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了一个负责冶铁的官。那时冶铁用马排或人排来鼓风，使火烧得旺，达到冶炼温度。“排”就是风箱，解放初期民间还有使用的。木箱中有一个可以来回拉动的隔板，这隔板上用鸡毛等物做成附属设施，使它起到活塞的作用。来回驱动这隔板，风便从风口中吹出来。顾名思义，人排是用人力驱动的，马排是用畜力驱动的。因为冶铁炉的规模越来越大，所以，人排或马排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一个能容百石的冶铁炉所用的马排，要用一百匹马来驱动。
韩暨总结前人的经验，在河边造了一个水排，用水力来推动巨大的“排”鼓风冶铁。用水排后，获得的利益是从前用马排或人排的三倍。
他当了七年的监冶谒者，创造或制造了很多种新的器械，他在冶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并因此被提升为司金都尉，享受九卿同样的待遇。魏文帝当了皇帝以后，还封他为宜城亭侯，后改封南乡亭侯。在他八十岁的时候，又任他为司徒。
当然，在韩暨之前，水排就已经有了。东汉时代的南阳太守杜诗就制造了不少水排，用于冶铁。韩暨虽不是水排的发明者，却是一个大力推行和应用这项技术，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人，在那个把技术和发明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和压制的时代，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国志·韩暨传》
立身有本末何须弃高洁
辛毗（pí），是三国时魏国的官吏，汉代末年，和他的哥哥辛平两人，跟从袁绍。官渡之战后，袁潭、袁尚兄弟不和，互相争斗，袁潭派辛毗到曹操那里去求和。辛毗见袁氏兄弟不成气候，便投奔了曹操，建议曹操缓攻荆州，先灭袁氏。曹操听从他的建议，攻克邺城，辛毗也就留在了曹操手下，官至丞相长史。魏文帝即位后，任侍中，赐关内侯；魏明帝即位后，又任卫尉，被封为颍乡侯。
辛毗在朝中刚直敢谏，胆略超群。魏文帝时代，有一次文帝想将冀州的士家十万户迁往河南。当时，正逢蝗灾遍地，饥民成群，臣僚们都认为不能迁徙，但文帝却执意要这样做。这时，辛毗和朝臣都求见魏文帝。文帝知道他们想要进谏，沉下脸见他们。别的大臣一见文帝阴沉的脸色，都不敢吭声了，辛毗却直言不讳，与文帝争辩不止，文帝大怒，不再答理他，站起身来要到里面去。辛毗却跟上去，牵住文帝衣服不让他入内。魏文帝这下气得够呛，奋力挣开辛毗的手，到里面去了。到了这种地步，辛毗仍还不愿离开，仍在外面等着。过了好久，文帝才从里面出来，气稍平服了一些，讪讪地对辛毗说：“你拉我的衣服为什么这么急啊！”辛毗却仍然进谏，直到文帝答应减少迁徙的户数。即此一事，就可见辛毗为官的耿直不阿。
魏明帝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很得明帝的宠信，把持着朝政。朝中大臣们从自己的前途着想，都纷纷和他们两人交往，趋奉他们。辛毗却显得很不识时务，竟不跟两人往来。出于对父亲前途的担忧，辛毗的儿子辛敞好意地劝告父亲道：“现在刘放、孙资两人在朝中当政，大家都附和顺从他们，这也是迫不得已。父亲大人也该稍稍委屈一下自己，和他们交往交往，跟众人一样。不然的话，难免有人要说坏话诽谤你。”辛毗听后，正言厉色地对儿子说：“我立身处世，自有我自己的原则，即使和刘放、孙资之流不谐，也不过是使我当不上高官而已，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哪里有大丈夫为了做高官而不惜毁掉自己的高尚节操的！”于此可见辛毗品节之高尚，这是对他儿子辛敞的极好教育。
辛毗不与刘放、孙资之流为伍，后刘、孙两人果然在明帝前阻止重用辛毗，而辛毗却并不以为意，可说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三国志·辛毗传》）
不言之教父子清廉
胡质，三国魏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人，少时就与当时蒋济、朱绩等闻名于江淮之间。后受别驾蒋济荐举，魏太祖曹操任命他为顿丘县令。魏文帝时，升任东莞太守，在那里当了9年的官。后又任荆州刺史、征东将军，封关内侯。胡质很有才能，为官时也很有政绩，所到之外，境内太平，士子百姓生活安定。
胡质为官正直清廉，凡有朝廷赏赐或得到财帛等物，均随时分送给部下，从不归于私囊。嘉平二年（250），他老病而死，家中除了朝廷所赐的朝服和自己的书籍以外，竟没有财物。朝廷听人报告了他死后的境况，也大为感动。因为当时早于胡质一年而死的司空徐邈、卫尉田豫等为官也同样十分清廉，身后家无财物，朝廷为表彰这些清节之士，就特意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中表扬胡质等三人“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又赐给胡质以及徐邈、田豫等几家一些钱粮，布告天下，以表彰他们的清廉自持。
如果说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那么，胡质对儿子胡威的影响是重在身教。自身的行为就是最好的榜样，胡质一生以忠清著称，其子胡威由于受到直接的家庭影响，潜移默化，也养成了清正廉洁的良好品质。当年胡质在荆州当刺史时，有一次胡威从京城去荆州探望父亲。由于胡质一贯不治产业，故家中十分清贫，胡威无钱雇车马，更谈不上带书僮仆役之类，便一个人独自骑着一头驴上路。每到晚上停下住宿，胡威都要一面放驴，一面拣柴。等驴吃饱，柴也拣得差不多了，再自己烧饭吃，他却不以为苦。到荆州后，胡威在父亲那里住了十多天，便向胡质告辞，准备回家。临别时，胡质拿出一匹绢来，给儿子当作路上的花费。胡威见父亲竟会有绢匹，心中感到有些疑惑，问胡质道：“父亲大人一向十分清廉高洁，不知道这匹绢是哪里来的？”胡质向儿子解释说：“是我的俸禄中节余下来的，给你当作路上的盘费。”胡威这才放心收下。
当时，胡质帐下有个都督请假回家，正好赶在胡威回家之时。这个都督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伴送胡威回家，便先上了路，到百里之外，故意装着是偶然碰上的路伴，相随着走了数百里，路上时时帮助、照顾胡威。胡威越走越觉得奇怪，心想此人为何老是和我相伴，而且数百里路走下来，还没有要分手的意思？他知道直截了当一定问不出原因来，便略施小计，诱使这个都督说出了真相。胡威确知这位都督是有意要照顾自己时，便将父亲给的那匹绢送给他，婉言要他不必再相伴而行。后来，胡威在寄给父亲的信中特意将此事告诉胡质。胡质不但不因为这个都督照顾了自己的儿子而感激他，反而严厉责罚了这位都督，并将他除了名。做官做到如此清廉的程度，自然再也不会有各种弊端了。
由于父子俩如此清正廉洁，所以名声越来越传扬开去。胡威后来也被朝廷委了官职，先是担任侍御史、安丰太守等，后升任徐州刺史。跟父亲一样，胡威做官同样很有政绩，所任之处，民风淳厚，社会安定。
后来由魏而入晋，晋武帝时，一次胡威入朝，武帝谈起当年胡质为官的政绩，又谈起其清廉，十分赞叹。他问胡威道：“你和你父亲相比，到底哪个更清廉一些？”胡威立刻回答说：“我不如我的父亲。”武帝问：“你父亲在哪方面胜过你呢？”胡威回答道：“我的父亲清廉，惟恐为别人所知道，而我清廉却惟恐别人不知道，所以说和父亲相比，我还差得很远！”晋武帝十分感慨于胡威的直率明理，后来又升胡威为右将军、豫州刺史。到最后，更召他入朝，任命他为尚书，加以奉车都尉的官职。
尽管晋武帝一再重用他，胡威仍然敢于犯颜直谏，决不留情。有一次，他向武帝谏言，说政令太宽，以至许多朝廷大臣都不遵法令，晋武帝辩解说：“对尚书郎以下的官员，我并没有加以姑息。”胡威答道：“我所奏之事，目的哪里是要管束那些小官吏呢？正是要约束住像我这样的朝臣，才能够整治社会风气，严肃法纪！”
胡威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去世，朝廷追赠他为镇东将军，给以谥号曰“烈”。胡质、胡威父子俩一生清廉，其事迹载于史册，给后人以很大的启迪。
（《三国志·胡质胡威传》等）
母贤子孝
孟仁本出身寒微，最后官至吴国司空。可以说，孟仁的一生行事，全都是他母亲呕心沥血，精心教育的结果。
从孟仁幼年时开始，孟母便开始对儿子进行严格的教育。孟仁年少时便出门救学，跟从南阳学者李肃学习。孟仁的母亲真不愧是个有心人，临行前，特地为儿子赶制了一条特别厚实而又特别大的被子。旁人见她做法独特，感到迷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孟母告诉人家：“我的儿子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品性，可以赢得别人跟他交往。出门求学的人大多贫困，我缝这样一条大被子，就是为了让我儿子的同学可以跟我儿子同睡，以便跟我儿子结为益友，对他学习上一定会有所帮助。”话一经点明，旁人也就完全理解了孟仁母亲的良苦用心。
可喜的是，孟仁领会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以后，大大激励了其发愤好学的精神。他读书非常勤奋，常常晚上挑灯夜读，不肯休息。他的老师李肃对他十分赞赏，当面夸奖他说：“真是宰相之器！”
孟仁成人以后，开初担任骠骑将军朱据手下的小军吏，将母亲接去一道生活。他官职既卑，又很不得志，境况十分艰难。一天晚上，外面大雨！家中屋漏，难以安寝。孟仁自己倒还不觉什么，只是感到竟让自己母亲经受这样的苦楚，越想越觉得难过。他从床上爬起身来，情不自禁地流泪哭泣，向母亲谢罪。孟仁母亲却不以为意，只是勉励儿子道：“只要你不忘志向，勤奋努力，受点苦不算什么，有什么值得哭的呢！”孟仁听到母亲的勉励，立即收泪止声。
骠骑将军朱据知道他们母子俩的困窘后，便将孟仁提升为监池司马（即管理渔业的小官）。孟仁虽家里境况贫寒，却很清廉。这时候，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他的任所，而是回老家去住了。孟仁虽身为监池司马，却会结网，又用自己结的网打鱼晒寄给母亲。他的母亲却当即将鱼干退回，并写了一封信去责备儿子道；“你身为渔官，却将鱼干寄给我，难道你不懂得要避嫌疑吗？”
孟仁就是在其母亲的不断教育督促下逐渐成熟起来的。后来他当了县令，仍然不能将老母亲带到任上，因此每得到什么时新的食物，都要先寄回家给母亲吃，以尽孝道。孟仁母亲后来亡故，孟仁十分悲痛，不顾朝廷的法令，弃官不做，回家尽孝。幸而朝廷知道他的孝心，赦免了他的过错。事过之后，仍然让他出来做官。
因为有了母亲的教诲，孟仁才养成了勤奋的精神和方正的性格。
（《三国志·孙皓传注》等）
忠孝两全母子临难
王经，字彦纬，三国魏清河（今山东临清县东北）人。少年时家境贫寒，但一心向学，成为冀州名士。
王经的母亲见识超人，王经虽为朝廷命官，王母仍不忘时时教诲儿子。王经为官较为耿直，开初时任江夏太守，有一次，大将军曹爽命人带来二十匹绢，写信给王经，令他代为到市上去交易。王经不愿这样干，便连曹爽的信也不拆，就弃官而归。王母认为儿子身为行政长官，亲带兵马而擅离职守，太不应该，当着其部下的面杖责了儿子五十下。大将军曹爽听说此事后，便没有再加以罪名，王经仍复出为官。
王经母亲杖责儿子，绝不是为了贪恋官职而是深明大义，对官场看得很透。后来，王母见儿子身任郡守，官职已不小，便劝告王经说：“你本是贫苦人家的子弟，如今做到俸禄两千石的大官，也算是很可以了，你应该知足。世上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过了头，太过头总是不祥。你可以引退了，官不能再当下去！”这时候的王经正当春风得意，故母亲的一番金玉良言，他丝毫没有听进去，便继续做他的官。王经做官一帆风顺，当了两个州的刺史，又任司隶校尉。高贵乡公曹髦立，他又得到提升，甘露年间（公元256年—259年），一直做到尚书。
此时，高贵乡公曹髦手中已没有什么权力，权柄均落在司马昭手中。司马昭早有篡魏之心，几乎人人皆知。而曹髦不满于自己的处境，竟想要讨伐司马昭。王经头脑较为清醒，进谏道：“昔鲁昭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寸刃无有，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世说新语·贤嫒》“王经”条引《汉晋春秋》）力劝曹髦不要存诛灭司马昭势力的妄想。曹髦不听，终为司马昭所杀，在位前后不到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