾发表抨击文章。袁害怕舆论，曾用重金贿赂他，被他拒绝。“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史量才的爱国热情迸发出来，改变《申报》以往保守的常规，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活动，揭露蒋介石政府媚日反共的真面目，遭到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仇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申报》如实报道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失陷的情况，呼吁人民起来抗战。9月23日，《申报》发表时评，指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而日人仍节节进逼，我将其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我国家于今日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际，亟应力谋所以抗暴力，谋所以自卫，换言之，即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蕨’而做自卫之背城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申报》发表时评，指出上海抗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蒋光鼐等不顾政府训令，率领十九路军及上海义勇军，向日本侵略军应战，是革命的军队，国民自己的军队，他们不但给日军以意料之外的沉重打击，而且给全民族一种绝大的希望。《申报》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烈士们的血迹，英勇抗敌，收复失地，把一个可怜的中国变成一个令人敬爱的强国。
为了支持上海抗战，史量才组织了上海市民维护会，被选为会长。史量才表示：“我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史量才还捐献巨款，组织收容所，收容难民，资助宋庆龄、杨杏佛创办的“国民伤兵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
4月初，中日两国在国际联盟的建议下，于上海举行停战谈判。对此，史量才在《申报》组织文章指出：“会议在大军压境之下进行，何异于城下之盟，吾人其甘受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乎？”“吾人敢声请我政府一细审当前之利害，并再细审日方之有无和平之诚意。目前已临到最后之关键，绝再无可以让步之余地。吾人更敢重提客人之主张：1．不承认日本有条件撤兵，及并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为一谈；2．上海事件与东北事件不容分别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和史量才《申报》的大声疾呼，最后还是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军队无驻兵权，日军可驻“若干”军队。这一协定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史量才在《申报》明确提出反对内战的主张，他在《追悼遇难将士》的时评中指出：“将士之死亦为光荣之死，伟大之死。以此一战而一部分人，亦从而顿然觉悟，表示再不参加内战。以此一战而多数忧国之士，乃亦怵于内战之决不容再有，从而发起废止内战之运动。故此战有若一声洪钟，敲破我民族二十年来内战之心理，其影响我民族之前途，至深至巨。”
当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则须剿共”时，《申报》又针锋相对，发表短文《颠倒的逻辑》，辛辣地讽刺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中国的国事是真颠倒了。这个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的颠倒。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相反，‘安内必先攘外’，‘救党必先救国’。蒋、孙两君看见这种说法，也或许要说我是逻辑弄颠倒了。这个，我也不必强辩，让事实自己去证明吧。”
《甲报》在史量才的组织下，还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文章，指出：政府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政治经济两重压迫之下的人民，是何怪良民从“匪”民众，“匪”势日益大。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可无疑。这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十分恼火。
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等进步人士联系密切。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同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史量才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出席并在会上发言。他表示《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非法捕人。《申报》如实地报道同盟的活动，大大扩充了这一进步媒体在国内的政治影响。
1933年3月，廖承志等共产党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同盟”营救过程，并发表律师为廖承志辩护的声明。史量才的活动使蒋介石恨之入骨，于是他命令军统特务杀害史量才。
暗杀史量才的行动，是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接下令、军统上海区王兆槐亲自布置执行的。
这一天，以王兆槐为首的七人行动小组（组长王兆槐，行动人员三人，巡哨二人，汽车司机一人），驾驶一辆黑色八汽缸“别克”牌轿车，老早到达了杭州笕桥，等候着史量才行踪的情报。提供情报的是史的一个朋友。得知史量才的汽车“已出发”，在笕桥等着杀人的魔车，奔向沪杭公路翁家埠附近，停在一处狭窄的路段上。路旁不远，是一个小村庄，正好遮住远来的视线，做贼的心虚，搞暗杀的心也虚。汽车司机跳下汽车，伪装修车，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疑惑。
目标出现了。远处望见一辆汽车，正向这边驶来，于兆槐示意做好准备。等到汽车驶近，王举手示意让停车。当汽车减速，缓缓靠近时，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那一幕。
史量才躲在水塘边，惊魂未定，站在公路上指挥的王兆槐发现了他，一面大叫：“在这里！在这里！”一面举枪向史量才射击。一颗子弹击中中史量才的头部，史当场倒下。一个行动人员走近一看，史量才已气绝身亡。王兆槐等人见状，便连忙爬上汽车，迅速逃跑。
血案发生后，社会震惊，舆论哗然，人们纷纷向当局提出责难。蒋介石为掩盖事实真相，一面电唁史量才家属，一面下令悬赏一万元，缉拿凶手。另外派人到社会上散布流言，说史量才死于私仇，是史量才过去一个姓陶的朋友的儿子，为报私仇而干的。实际上，杀害史量才的军统特务，已领到了犒赏五千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