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与张嘉敖部长早已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化整为零合法化就是如此。”
戴兴奋地说：“此外，我准备推荐李崇诗为海军部陆战队司令，兵员由本局武装部队中抽拨，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调。”
戴笠唯恐特务们不明内情，在听到化整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气，便给大家打气说：
“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30年，是深知此道。”
在北平期间，戴笠为了强化军统的力量，适应化整为零的形势，进一步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即邯郸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所部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13000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其余的两个军在溃退中被中共武装围歼，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高树勋的起义和马法五的被俘，在国民党军队中震动很大，蒋介石尤其感到痛心，气得几天没
戴笠深知，老头子痛心的不是失去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军长，而是因为出师不利，挫伤了他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的反共信心。戴笠是十分自负的，他经常自诩为孙悟空，神通广大，没有办不成的事。由此，他决心在反共方面也露一手，做一件国民党在战场上做不到的事，重新派特务把高树勋从共产党那边招回来，一方面给蒋介石挣足面子，一方面也是在蒋面前显示自己的反共实力。
11月间，戴笠到达天津，专门召集在津特务开会研究策反高树勋回归国民党的策略。戴笠给特务们打气说：“共产党能把高树勋弄过去，我们就有能力把高拉回来。”
天津站长陈仙洲曾在高树勋部任调查室主任，与高的关系尚好。于是，戴当即将任务交给陈仙洲，指示陈说：“这事交给你去办，不惜花费多大代价，把高拉回来。”
陈仙洲派曾任新八军师长的张无疆前去策反高树勋，结果一去音讯全无。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蒋指定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将为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郑介民虽然对这一个重要职务感到很满意，但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找戴笠商量。戴笠则认为在军事调处过程中，正是对中共进行特工活动的大好机会，于是专程赶回重庆，具体介绍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方面的情况。戴还向军统局各部门的负责大特务指示，凡郑介民提出要人、要钱、要电台、要武器、要交通工具等，一定要优先供给。
结果，郑介民在戴的全力支持下，一下子从二厅和军统局选调了100多名军统特务赴各地任调处执行小组的工作，并借机开展对中共情报工作。郑甚至向戴笠要去军统所谓中共问题专家郭子明当顾问。
为了协助郑介民布置在军事调处执行过程中的对中共情报工作，戴笠于1月22日带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大特务再次来到北平。戴笠在北平期间帮助郑介民把人员调遣完毕，并指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对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参谋长耿飚、秘书黄华等人进行秘密监视。
戴笠对东北的形势也特别关注。当时，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因突发肾结核病而住进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治疗，东北军政大事由熊式辉一人统管，文强的工作也更加紧张繁忙。但戴笠仍对东北的情况放心不下，用急电将文强从锦州前线召回北平，进行谈话，对东北的活动进行检查部署。
戴笠听完文强对东北形势及东北站工作的汇报后，当即以先生的身份给文强上课说：“停战谈判作为攻心之计是需要的，不要认为可以谈出什么结果；不论马歇尔来华也好，其他的什么人来华也好，都只是缓兵之计。打是校长的既定方针。延安方面对此当然是看得明白的，他们也是早有准备的。问题是谁的实力压倒谁。共产党的软功夫比硬功夫强。软功夫能迷惑人，能迷惑世界舆论。恐怕我们将来吃亏吃在软功夫上。”
听到这里，文强以学生的身份向老师提问：“软功夫是不是指政治手腕？硬功夫是不是指军事力量呢？”
戴笠回答说：“你点穿得好。我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自去年在重庆订立双十协定以来，延安的软手段耍得高明，老头子预料毛泽东不敢到重庆，这一招没有料到。‘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这两条已全否定了，明明只有非打不可的一条路可走了。目前的形势是打有利还是和有利？”
文强回答说：“打是真，谈是假。谈是为了打，打是为了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来占上风。不过像马法五、高树勋在邯郸那样送礼的打法，阎锡山在上党地区那样送礼的打法，那就太笑话了。”
戴笠听文强如此一说，不禁气冲牛斗，拍案大骂道：“真没有料到孙连仲这位与陈诚气味相投的人，在江西省有‘剿共’经验，在台儿庄有抗日经验的老牌将领，刚刚独当一面，就如此丢脸，几乎把老头子气得几天没落枕。”
说完，戴笠随即从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给文强看，严肃地叮嘱说：“这份绝密文件，是校长于邯郸事件发生后亲自召开的一次极为机密的会议，估计了形势，检查了决策，传授了《剿匪手本》的要义，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打才有出路！这份文件是指定胡宗南做的记录，只许你知道，看完，限明晚将原件送还给我。”
文强拿到这份密件，视若宝贝，当晚即叫人偷偷打印了一本，以便带回东北，贯彻落实。但是。戴笠直到机毁人亡，也没能看到特务们在反共方面做出什么成绩，这是他深为伤心的。
戴笠采取的第二步就是迅速整顿清理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整饬风气，以免被蒋介石或政敌抓住口实，自招其祸。
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由于军统特务一方面利用在沦陷区潜伏力量，能够很快地从地下钻出来的捷足先登的机会，一方面则利用勾结策反伪军汉奸，以后又负责整个肃奸行动的特权，使军统特务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个个在接收过程中上下勾结，左右串连，大肆贪污受贿，大发接收财，有的军统特务一人“接收”的房产达20多幢。北平马汉三及其亲信贪污的金佛数只，每只重数十公斤，至于特务们借机向汉奸敲诈勒索，抢车子、奸污汉奸的小老婆、强奸汉奸女儿，更是不计其数。当时，仅据国民党公布的上海敌侨和汉奸房产就有8500多幢（实际上远远大于此数），被特务、军队宪警、流氓等人侵占的就达5000多幢。其中军统特务是最大的收益者。
起初，戴笠对军统特务们的劫收贪污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企图让其自生自灭。但是随着肃奸活动的全面推开，特务们贪污受贿的风气愈演愈烈。到肃奸后期，戴笠已知此事不妙。再这样下去，不但要毁掉“团体”，而且会殃及自己。
于是，戴笠于1946年初从南京匆匆赶回重庆，将毛人凤等人找去大骂了一通，并连连责问：“现在各地接收财产的情形，你们知道不知道？”
回答：“目前尚难以统计出来。”
戴笠马上激动地指着他们的脸大喊大叫：“你这个管家人，真越来越糊涂！我告诉你！电报上报来的数字，大有问题，你们得赶快出去清理了，迟了便更要出毛病。”
当天，戴笠便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由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兼主任委员，沈醉兼副主任委员，要他们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这个组织比国民党的清查团早5个月成立，但后因戴笠出事，军统的清理活动拖到夏天才开始。
清理委员会刚成立，戴笠等不得廖华平等人开展工作，就下令将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囚禁，罪名是所谓走私罪。
1946年2月间，戴笠在天津召集特务们进行训话，指出接收大员们贪污腐化、歪风严重，必须予以重视，警告下属保持固有的“清白家风”，如有违反，定予严惩。并威胁要枪毙北平肃奸委员会的军统特务王子英，其罪状是与汉奸小老婆通奸，有辱“团体”门风等等。
当时，军统局内部上上下下听到戴笠发誓要整顿风气、清查财产的讲话后，一个个确实紧张了一阵子。但戴笠一死，大家表面上依依不舍，背地里各自庆幸，魏大铭更是仰天大笑。大特务们失去管束，劫收来的财产和个人荣华富贵可保无虞，心中不禁松了一口气，军统清查活动也不了了之。
三 墙倒众人推
在国民党内外人士强烈要求撤销特务机关的形势下，戴笠成了彻头彻尾的过街老鼠。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戴笠的政敌更是大搞倒戴风潮，他们为“打倒特务”的呼声推波助澜，整个会议期间弥漫着浓烈的“反特”气氛。
戴笠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舆论的力量，那种万人同声、千夫共指的局面，就是以蒋的手腕和至高至尊的权威，似乎也抵挡不住，不得不连连向戴笠查询化整为零方案的筹备情况。戴笠对此虽早有预见，但是他的考虑是，在未能掌握控制海军司令部之前，军统组织是不能轻易撤销的。
戴笠的既定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从1月间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以便躲过困难时期。
1946年2月间，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以后出任警察署长做了准备。这时戴笠已进一步看出蒋将军统化整为零的目的就是为了分而治之，互相牵制，以便控制。
在这同时，蒋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汇报，以便研讨对付三大会议（国共和谈会议、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是会无好会，策无好策，索性以肃奸案件太多太忙为借口，在外请假，不肯出席。
加上原先出席特工月度汇报的八人（戴笠、唐纵、郑介民、宣铁吾、张镇、王某、徐佛观、叶秀峰）中，郑介民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不能出席，王某因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情报不实，被戴笠告发，蒋一怒之下撤职，宣铁吾已去上海赴任，难以抽身，徐佛观的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也名存实亡，故月度汇报的八人小组已不能正常召集。同时，由于需要讨论决策的问题与特工汇报也有所不同，鉴于此，蒋于2月间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由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8个人组成。
蒋介石拟定这个名单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
第一，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军阀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中统局长叶秀峰是代表cc系，其余6人全部是黄埔学生。这说明蒋在考虑改组特务机关过程中，主要依靠黄埔系。而CC系因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之流在蒋心目中的利用价值已大大降低，故不被看重。
第二，八人小组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则代表中、军统特务机构。从大的方面说，警察与特务在名额上4票对4票。这说明在蒋的头脑中，改组特务机构、化整为零的主要方向是警察特工化，把大批特务充实到警察机构中，形成特务与警察的合流。
第三，与老的八人小组相比，戴笠在新八人小组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夫降低。老的八人小组，基本上是以戴笠、唐纵唱主角。新的八人小组中，情况起了根本变化。
首先就会议内容来说，新八人小组要讨论决策的不是如何加强特工活动，而是讨论如何取消特务机构，将中、军统化整为零合法安置到警察系统中去的问题。在这种场合，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还须求助于这些警界“大亨”。
其次，就新八人小组的成员来说，戴笠对手的势力更加强大。不但宣、叶依然在里面，而且又增加了一个李士珍，一个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争了15年，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现在居然又被蒋介石扶上马，来参加讨论撤销军统局的问题，这对戴笠不啻是嘲笑愚弄，这是戴笠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
至于黄珍吾，本是郑介民的同乡，与戴笠有较好的关系，原先在戴笠与康泽的角斗中，戴一度保荐黄担任别动队副总队长与代总队长。黄后来走陈仪和蒋经国的路子，在抗战期间先后任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青年军二〇八师师长。蒋经国与宣铁吾本是至交，抗战胜利后，青年军整编复员，黄珍吾由宣铁吾、李士珍联手向蒋保荐，蒋经国暗中施以援手，从韩文焕手中夺得首都警察厅长。这个时候的黄珍吾已完全成了宣铁吾、李士珍一派的人。
至于陈焯，资历之老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摆老资格，戴笠这种“小字辈”的暴发户，当然不在话下。
剩下的一个唐纵，一个郑介民，他们表面上是军统的老人，但唐纵受蒋笼络，早已与戴貌合神离，甚至在暗中与戴相互较劲。况且此时的唐纵，不但升任内政部次长，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一职也已在掌握之中。他岂肯甘心当一名戴笠的“书记长”。
就郑介民来说，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跳出军统，专在军令部二厅去发展他的新天地。到了1946年1月中旬，又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方首席代表，成了国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更不屑于跟在戴笠后面当一名“二老板”。
因此，新八人小组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坚定的反戴派，叶秀峰在反戴方面与这一派有共同语言，因而可以为宣等利用，陈焯、唐纵、郑介民是中间派，唯有戴笠是单枪匹马，因而形成一人与七人的分离和对立局面。
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组织的改组问题，于1946年3月初亲自给戴笠发电报，指令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电台代转的。
也正在这段时间里，先期从上海、南京等地回到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与李士珍抱成一团，开始秘密策划如何将军统彻底搞垮的办法。
军统看家人毛人凤探得这一消息后，当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的电谕纸反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数语。提醒戴笠注意。
戴笠在外巡视，一直不肯返回重庆，本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现在上有蒋介石紧逼不放，下有宣、李、黄联手算计，戴笠似乎像一头被人逼急了的老狼，于无计可施之中，不禁摆出一副拼死一搏的决斗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