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到电报后，当即令龚仙舫通知心腹大将文强到他下榻的住所，并将文强引进内室，拿出蒋的电谕及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然后怒气冲冲地拍着胸脯发泄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
接着，戴笠关照说：“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说完这些，戴笠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了。
文强虽以足智多谋而得戴的称许，但要拟这样一份复电却颇感踌躇，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大致内容是：
“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唯命是从。讵料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进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文强的复电稿拟好后，交戴笠润色，拍发毛人凤亲译后转报蒋介石。戴笠的复电稿本是气急后的一时激愤之词，特别是“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之句，让蒋何以理解，如果蒋查无实据，震怒之下，戴岂不是祸患加身，自取其辱。因此，毛人凤接电后，经过与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仔细研究，认为电报中“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应建议老板删去，否则是祸是福，难以逆料。但是，还未等到毛人凤、潘其武的建议电发出，戴笠已在黄泉路上行走了。
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好像一张催命符，使戴笠终日处于紧张不安状态。
戴认为，宣、李、黄三人不可怕，即或比宣、李、黄三人来头更大的二陈兄弟和孔祥熙，戴照样打得他们落花流水，真正可怕的还是蒋介石。蒋爱之则生，蒋恶之则死，这是没有疑义的。宣、李、黄三人暗中捣鬼，要端锅，如果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阴谋，尚不足为虑。问题是这里有多少是蒋的意图？本来，以蒋一人之力，他已不堪对付，倘若蒋再假手宣、李、黄相逼，戴纵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施展。真是如此，戴自感也确是死蟹一只，只有任其摆布了。
想到这里，戴笠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惶恐不安，忧心忡忡。戴笠曾忍不住对心腹文强说：“你从形势上来看，我们团体的前途怎样？”
文强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目前三大会议一致高喊要消取特务机构，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问题当然不止于对团体不利，更重要的将是对整个国事前途的不利。”
文强几句话语，使戴笠顿感有了知音，他点点头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有没有好的对策，考虑成熟后，明晚深谈。”
第二人，戴笠约文强再做详谈。文强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当即给戴笠分析了团体的致命难关有三：一足外有三大会议要取消，二是内有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在作对，三是更有黄埔系的三人要端锅。但对策却有四：一是千变万变，特工的重要性不会变，外要取消，内要端锅，更显得特工重要；二是“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政策，只要打起来，就有戏可唱；三是校长在战后的国策是依靠美国，“团体”与美国的关系搞得很不错，应该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四是化整为零是一招好棋，可以为校长分忧，堵住叫喊者的口等等。
文强滔滔不绝地条分缕析，做长篇大论，但是却没有接触到如何对付蒋介石假黄埔系三人要端锅的问题。因而戴笠听了甚不满意，当即打断文强的话，反驳说：
“端锅的对手是比三会议的外敌和三陈的内敌还要棘手，看来你没有将这个问题考虑进去。”
文强是聪明的。他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对戴笠内心的痛处估计不够深透。经过短暂思考，马上向戴笠提出了“以退为进”的对策，并强调不如此“难以渡过难关”。文强具体解释说：
“以校长之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不如此，渡不过难关。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这两句诗，何尝不是至理名言。我说的以退为进的办法，是暂时避避风，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凤为助，是万无一失的。预料共产党绝不会就范，内战不久就会大打起来。校长在双十谈判和停战协定所用的缓兵之计，谁又能骗得了谁呢？等到大打内战时，自然就少不了借重之处。假若出现了拜将不退的局面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还不牢靠时，决不要轻易归国，必须等到一再电召而后归，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
文强所谓“以退为进”对策的核心，无非是要老板用反共内战及国民党同美国的关系两根筹码，向蒋介石做最后摊牌式的要挟。这在文强来说，能想出这一“对策”，只是出于熟悉戴笠有自命不凡的特点，特别是到抗战后期，戴更是骄横自大，目空一切，把自己看成是党国栋梁之臣和蒋氏最有资格的衣钵传人，因而野心大发，到处结党营私，呼朋引类，甚至公开向蒋的权力挑战（抗命扣押曹汝霖）。
不料文强动员戴笠与蒋“对着干”的对策，由于触及到蒋戴矛盾的症结所在，马上引起了戴笠的兴趣。多同来，戴笠处于出山以来最感困难的境地，真正的原因就是感受到蒋对他的威胁。戴笠实在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对蒋精心研究揣摩了20多年，对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目的莫不了然于胸，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没有人比戴笠对蒋介石的思想、性格、作风更了解、更熟悉。
正因为这一点，戴笠从一开始就怀疑蒋秘密指令撤销军统局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要取消特务机构的呼声，只不过当时戴笠对政局发展的形势不明。但是，戴笠很快发现蒋在这个问题上是在耍手腕。《双十协定》签字后，蒋马上决定给国民党军队的各级军官重新印发《剿匪手本》。并下达密令称：“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遵悉为要。”戴笠由此看出蒋所签订的《双十协定》都只是敷衍共产党，应付国内外舆论的表面文章，何以国共和谈中共产党要求取消特务机构的呼声，蒋竟然动真格的。戴笠百思不得其解。
蒋一生是靠特务工作起家的。特工的重要性，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既然要“剿共”要打仗，内战形势一触即发，特务工作是断不可以少的，特务机构不但不应该取消，还应该加强，何以蒋要违背常理，做出撤销军统局的决定？以蒋的性格来看，他素来是个敢作敢为，胆大妄为之人。发动中山舰事件、“四·一二”清党、宁汉分裂、汤山扣押胡汉民、抗战期间赶走史迪威等等，哪一次行动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都是在政治上、舆论上引起轩然大波？可见，蒋为了要达到某一目的，历来是不择手段的。何以三大会议提出取消特务机构蒋居然抵挡不件，一次又一次地严逼戴笠尽快撤销军统组织，搞所谓化整为零呢？
戴笠思来想去，早已看出蒋所谓特务机关化整为零的策划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所谓三陈的作怪、黄埔系三人的端锅，都不过是蒋的假手而已，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撤销军统局，削弱以致取消戴笠手中握有的特工权力，消除军统的威胁。因此，戴笠意识到，一旦军统化整为零，他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掌握这些合法化的公开机构，戴笠的地位、权势、荣华、富贵也随着军统的消失而一并消失，这是戴笠真正的忧虑所在。这也是戴笠通过软顶硬抗的办法，迟迟不肯将军统改组的原因。
虽如此，戴笠很清楚，蒋介石一旦看准了，认定要办的，是非办不可的，戴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军统终究要取消，自己的出路何在？
如何跟蒋做最后的较量，这是戴笠自蒋下达撤销军统的密令以来，一直绞尽脑汁在考虑而始终没有良策的问题，现在文强一个“以退为进”的对策，使戴笠茅塞顿开，心情豁然开朗。他马上放下一贯骄矜自恃的架子，笑容满面地送文强出来，边走边说：“老兄说的值得考虑。但不必对别人说。”
文强见他高兴，便打趣地说：“假如出国畅游的话，请不要忘记带我一同去呀！”戴笠听了，开怀哈哈大笑，他感受到一种多少天来没有过的一次放松与惬意。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孙连仲，返渝后将赴美一行。
戴笠的分析大致是不错的。密谋策划要端锅的宣铁吾既是新八人小组名列第一的成员，又是严密监视戴笠的五人小组的核心成员，宣在黄埔时期就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和侍卫长，并与蒋经国称兄道弟，成莫逆之交。应当说，宣与蒋氏父子的关系之深是超过戴笠的。蒋在后期起用宣铁吾打进戴笠控制的缉私、警察等势力范围，不断地抢戴笠的饭碗，与戴笠作对，也就是看中宣与蒋氏一门的深厚关系。这一点，戴笠也是看得清楚的。
所以说，宣铁吾策动李士珍、黄珍吾两人共同谋划要彻底端走戴笠手中的“饭碗”，应该说是抓住了蒋介石处理军统问题腹案后采取的行动。否则，以宣铁吾对蒋的忠诚和驯服来说，即使与戴笠夙有宿怨，也还不至于胆大妄为地想到要对蒋介石历来视为命根子的军统组织来个端锅。或者说，他即使想端也不敢端，要端也是不能端的。宣铁吾的背后就是蒋介石。
四 大小魔头贪婪成仇
戴笠梦想再恢复他昔日的特务帝国，可他的种种努力都显得苍白无力。他真的很累，他自感自己就是一只秋后的蚂蚱。可他从骨子里不甘心败落，他太渴望昔日那“教主”的权势了。
戴笠的唯一希望是早日爆发国共内战。戴笠认为：一旦内战爆发，蒋介石把取消特务机关作为应付三大会议的借口就不复存在。反共之际，正是用人之时，到时候蒋关于撤销军统局的初衷一定会有所改变。问题是军统在反共活动方面要早有部署，要随时能拿得出有分量的东西，让老头子感到离不开、少不了。
戴笠基于这一考虑，在北平期间，一方面抓住文强，对东北的反共活动加强布置。一方面则指令人事处长龚仙舫，在华北地区搜罗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内蒙古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古广大地区开展活动。
因此，戴笠在北平期间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古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对戴笠有所贡献外，当即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马汉三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
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地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细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到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子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可享用。
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不想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不尽。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迫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1939年间，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根本不会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故也没有及时查询此事。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
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
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
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二十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狼狈为奸，形同夫妇，关系很不一般。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战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
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