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总结的一句至理名言。据《资治通鉴》记载，唐玄宗李隆基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子。
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女皇武则天的孙儿。他于公元710年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诛灭了韦后集团，来年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开元。在他即位之初，正是弊端丛生、百业待举之时，朝野上下无不人心思治。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他发奋图强，锐意革除弊政，虚心纳谏，选贤任能，狠刹腐化奢靡之风，决心求治。因此在开元前期，旧弊革除，新制创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边防安定，出现了歌舞升平的“开元之治”。首先是任用贤相，精心治国。他即位后，即拜姚崇为宰相，同时先后任相的还有卢怀慎、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纺、杜暹、韩休、张九龄等多人。他们为相，各有所长，多有政绩，成为有唐一代的佳话。姚崇文武全才，通达知变，处事果断，清廉执政，以身作则，成为朝官的表率。由于他时刻关心群众的冷暖，注意解决黎民百姓生产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故时人称赞他为“救时宰相”。
因玄宗能遴选贤相，精心治国，因而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诗圣杜甫在其《忆昔》一诗中追忆开元的盛况曰：“忆昔开元全盛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织不相失。”诗人的描绘，在史册中得到了印证。据史书记载，当时远行万里不带寸兵，当然更用不着选择黄道吉日了。朝廷储粮多时达一万万石，一年征收的绢帛达一亿一千万丈。可见纨缟车载、仓廪丰实的话是可信的。
其次是虚心纳谏，勤政为民。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继张说之后，李元绽被擢任为辅相，元絃素以刚正不阿闻名。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玄宗又提拔尚书右丞韩休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休也素以鲠直著名。这时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与万年县尉李美玉同时犯罪，玄宗却只将李美玉流放岭南，对程伯献未加治罪，韩休认为不公，县尉是小官，轻罪重判；程伯献依恃恩宠，室宅舆马僭越法度，却重罪不判。他主张当先治罪程伯献，后罚李美玉。起初玄宗没有答应，韩休面折廷诤，说：“美玉微细尤不容，伯献巨猾岂得不问，陛下若不出伯献，臣即不敢奉诏流美玉。”玄宗见他执法严谨，便依从了他的意见。由于韩休对玄宗的过失直言不讳，常迫使玄宗言谈举止三思而行。时间久了，面容也日渐消瘦，一天，他对着镜子看了他瘦削的面容，一时默默不乐。左右侍从见此情景，劝玄宗说，韩休任相后，陛下比过去日渐消瘦，为什么不把他赶下台去？玄宗听后，叹了口气说：“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旨，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再次是节欲戒奢，提倡俭朴。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玄宗首先从后妃、百官的乘舆服饰、金银器玩人手，从统治阶级上层狠刹奢侈豪华之风。他颁下诏书，命令将乘舆服饰、金银器玩，交付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于殿前当众焚毁；规定后妃以下皆不准服用珠玉锦绣。玄宗率先从后宫做起，表示自己禁止奢靡之风的决心，还下令百官所用衣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官允许装饰玉器，四品官用金器，五品官用银器，其余官僚则禁止服用美玉金银；妇女的服饰随从其夫、子品级而定。对于过去的锦绣成衣，可以染成黑色。令下以后，天下不得再采珠玉、织锦绣等物，对于违犯法令的人罚杖刑一百，工人减轻一等。与此同时，还撤销了专供官员用的两京织锦坊（《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还把后宫的部分宫女放还其家。对厚葬也作了严格的限制。因为玄宗提倡节俭、禁止奢靡之风是从统治阶级上层抓起的，所以社会效果显著。开元前期崇尚俭朴已蔚然成风。
开元之世，李唐王朝登上了自己的顶峰，其后在天宝年间，它又从顶峰上急剧地跌落下来。原因主要是志骄意满的唐玄宗喜欢阿谀逢迎，憎恨鲠切正直，意满则刚愎自用，不听良盲规劝。首先是贤相一个个被排斥或贬谪，奸相李林甫则乘机攫取相位。李林甫其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刻画得淋漓尽致。他说：“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了天下大乱。而上不之寤也。”的确，李林甫是阴险而不露，惯于以甜言蜜语谄媚人，故有“口蜜腹剑”之称。李林甫自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5月开始担任宰相至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11月病死为止，其间经历了十九个春秋，一直是毫不动摇地盘踞在相位上。细究其原因，是因为玄宗晚年昏庸，怠忽朝政，而李林甫本人也异乎寻常的精明与狡猾，更有他固宠保位的一套伎俩，诚如司马光所说。这样就使他的权势日炽一日，而朝政腐败也就日甚一日，最后导致危机四伏，天下大乱，而玄宗始终不寤。
其次是玄宗晚年怠忽朝政，穷奢极欲，纵情声色。开元初年，他曾要把饼子扔进沟里的卫士处死，因玄宗的长兄宁王从容规谏，才下令赦免了那个卫士。但是后来，他自己在生活上挥金如土，都毫不足惜。天宝年间，公主贵戚投玄宗所好，争先恐后地向他进献珍奇食品，所进食品都是山珍海味，一次多达数千盘，一盘费用竟相当于中等人家的十家产业。玄宗即位初期，把部分宫女放还家，后来仅在长安大内、大明宫和兴庆宫，就拥有宫女四万人，他的后妃、美人、才人见于史书的就有十九人之多。他一生有三十个儿子，二十九个公主，这在封建帝王中都属罕见。特别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死去，通过高力士的推荐，在他五十六岁时，把他和武惠妃所生的亲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二十二岁的杨玉环召进宫来，陪他睡觉，六年后册立为贵妃。从此玄宗专宠杨贵妃，怠忽朝政更加严重。正像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所说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因而就“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满足杨贵妃的穷奢极欲，仅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女工就达七百余人，为她打制金银器物、琢磨玉器的工人也有数百人，合计有一千多人。她的奇服秘玩，变幻无穷。因此天下人争先进贡奇珍玩物，以此受宠升官的不计其数。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搜求美工巧匠，精制奇器异服，进贡后都得到了加官晋爵。杨贵妃生在四川，从小喜欢吃荔枝。而海南荔枝是荔枝中的上品，玄宗为能让贵妃吃到海南荔枝，却不惜千里迢迢，每年都令岭南驰驿传送，即使在盛夏酷暑之时，当荔枝送到长安，其色味依然不变。玄宗还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宫室，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仅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就在长安、洛阳两地建造豪华的殿宇台榭千余间。为了避暑，他还造了高级凉殿。在临潼的华清官，又重建扩建了汤池，制作极其华丽。每当玄宗幸华清官时，贵妃姐妹都要随行，她们竞车服、比华丽，车服上装饰着金翠，夹杂着珠玉，一车的费用就不下几十万贯，费用高得惊人。
再次是拒谏偏信，刚愎自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玄宗听说牛仙客任河西节度使时治理有方，是一个良将，欲加授尚书职衔。宰相张九龄认为牛仙客不过是一个使典，若授予他一个清要官职，将是朝廷的耻辱。后玄宗又想给牛仙客增加实封户，张九龄出面劝阻。玄宗对张九龄的一再规谏已很不耐烦，不禁勃然大怒说：“事情都由你们说了算么？”九龄见玄宗怒气冲冲，便心平气和地解释说：自己身为宰相，绳愆纠谬是自己的责任；像牛仙客这样的边陲小吏，目不识丁，一旦位居台阁，岂不让人耻笑朝中无人？（《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尽管张九龄说得有些道理，但玄宗再也容不得这些骨鲠大臣了。就在这一年，他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并将牛仙客擢升为工部尚书、同门下三品。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7月，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无才，不过滥用相位。玄宗不问青红皂白，把周子谅在殿庭上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把他流放到濃州。由于伤势过重，到了蓝田县就死了。玄宗诛杀谏官，使他闭目塞听，渐渐成为孤家寡人，标志着他晚年的统治进入黑暗期。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病死，玄宗任用杨国忠做右相（中书令）兼文部（吏部）尚书，执掌朝政，同领四十余职，权倾天下。杨国忠和李林甫一样是一个奸佞权臣。他妒贤嫉能，用人唯亲，贿赂公行。再加上杨国忠是皇亲国戚，所以凡事玄宗只听他一人的偏颇之言，结果弄得朝政更加腐败，朝野上下一片怨恨之声，使得已经加剧了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最后终于爆发了长达九年的“安史之乱”，从此李唐王朝也就一蹶不振，日益衰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