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被杀，王经自然也逃不脱罪名，连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也被牵连在内。因而母子两人同被押到东市，将要被处死。此时，王经想到了先前母亲对自己的规劝；想到自己执意不肯听，以至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又想到自己一死倒也罢了，还连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也不得善终，要跟自己一道去受死。种种念头涌上心头，便觉犹如万箭穿心，悲痛欲绝。他一面哭泣，一面向母亲谢罪道：“我不听母亲的教诲，以至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更不应该的是我还连累了母亲，实在对不起您老人家！”这时，王经的母亲却毫无悲伤之情，她笑着对儿子说：“你做儿子十分孝顺，做官对国家十分忠心，有孝有忠，哪里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呢！”最后，母子两人双双被杀。
王经为魏朝而死，王母竟能毫无畏惧，与儿子一道慷慨赴难，临死还勉励儿子一番，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母亲的高尚情操。朝廷杀掉王经及其母亲后，不免也觉得太过，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特意下诏书，称：“古尚书王经虽身隐法辟，然守志可嘉。门户湮没，意常愍（mǐn）之，其赐经孙郎中。”朝廷赐王经的孙子郎中之职，算是对王经母子之死作了补偿。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等）
丑妻贤才识夫君
许允，出身世族，父亲许据在朝为官，官至典农校尉。许允少时就和同郡崔赞齐名，为冀州名士。
许允壮年时，朝廷任卫尉卿阮共要把女儿阮氏嫁给他。此前许允得知新娘是阮共之女，亦即当时与嵇康为友的风雅名士阮侃之妹，便欣然答应。没想等到举行婚礼时，许允一见新娘之面，顿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新娘奇丑无比。等到交拜礼毕，许允竟再也不愿回到新房中去，家人都深以为忧。过了几天，有位朋友来拜访许允，阮氏叫婢女看看是哪位客人来了。婢女回来告诉阮氏说：“是桓范官人。”阮氏一听是桓范来，对婢女说：“这下可以放心了，桓君必定劝我夫君进新房来。”
不出所料，桓范劝许允道：“阮家既然将丑女嫁给你，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应该留心细察才是。”许允受朋友之劝，便入新房中来，但一见新娘的模样，马上又想要出去。阮氏料定丈夫这次如果出去了，便再也不会回来，就牵住许允的衣服，不让丈夫离开。许允有些气恼，责问妻子道：“俗话说妇有四德，你有几德？”因为《周礼》中提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德指品性贞洁温顺，言指善于辞令，容指容貌美丽，功指精通女工，后人便将妇女的德、言、容、功称作四德，要求妇女具备这四个条件。许允在这时提出四德，明明是讥刺妻子容貌丑陋。阮氏回答丈夫道：“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而已。但是士有百行，夫君具备几样呢？”许允非常自负，答道：“我全都具备。”阮氏问道；“百行以德为首，夫君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是全部具备了呢？”说得许允面有愧色。这时，许允才第一次了解到妻子的超人识见，于是与妻子和好，从此非常敬重她。
魏明帝时，许允在朝任尚书选曹郎，提拔了不少同乡当官。魏明帝怀疑他营私，派人逮捕他。事出紧急，阮氏见丈夫将被逮，来不及穿鞋，急忙赤着脚就从里面跑出来，告诫丈夫说：“明帝可以和他辩理，但千万不可以跟他求情，夫君千万记住！”到了朝廷，魏明帝审问许允，问他为何滥用私人。许允受妻之教，从容争辩说：“我推举官员，只是像古人所说的那样，选拔我所了解的人，并没有借此营私。我的同乡，都是我十分了解的。请陛下逐一加以考察，看他们称不称职。如果发现他们不称职，我甘愿担当罪名！”魏明帝听了他的一番争辩，便派人认真考察他任用的所有官员，发现确实个个都很称职，于是把许允释放了。明帝见许允衣服破旧，赞叹道：“真是个清廉官员！”还特意下诏赐给他新衣。
开初许允被捕以后，全家人都十分紧张，个个痛哭失声，只有阮氏神态自若，丝毫不担心。她对家里人说：“不必为他担心，不久就可以放回来。”阮氏预先煮饭，等丈夫回家来吃。过了不多久，许允果然回来了。在种种事情上，阮氏都表现出她的卓识。
许允在朝中一直做到中领军将军，他与大鸿胪夏侯玄和李丰等人交往甚密。后因司马懿在朝中权重，夏侯玄、李丰等便密议要诛杀之。事泄，夏侯玄、李丰等不仅自己被杀，还被诛三族。这件事自然也就牵连到了许允。当李丰被捕时，许允心情十分紧张，行动失常。但是后来竟被封为镇北将军，许允不禁松了一口气，喜形于色地对妻子说：“我知道自总算是躲过去了！”阮氏却很不以为然，对丈夫说：“眼看着祸事就在眼前，哪里能够幸免！”果然，不久以后，许允被加以罪名逮捕，死于发配充军的半路上。许允的门生得到这一消息，赶紧来告诉阮氏。阮氏这时正坐在织机旁织布，听到消息后，丝毫也不觉惊讶，脸色平静，说：“我早知道会这样。”她和许允已经有了两个儿子，长子许奇，次子许猛，自小就很有才名。门生十分紧张，要把阮氏的两个儿子带走藏起来，以免被杀。阮氏对许允的门生说：“此事不会牵连到我的儿子。”后来司马懿不放心，派钟会来察看许允的儿子，如果其才能跟他们的父亲许允一样，就准备也加以逮捕。许奇、许猛得到消息，紧张万分，赶紧告诉母亲。阮氏安慰儿子：“你们虽然都不错，但才能并不很大。如果钟会来了，你们可以随便和他交谈，不要悲哀。钟会如果结束谈话，你们也立刻停止，就可平安无事。你们可以随便问一些朝中之事。”两个儿子遵照母亲的教导，和钟会进行了一番交谈。钟会觉得许奇和许猛才能不如他们的父亲，回去复命，将经过情形一一汇报，许奇、许猛终于免去了祸事。阮氏以自己的贤明识见，保全了两个儿子的性命。钟会当时虽然以善于识鉴人才而闻名，但毕竟还是阮氏比他更有智慧。
据《三国志·诸夏侯曹传》注释引《世语》载，许允的两个儿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并有治理才学。晋太康中，奇为司隶校尉，猛为幽州刺史。”这是后来的事了。许奇、许猛两人不仅没有遭祸，反能立朝为官，这都是因为有个贤明卓识的母亲阮氏。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等）
著书教子名垂青史
王昶是三国时代魏国大臣，字文舒，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人。魏文帝时，他由中庶子转任散骑侍郎，又任洛阳典农。魏明帝即位，他官扬烈将军，封爵关内侯。后迁征南大将军，进封京陵侯，官至司空。
王昶关心民生疾苦，曾率民广垦荒地，勤劝农耕，很有政绩。他任外官时，不忘朝廷政事。他认为魏朝建立以后，继承了秦汉以来成法的弊端，不大加改革，朝政难以兴盛，于是著《治论》二十余篇，阐述自己的政见。又写《兵法》十余篇，论用兵之道。他将这些均上奏朝廷，希望朝廷能够改革朝政和兵政，使国家兴旺发达。
王昶为官勤于政事，在家则很注意修身及教育子弟。他常以儒家谦抑冲和的思想要求和教育子弟，连给他们起名字也体现出这种谦冲修身的思想，如他给自己哥哥的儿子一个起名为默，字处静；一个起名为沈，字处道。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浑、深，分别起字为“玄冲”、“道冲”，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子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了教育自己的子侄们，特意作了一篇书来告诫他们。在《三国志·魏志》中，王昶的传略十分简略，而史官却将他这篇“书戒”全部载入，可见他的这篇“书戒”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这篇“书戒”中充满了人生的哲理，王昶在文中告诫子侄们：“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患人知进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道实，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全文很长，当这几句已足以见出王昶教育子侄的基本思想。他提出为子之道最要紧的是“宝身全行”，实际上就是强调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他教育子侄，不要进而不知退，欲而不知足，凡事要适可而止，知足常乐。尤其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对待别人批评或者诽谤的正确态度，即首先要在自身找原因，冷静加以分析，然后坦然处之。“止谤莫如自修”一句，可以当作人们的座右铭。“书戒”的最后提出的九点要求，更是具体而合理。如俗语称“三思而行”，但王昶对子侄们的要求更高，告诫他们“其行事加九思”，于此也可见他的良苦用心。虽然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其思想必然包含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这篇“书戒”中，可以借鉴的东西仍然还是很多的。
《三国志·魏志·王昶传》
习氏劝夫诫子
李衡出身于贫贱的兵卒之家，却很有才能。他听说羊衜（dào）很有识人之鉴，便专程前去拜访。羊衜十分赏识他，认为他具有担任尚书郎的才能。正逢当时校书郎吕壹在朝中操弄权柄，任意而为，朝中大臣畏惧其势力，没有一个敢于站出来说话。于是，羊衜便和别的大臣一起，在当时东吴国主孙权的面前竭力推荐李衡，孙权便让李衡担任了尚书郎之职。李衡果然性格刚直，敢于进言，孙权接见他，他在孙权面前慷慨陈辞，历数吕壹的过失，滔滔不绝数千言，说得孙权也面有愧色。数月以后，孙权果然诛杀了任意弄权的吕壹。自此以后，李衡的名声大噪，得到朝廷提拔。
后来，李衡担任诸葛恪的司马，为诸葛恪掌管府中之事。没有想到诸葛恪不久就被朝廷诛杀，李衡便自己请求出为丹阳太守。当时孙权的第六子孙休封琅玡王，住在丹阳的虎林。孙休倚仗着自己的高贵身份，常做一些不法之事。李衡不避权贵，对孙休多次依照法律给以处罚。李衡的妻子习氏贤惠而有识见，预见到李衡这样做，必然会带来灾祸，便劝丈夫明智一些。李衡秉其刚直的个性，不肯听妻子的话。不料到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孙休继会稽王孙亮之后被议立为帝，即历史上的东吴景帝。这一来，李衡想到以前多次处罚孙休的情景，君臣之间结下这样的宿怨，自觉处境不妙，十分惶急。他不无悔恨地对妻子习氏说：“当初我不肯听你的话，以至于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真是后悔莫及。”左思右想，便想投奔曹魏。
习氏在这危急关头却并不惊慌，力劝丈夫道：“你千万不可出此下策。想当初夫君本是个平民，先帝提拔你，任你为官，对你的恩情不可谓不重，你对现在的皇帝已经多次地无礼，现在又想要背叛之，以求活命，今后你还有什么脸见东吴的人民呢！”李衡这时已完全没有了主意，只是问妻子道：“既然如此，有什么办法可想呢？”习氏对丈夫说：“琅玡王（指景帝孙休）素来好善慕名，如今刚登帝位，正想要向天下人自我显露一番，他绝不会在这个当口报复前嫌而杀你。你可自动作为罪囚，投到监狱中去，陈述自己以前的过错，主动请求朝廷治你的罪。如果你主动这样做，肯定能得到皇帝的宽大，不仅仅是活命而已！”到这时候，李衡对妻子可说是言听计从，立刻就穿上囚服，主动投到监狱中，上书向朝廷请罪。果然如习氏所言，孙休见李衡主动这样做，为了表现其宽宏大量，没有治李衡的罪。他特意下了一道诏书，说道：“先帝孙权乎下，当然要忠其事，忠实为其服务。”言外之意是明确地说明让李衡仍然回去当他的丹阳太守，不要自起疑心。不仅如此，孙休还索性好人做到底，干脆给李衡加了个威远将军的官职，以显示自己的帝王气度。习氏就这样帮助丈夫度过了难关。
后来，李衡常常想置办一些产业，妻子习氏却始终不同意。李衡不死心，暗地里让人在湖北的一个地方建造了屋宅，又种植了千株柑桔。李衡临死时，叫来自己的儿子，对他说：“你的母亲总是不让我为家中治产业，所以我们家才会如此贫穷。现在不怕了，我置下这些房屋果树，也够你生活的了。”李衡死后20多天，儿子便将父亲的话告诉了母亲习氏。习氏得知李衡悄悄种下千株柑桔后，教育儿子道：“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意思是说，人怕的是没有德行道义，倒不怕不富裕。如果高贵而能守贫，这才是好的，要这些果树之类有什么用处啊！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习氏的品行和识见都远远地超过她的丈夫李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