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根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当年在好莱坞演过的电影，一下子成了热门，全国各地影剧院、电视台争相放映。这股里根影视热风，无疑替里根做了一次绝好的宣传。人们从影视中看到，当年的里根英俊潇洒、精明强干，而现在仍然生机勃勃、干劲十足，风度不减当年。这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里根影视风兴起的同时，里根还借电视媒体极力展示自己的风采。在与卡特的电视辩论中，里根表现得能言善辩、妙语连珠，而卡特则相形见绌，呆板迟钝，结结巴巴。因此在投票之前关键性的一场电视辩论后，民意测验的结果，支持里根的人上升到67％，支持卡特的人下降为30％。1980年11月4日大选结果，里根以绝对优势大获全胜。
卡特本身就因失业人数猛增等，引起后院起火。正赶上与里根争夺总统，好莱坞电影之火终于把他烧得遍体鳞伤，“无颜见人”，从而退出了政治舞台。
可见，“借”是一张狠牌，就看你会不会打！
大智慧：刘备借荆州，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基础。为三国鼎立扎下了根，必要时“借”是一种资源。
高明者高在自知之明
自古以来，人们最大的“盲区”之一，就是是不能正确估价自己。于是，眼高手低者有之，好高骛远者有之，刚愎自用者有之，自暴自弃者有之。故老子认为，认识别人的可以说得上机智，而认识自己的才算得上是高明。另一位哲人也曾告诫过人们，“人贵有自知之明”。
在《老子》第三十三章里，老子提出精神修养的问题——“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说，善于识别人的人，可谓智慧；善于认识自己的人，可谓明通。老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一，人必须正确真正了解自己。有时人会对自己不甚了解，甚至产生错觉，此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第二，人必须正确估价自己。“自卑”固然不足取，但“自负”同样不足取。只有恰如其分地估价自己，在此基础上给自己在社会中“定位”，才是可取的，也是明智的。如果说一个普通的人，正确给自己“定位”会有助于自身发展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欲成大事者，是否既能“知人”，更能“自知”，能否正确给自己“定位”，则会事关人生兴衰。
《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时期各国史事的资料书。上继《春秋》，下至战国末年，包括东周、西周、秦、齐、楚、越、魏、燕、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策。这部书中保存了当时游说之士从事政治活动的大量记载。《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其中一篇，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战国时的齐人邹忌，身高八尺，体形容貌潇洒漂亮。在齐威王时任齐相，辅佐威王改革政治。
一天早晨，邹忌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我跟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漂亮？”他的妻子说：“您漂亮极了，徐公哪能跟您相比呢？”
城北的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所以，邹忌不相信自己比他漂亮，就问他的妾：“我跟徐公谁漂亮？”他的妾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
第二天，有位客人从外面来，邹忌与他促膝而坐，交谈中，邹忌问：“我和徐公，谁漂亮？”那个客人说：“徐公不如你漂亮。”
又过了一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发现自己不如他漂亮；再对着镜子瞅瞅自己，更是自愧不如。晚上，他躺下来反复琢磨这件事，终于领悟到：“我的妻子说我漂亮，是偏爱我；我的妾说我漂亮，是害怕我；我的客人说漂亮，是有求于我。”
于是，邹忌上朝去见齐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欲有求于我，所以都说我比徐公漂亮。现在，齐国的领土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池，大王的后妃和左右近臣没有谁不偏爱大王，朝廷上的臣子没有谁不怕大王，全国没有谁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大王受到的蒙蔽是非常深的。”
齐威王还算是个明白人。他仔细听了邹忌的一番话后，觉得很有道理。不是吗？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偏爱者、畏惧者、有求于自己者数不胜数。在这背后，我岂不就可能受蒙蔽么？于是，齐威王下令道：“各大臣、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出寡人错误的，得上等奖赏；能够上书规劝寡人的，得中等奖赏；能够在市场和朝廷上批评议论而传人寡人耳朵的，得下等奖赏。”命令刚下达的时候，臣子们上朝规劝，门庭若市；几个月后，就只有断断续续上朝规劝的了；一年后，有人虽然想提意见，但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燕国、赵国、韩国和魏国听到这种情况后，都来齐国朝拜。这就是人们说的在朝廷征服了敌国。
唐朝的李世民，也是一位能够正确看待自己、不高高在上的“明君”。
一次，李世民问大臣魏徵：“君主怎样才算明智？”
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正面的话反面的话都要听，才能成为明君，只听信一面之词，就会成为昏君。魏徵还讲了尧、舜怎样了解下情而不被蒙蔽，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怎样因偏信佞臣的话而遭祸灭亡，然后又说：“人君兼听广纳，贵臣就不能蒙蔽他，下情就能上达。”
李世民十分赞赏魏徵的话，连连说：“好！好！”
李世民亲眼看见隋炀帝是怎样亡国的，时常引以为戒。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有意给自己设立对立面，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当面给他提意见。大臣们对一件事有不同的意见，他都能够听取，并参照比较，择善而从，或互相补充。这样，就减少了片面性，也就减少了差错。
李世民还鼓励群臣对他下的诏书敕令提出异议。他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诏书敕令有不便施行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有所反对。如果光是收发文书，那谁都会办，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官？”在李世民看来，别人只是顺从自己，自己就只能看到已经看到的一个方面；有人提出异议，自己才能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对事物才能看得比较周全。
经过隋末唐初的大乱后，李世民掌握政权的前三年，又接连发生大灾。到了贞观四年，大治初见成效。这年冬天，李世民对侍臣说：“我有二喜一惧：今年丰收，是一喜：北方边境平安无事，是二喜；太平了就容易骄傲奢侈，骄傲奢侈了危亡就会随之而来，是一惧。”贞观五年末，他又对侍臣说：“治国就像治病，病虽好了，还要小心看护。如果任意放纵，病复发了，就不可救了。现在中国幸得安宁，四夷也都归顺，确是自古少有。然而，我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唯恐这样的好局面不得保持。因此，很想听你们的谏诤。”魏徵认为李世民的这种想法很对：“内治外安，我并不喜欢，就喜欢陛下这种居安思危！”
李世民很注意听取谏诤，但是，他毕竟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以有时也觉得受不了。有一次，李世民罢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你要杀掉谁？”李世民说：“魏徵每每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听后不声不响地退下，换上一身朝拜的礼服，出来向李世民道贺。她说：“我听说‘主明君直’，现今魏徵如此直率，不正是因为陛下是个明君吗？我怎敢不贺？”李世民听后，明白了皇后的意思。
贞观十一年秋，魏徵看到李世民向善之心比过去差远了，闻过必改也比过去差了，他想到：君主善始者多，善终者少，这并不是创业容易守成难，而是由于在忧患中，就会真心实意地对待下属，那样就从北胡到南越全国上下都会同心同德；在安逸之中就会骄傲放纵自己而轻视别人，那样即使最亲近的人，也是离心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因此，他上疏“十思”：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大兴土木）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抑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阻塞、蒙蔽）则思延纳（广泛听取意见），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超过制度规定），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李世民对这次上书很赞赏，亲手写了诏赏赐他：“得出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贞观十三年，魏徵又上疏，写下了李世民与贞观初年相比“渐不克终”的十条。李世民看了以后，叫人把它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并交给史官记录在案，借以督促自己力求善始善终。
又过了四年，魏微死了。李世民痛哭不已。他对侍臣说：“人用铜作镜子，可以整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见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知得失。魏徵没了，我从此失去了一面镜子。”
邹忌、魏徵不愧为一代名臣。他们敢直言相谏，确实起到了“高参”的作用。但最难能可贵的，还是两位君主，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要知道，承认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是需要勇气的！有很多不善做人者，也知道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可碍于“面子”，终不肯放下“架子”，最后听到的是一片赞美声和附和声，也正是在一片赞美声或附和声中，自己击垮了自己！
大智慧：人贵有自知之明，无论你的成就有多高，一定要清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代表人物：孙权
孙权分权的最大特点是既用人则充分信任，授与权力，决不从中干扰或掣肘，对于各种人才的短处能较好地避免而充分发挥其长，这样使自己手下的各类人才都能尽其所用，每个人都能放心地展示自己的才能建功立业。
用人有术，务得其道。孙权从其兄孙策手中接过主持江东军政事务的大权，孙策曾叮嘱过他“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为什么呢？因为张昭历侍孙坚、孙策及孙权三主，深知内部事务的管理，加之其老成持重，对如何处理内部事务有其特定的优势，使用他来解决江东内部各种事务是有好处的；而周瑜，年轻气盛，有智谋，军事才能突出，敢于不守旧规而不断创新，依靠他来处理相应的事务，有利于江东的进一步发展。
从实际情况来看，情况也恰恰如此。比如，如何对待曹操举兵南下，打败了刘备，追逼江东。张昭等出于守城的目的，主张求和，而周瑜则主张迎战。这就充分发现了张昭的保守和周瑜的开拓性。但处理这样的问题，孙权也不是盲目地只听取哪一方的意见。孔明为实现孙刘联合抗曹的构想，只身来到江东劝说江东联合抗曹。孙权首先是不急于与之见面，而是由张昭等群臣与孔明进行辩论，孙权则能从中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因此，孔明舌战群儒，使东吴的文臣败下阵来，很明显从道理上讲是联刘抗曹为上，但孙权还是不急于下结论。接着他才接见孔明。最后他才征求周瑜之意见，为什么呢？一是孙策临终有言在先，二是孙权尽管有此决心，但需有良将才能实现其决心，如无良将而空有愿望也是不能破曹操的。为此周瑜提出了曹操南下存在着“四忌”，进一步坚定了孙权的信心。孙权决定联刘抗曹后，当即全权委托周瑜统帅大军，抵抗曹操，终于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曹操，确保江东的安定。
接手江东之后，孙权面临着两大难题，内忧和外患。内忧主要是部将猜疑，山越不服，李术叛乱，加之黄祖未除，江东尚未连成一体：外患主要是曹操南下之心愈烈，企图一吞江东，而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借荆州不还，虽刘备在西蜀，但荆州乃兵家重地，始终如鲠在喉。为确保江东基业，孙权首先抓住了张昭和周瑜这一文一武的龙头，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待周瑜以兄事之，于是张、周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这样就基本上稳定了内部，迅速扭转了局面。
孙权不但信任将领，还对将领关怀备至。如甘宁原为孙权杀父仇人黄祖部将，在孙权兴师报父仇时，甘宁射杀大将凌操救了黄祖，成为孙权的仇敌。但后因黄祖不用，甘宁投奔孙权，权则不计前嫌，豁达大度，“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以破黄祖之策。”甘宁果感其仁德，攻破夏口，射杀黄祖，为孙权报了父仇。合肥之役，甘宁百骑劫魏营，不折一人一骑，孙权对众将曰：“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以相敌也。”不但重赏甘宁，还特意抚慰其忠勇：“将军此去，足使老贼惊骇。非孤相合，正欲观卿胆耳！”当甘兴霸与凌统发生矛盾时，孙权也能及时从中相劝，调和彼此的矛盾。他对凌统说：“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吾面。”一方面加封凌统，一方面又调甘宁外任，避免彼此的冲突。同时，孙权对甘、凌之矛盾也极力设法化解。当凌统为曹休射中坐骑掀翻在地，乐进持枪蠡来刺之时，甘宁射中乐进面门，救了凌统一命。事后，凌统拜谢孙权，孙权则说：“放箭救你者，甘宁也。”致使两人合好，并成为生死之交。
孙权对每次出征或获胜而归者，都亲自外出迎送，并设宴进行慰劳，而每有将校战死必痛心疾首。所以，周瑜曾对蒋干如此说道：“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这就叫“君惠臣忠”，孙权行其仁，本身也就包含有智。通过这种“仁”。他将民心、军心、将相之心牢牢地抓住，使其尽其心智、才能，忠心耿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