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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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3)

“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宋人在怀念赵匡胤时,最常提到的是他对文臣特别优礼:“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宋太宗进一步提高了文臣的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帝王与大臣的一条不成文约定。宋代文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因此宋太宗自己曾经总结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宋代文人则说:“待士大夫有礼,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贵耳集》卷2)在经历了百年武人的摧残和压制后,到了宋代,士人们终于遇到了文化的春天。

宋代皇帝们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有一次,名臣程颢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才问题。宋神宗说,现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见也”。程颢一听大不高兴,当场指责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您怎么敢这么轻视天下读书人?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书》卷7)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学问时,则明确承认:“朕学问岂敢望士大夫!”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酉)这既说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说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采取低姿态。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过这样几个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宋史》卷282《李沆传》)

北宋名臣韩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时,曾经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己酉)俨然以皇帝的恩人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在场的大臣,居然都不认为这是跋扈之举。

在这种尊重文臣的氛围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即集体决策制,就是遇到重大问题,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开会,商量解决,皇帝虽然手握全权,并不乾纲独断。所谓“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却扫编》卷中)有的决策,朝廷甚至会邀请平民参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听政会。比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卷267《陈恕传》)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丁酉)尊重文臣的效果非常明显。北宋士大夫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在权力体系中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使得士大夫群体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王安石诗中豪迈地宣称:“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因此,士大夫也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士大夫这种责任意识的真实写照。王禹偁诗云:“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对酒吟》)在国步艰厄之时,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他们对国家和民族,也确实尽了自己的心力。

有了“不死”这一保障和“与皇帝共天下”的责任感,宋代大臣的胆子都相当大,在皇帝面前敢于直言。建隆元年的一天,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一位官员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急忙跑出来接见,却发现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太祖很不高兴,说,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急事,却害得我停止弹雀跑出来一趟。那位官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武人出身的赵匡胤勃然大怒,顺手抄起一家伙事儿砸在大臣嘴上,打落两颗牙齿。那位大臣拾起牙齿,装入怀中。

赵匡胤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你还想告我吗?大臣不急不忙地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赵匡胤一听马上冷静下来,立即换了副笑脸,给这位大臣赔了不是,并且赐金帛以表歉意。

宋太宗时期,进谏之风更炽,有一个小小的县尉竟然上疏,说皇帝的后妃太多了,应该减少点。皇帝听了,感觉自己很委屈,他对大臣说:“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就是说,加上扫地的做饭的,我后宫一共才有二百人。要是再减少,人手就不够用了。地方小官,对宫内情况不了解啊!宰相想以“妄言”罪处理此官,太宗却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

宋真宗时,因为国家救灾不力,田锡曾这样批评皇帝:“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饿死,乃是陛下孤负百姓也。”宋真宗并不以为冒犯,反而听取他的建议。漳州通判王迈更为离谱,居然敢对着宋理宗破口大骂他老爹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熺尊宠,纲沦法,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话说到这个上,既使在唐朝,可能也要掉脑袋,在宋朝却安然无恙。王伯大则干脆直接骂宋理宗是暴君昏君:“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着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论居然也没有受到严厉处理。宋高宗时,更有监察御史方庭实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这种“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的做法,成了宋代的一种政治传统。

宋代皇帝的理性,还表现在社会管理特别是舆论管制的宽松上。

宋代的读书人言论自由度很大,可以随便批评时政。比如郓州“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没事聚在一起批评官府、谈论政治是郓州读书人的最大爱好,有人甚至敢于当面给官员起外号,也从来没有人被跨省、被“诽谤罪”。

宋真宗时,有一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

乃命释之”。

也就是说,有一个叫王行的读书人,在路上指着宰相大骂:

“老百姓都过不下去了,你还领这么高工资,你好意思吗?”拿着书本朝王旦砸去,正好打到脑袋上。宰相的左右人等上前抓住王行,想要送官,王旦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把他放了。

宋仁宗时,四川有一个老秀才怎么也考不中进士,一着急居然献诗给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也就是鼓吹知府分裂割据,起兵造反。成都知府立刻将其逮捕上报,宋仁宗看来却只是哈哈大笑:“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既然你那么想当官,就给你个官当当吧。结果这位老秀才到任不足一年,“便惭恧而死”。

宋代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文艺界经常上演讽刺现实的剧目。比如“参军戏”就专门讽刺“龌龊无能”“昏不任驱策”的庸官,以及“诛求刻剥,猥迹万状”的贪官。朝廷对此没有限制,既然老百姓爱看,就可以随便演。甚至宫廷内专门给皇帝演出的戏班也编了不少讽刺现实、拿宰相开涮的小品。王安石变法之时,着名的小品演员丁仙编了小品,专门讽刺王安石的新法:“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刚强暴烈的王安石十分生气,“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结果宋神宗偷偷命人把丁仙送进自己弟弟的王府保护起来。

宋高宗时,有人编了一个讽刺秦桧走后门让儿子成状元的节目,“四坐不敢领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罚”。秦桧也无可奈何。宋徽宗看戏时,戏子在戏中公然批评朝廷政策乖张,“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

宋代人还享有空前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宋代是印刷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宋人出书,可不需要什么书号。明人胡应麟曾言:

“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力之家,但笃好则无不可致。”只要有财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书籍。宋代还出现了报纸,专门报道朝中政治消息。最重要的是官办的报纸:“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此外还有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南宋时,小报已经成了最迅速的消息来源:“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都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也就是说,小报登的是谁谁被召入宫中,谁谁被罢了官。

朝中公文还没下发,小报就已经先登出来了。当然,有一些消息缺乏准确性,“其说或然或不然”。由此可见宋代也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小报因为需要量大,发展极快,甚至有了自己的传播系统和专业“报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由于消息新奇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至压倒了政府发行的朝报,因而大赚其钱,成为我国最早的新闻产业。

另外宋人还享有广泛的结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证人民的结社集会自由,从不加以干涉。所以,宋代人享有的各项基本人权,是后世许多时期无法比拟的。《历史研究》的作者,着名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