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的窦皇后生有四个儿子，除三子夭折外，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都是一代英雄，尤以李世民勋绩最大。在李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几个最强悍的敌人，像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被他击败，于是新兴不久的唐王朝。踏上隋王朝所走过的道路，发生了夺嫡斗争。
以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为一方，以秦王世民为另一方。在唐王朝建立之初就出现了夺嫡斗争的苗头，逐渐发展到剑拔弩张、势同水火的地步。由于李渊对这一炙手可热的问题没有认真解决（也很难解决），终于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皇城中门），把入朝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杀掉。这时高祖李渊正在皇宫内湖上泛舟，李世民派遣尉迟敬德人宫宿卫，擐甲持矛直奔李渊泛舟处。高祖惊问：“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敬德回答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李渊对裴寂等人说：“不图今日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瑪、陈述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嫉秦王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日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士归心，陛下若处之以元良（即太子），委之国政，无复事矣！”李渊不得已说：“善！此吾之夙愿也。”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敬德向他们宣布了李渊令诸军并受秦王节制的处分敕书，“众然后定”。裴矩到东宫晓谕后，“诸将卒皆罢散”。（以上引文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接着，建成诸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等五人，元吉诸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等五人都被诛杀。
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可以说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一般定律，即每逢亲王声望和力量跟太子相等或超过太子时，很可能都要发生夺嫡斗争，如果对这种情况不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必然要发生流血惨剧。这种斗争的两派，就其性质来说，谈不上谁是谁非，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白热化而已。但李世民此举势在必行，无可厚非，谁也对此事再不能找到一条出路。
在这场事变中，李世民上逼老父，下杀兄弟，再诛杀诸侄，可以称得上心毒手辣，古人对此议论颇不乏其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建成能有“太伯之贤”，世民能有“子臧之节”，相互礼让，则乱何此生矣。而对李世民最后诉诸武力则遗憾地表示：“贻讥千古，惜哉！”清人赵翼对此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状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二十二史札记》之《建成、元吉之子被诛》）可见李世民当时威势不可一世。政治斗争是无情的，骨肉之情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不免显得苍白无力。这也是皇位这个至高无上权力的诱人之处，这个诱饵可以使无数人失去理智，不顾亲情而互相残杀，世称明君的李世民也不例外，况他人乎！可见人要做到“淡泊”难啊！实在难啊！
李世民做了两个月左右的皇太子，就在这年8月正式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当时他已三十岁了。次年（公元627年）正月，改元贞观。李渊从此退为太上皇，又活了九年，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郁郁而崩。
假如李世民在统治全国二十多年之中，没有取得“贞观之治”的显著政绩，而是政治黑暗腐败，把国家弄得不像样子。史家对这件事的评价可能是另外一种观点，会不会写李世民“残忍”、“暴虐”呢？值得研究。因为有些史书上讲，从李世民当皇帝的业绩看，他上台要比李建成上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