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与孙盛论史。
盛曰：“良史不隐。”
帝曰：“信史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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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绍在建康待了一日，又匆匆返回京口。
回到世子府的他沾床就倒，府中其他人并不知道这几天的天翻地覆，但他疲惫的神色却看得清楚。
今天讲到宣公二年，便是著名的“赵盾弑其君”。
董狐直笔，是上古推崇的“良史不隐”的精神。
但在小绍看来，这只不过是“儒教”以礼治天下的精神狂热。
人性总是利己的，即使不是，自然选择也会迫使人性走向利己。要绕过纳什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首先在数学上就不成立。
果不其然的，百年之后的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庄公，而这次，为了“崔杼弑其君”五个字，付出了两条人命。
崔杼或许是杀累了，杀怕了，或许是不在乎身后名。越是强调道德约束，没有下限的人就活的越好。
而且，道德约束对国家大事有用吗？李世民七改唐史，世称千古一帝；海瑞饿死女儿，终身不过知县。
当然历史并非只有“春秋褒贬”的意义，历史的价值，更在于记录文明的得失脉络，使文明得以成长。
“世子可有高论？”王述性急，见小绍低头不以为然，便问道。
“并无所见。”小绍自知很多东西不是能破就能立的，当年破了“四旧”，“四新”真的立起来了？跟祖逖开开玩笑便罢了，在这里胡说便是误人子弟了。
“王述你别为难他了，他能有什么高见？将来说不得还要被董狐记上一笔咧。”
谁啊这嘴不带把门的，小绍回头一看，孙盛正冲自己一笑。
小绍知道他俩是看自己消沉，所以开些玩笑，只是此时却起了好胜之念：两千多年啊，史学理论总不能毫无长进吧。有顾颉刚给我背书，好歹说点一二三出来。
对于两千年后世而言，春秋时代的“褒贬”本身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形成这种“褒贬”的物质文化背景。
孔子也好，董狐也好，他们只能代表“一个人的观点”，仅靠褒贬本身，是无法证明其背景的。
要证明背景，就需要史料，大量的、可信的史料。
只要有充足的史料，后人就能够在把握前人风俗的前提上，以新的伦理道德去辨析古史，历史就能够永葆青春。
比如说很多人总想着去解放明清的小脚，却看不到性质更恶劣的扬州瘦马问题，和更本质的失地农民问题、饥荒问题。这就是对史料认识不足，仅仅关注前人褒贬的坏处。
思索片刻，思路清晰了，小绍便反唇相讥道：“高见倒没有，只是觉得董子画蛇添足罢了。”
这话有几分离经叛道，但几人都知道他不是个无的放矢的性子，是以没有打断他。
小绍接着说：“赵子被迫害是事实，亡不出境也是事实。众目睽睽，青史昭昭，岂能雌黄？千秋功罪，后人自说。董子又何必多此一举。”
孙盛眉毛一挑：“作史而不褒贬，岂非有失春秋之义。”
不就是嘴炮吗。来啊，互相伤害啊：“千秋两圣人，不知董子是哪一个？唯无瑕者，可以戮人。何以一家之言，蒙蔽众说？”
其实这点上，武则天就做得很明智。她知道自己的做法不见容于今儒，便托志后人。而后人对其功业的褒扬也一如她所料，反倒认为她对亲戚的纵容没有脱离女性的历史局限性。
小绍以世子之尊，好百工，行货殖。少不得要被宿儒评为贱役，被清流视为粗鄙。让当代人评说，那不是自讨没趣么。
小绍的意思就是，谁都可以评判，唯独作史的本人不能去评判。这不仅仅是避祸。你一个人把话都说完了，别人怎么接茬？
其实这话说得有些刻薄，孔子作春秋，虽然有任性褒贬之处，但褒贬不见于文字中，大体是信史。
只是三传太过成功，甚至盖过了《经》的光辉，才体现不出这种“任后人评说”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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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