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汉赋琅华照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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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包括宇宙,总览人物(2)

三崔中的第二位是崔瑗(78-143),字子玉,东汉着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是崔驷的第二个儿子。崔驷去世的时候他才十五岁,但他以父亲为楷模,锐志向学,尽得父亲的真传。十八岁那年,他来到京城洛阳,向着名的经学大师贾逵讨教。贾逵十分欣赏这位博学多才的年轻人,待他极好。于是,崔瑗留下来继续求学,苦攻天文历算方面的学问,成就卓然,当时的儒士纷纷以他为泰斗。这段时间,他结识了两位名人——马融、张衡,和他们保持着异常友好的关系。崔瑗是个有血性的读书人。他的哥哥崔章被当地人杀死,崔瑗挺身而出,手刃亲仇,不得已而亡命他乡。后来赶上天下大赦,才回到家中。家里生活贫寒,兄弟住在一起达几十年,靠乡里邻居的周济才得以度日。崔瑗痴心于学问之道,尽管遭际坎坷、生活多艰也无日废弃。四十多岁时,他才到郡里做了一名小官,因为一件案子的牵连而琅珰入狱。管监狱的官吏对《礼》颇有研究,崔瑗每逢被提审考讯时,就趁机和这个狱吏探讨有关《礼》的问题。后来,车骑将军阎显请他做府吏。当时,汉安帝刚刚死去,阎显的妹妹阎太后临朝听政,立北乡侯刘懿为少帝,阎家掌权。崔瑗认为应立前太子济阴王为帝,屡次想进言给阎显,而阎显终日沉醉,无法见面。崔瑗深感事态严重却无能为力。他跟正担任长史的陈禅说了自己的想法,希望陈禅能和他一起去劝说阎显废掉少帝,拥立济阴王。陈禅却不敢响应。不久,孙程等人拥立济阴王即帝位,阎显兄弟全部伏法,崔瑗因此遭排斥。他的门生苏祗了解崔瑗的想法,认为老师实属蒙冤,想上书替崔瑗辩白,崔瑗阻止了他。当时已经官居司隶校尉的陈禅建议让苏祗上书,他愿意作证。崔瑗不喜欢事后居功,就回到家中闲居。过了一段时间,大将军梁商召他到自己府中,崔瑗觉得自己屡事权贵,却遭疏远,便借口有病在身婉言谢绝。后来,他先后任过汲县令、济北相等官职。六十六岁时因病去世。崔瑗是当时有名的大儒,文采高华,他所作的《南阳文学官志》、《河间相张平子碑》等,深为后世所称道。《文心雕龙·书记篇》云:“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

崔寔(?-约170)字子真,是东汉着名的政论家。性格沉静,专好典籍。父亲崔瑗死后,他守孝墓旁,直到丧期终了。很多大官僚慕名聘他到府上,他都推辞不就。汉桓帝在位时,他写了《政论》一文,指斥时弊,切中要害,为当世所重。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政论家仲长统十分欣赏这篇文章,说凡是做皇帝的,都应抄录一遍,放在身边时时诵读。后来,崔寔任五原太守。五原一带适宜种麻,而当地人却不会纺织之术,以致冬季很多人无衣可穿,只好钻进草垛中御寒,碰上官员便裹着草出来见面。

崔寔到任后,将制作纺车的技术、纺织的方法尽数教给当地人,百姓才免除挨冻之苦。那时,东汉北部边疆频遭胡人的掳掠,崔寔整练军队,严阵以待,使五原一带免遭蹂躏,成为边地最安全的一个郡。外戚梁冀伏诛后,崔寔因曾做梁府官吏被罢职。以后,他又做过辽东太守、尚书等官,建宁(168-172)年间因病去世。他死的时候,家徒四壁,以致家人无法给他安葬。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三人为他备好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为他写了碑文,这才体面地完成了葬礼。崔寔留下的作品有碑、论、箴、铭等诸体文作十五篇。

音乐本无形,子渊妙赋之

汉宣帝时期,辞赋创作继续繁荣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宫廷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并常带他们一道田猎。所临幸过的宫殿驿馆,都让他们作赋歌颂,然后评出等次高低,加以赏赐。王褒便是其中颇为着名的辞赋家。他所作的《洞箫赋》,尤其受到宣帝太子(即汉元帝)的喜爱,太子曾号令后宫才人嫔妃以及左右随侍,人人都吟咏诵读这篇赋作,并由此引发后来的嫔妃班婕妤读赋自伤,写出了我国第一篇女性悲情辞赋《自悼赋》,为我国古代文坛又平添了一段佳话。由此可见出王褒《洞箫赋》在当时的影响。

王褒(?-前61),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喜好音乐,工诗善赋。宣帝时,因益州刺史王襄推荐,被征入朝,应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和刘向、张子侨等侍从文人待诏金马门。不久,又擢升为谏议大夫。皇太子(汉元帝)有病,王褒被派往太子宫陪太子娱乐,诵读传奇文章和他自己的作文给太子听,直到太子病愈才返回。太子非常喜爱王褒的《洞箫赋》。一来是因为太子本人善于吹奏洞箫,二来也足见此赋的艺术魅力。神爵元年(前61),王褒奉命到益州祭祀金马碧鸡之神,不幸病死道中。

王褒作为侍从文人,应诏作赋虽然极尽风光,却也极大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汉志》载有他的赋作十六篇,从留存至今的作品看,其中不乏应景之作。如《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等篇,大都是歌功颂德之作;而《九怀》形式上一味模仿《九歌》,内容则大抵就《离骚》中“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语敷衍成文,空洞无物,缺乏真情实感。至于《童约》则是用口语写的赋体游戏文字。唯有《洞箫赋》是王褒独具特色之作,也是我国第一篇专门描写乐器和音乐的赋,而且在各方面都有独创性,扩大了汉赋的题材范围,开了后世咏物赋和音乐赋的先河。

《洞箫赋》篇名直取“洞箫”,点明此赋乃是描绘洞箫的咏物之作,而洞箫是一种乐器,必然要摹写音乐和演奏。但作者并没有单刀直入,而是层层铺陈、渲染,追求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首先从竹写起:“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丘墟即指江南慈母山,山上生竹为箫为笛有妙音,仅山名便暗含寓意,引起无穷遐想。继而通过对竹生长的环境,即天地山川风露、春禽秋蝉玄猿孤鹤的层层铺陈,来烘托竹的清静而高洁的品格,赋予竹成为洞箫的自然天性。然后,再进一步描述制竹为箫的过程,运用夸张的手法,巧妙嵌入乐官夔、巧匠鲁班等典故,以及对名贵象牙雕饰和制作工艺的细致描绘,渲染出箫的精良和名贵。箫已制成,本应叙写吹箫的场面.但作者却又一次把笔墨宕开,而去写吹箫的人,写他的气质和天性。这样层层渲染,一波三折,一咏三叹,既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又较好地烘托了氛围,为写听箫的音乐场景做了充分的铺垫。

写听箫,是本赋的重点所在,也是作品的高潮: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鞍鞫,佚豫以沸帽;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或杂逐以聚敛兮,或拔撒以奋弃。悲怆恍以恻惐兮,时恬淡以绥肆;被淋洒其靡靡兮,时横溃以阳遂。哀悁悁之可怀兮,良醰醰而有味。

这些比喻,既有自然现象的风雨雷霆,又有人伦中的父子深情,还有文武对举的君子和壮士,形象新颖,寓意丰富,充满对音乐艺术表现力的无限想象。

在客观描绘箫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描绘了音乐对人的心灵净化和欣赏音乐所达到的审美境界:优美曼妙的箫声可以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正端方,狂暴的人变得不计怨仇;刚毅暴强的人回归仁爱,放纵淫逸的人警惕过失;甚至使钟子期、伯牙、师旷这样的音乐高人也感到怅惘惊奇,杞梁之妻也不再哀哭叹气……洞箫之音可以使人进入道德之乡。极言音乐对人的心灵净化作用,而且箫声一起,欣赏者便进入一种“彷徨逍遥”的自由审美的境界,物我两忘,主客相融,与音乐同悲同乐。作者通过对蟋蟀尺蠖蠕行喘息、蝼蛄蚂蚁来回爬动、鱼儿瞪眼、小鸡斜看而忘食等一系列夸张描写来渲染这种美感作用,艺术感染力极其强烈。

文章最后,是对全篇的总结。一方面对吹奏洞箫的声音进行概括而又具体的描绘,作者巧妙地运用通感手法,化声音为形状,写它像捷巧之状,跳跃、奔腾、跨越,急速而轻巧;又如流水之形,或奔腾咆哮,或流淌不返。从而进一步加深读者对箫声的体验和感受。另一方面,写曲尽而余音袅袅,气止而遗响不绝,从而不仅表现出洞箫音乐的余味无穷,更使读者如同亲自聆听到音乐演奏一样,留有无限想象的艺术空间,取得文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洞箫赋》在艺术上的成就,表现在它多方面的独创性上:

第一,它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赋。尽管枚乘在《七发》中已有具体描写音乐的段落,但用整篇来写音乐,对一种乐器的制作及其声音作具体细致的摹写,则是自此赋为始端,文章写吹箫人的察性、箫声,以及听箫的感受,文辞优美,精巧绵密,细致入微。刘勰曾说:“子渊《洞箫》,穷予声貌。”对后世有关描写音乐的作品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此赋首尾都是骚体,中间则以骚体为主而杂以散文的排比句,但又有其独到之处。全篇句式,虽然部分保留骚体特有虚词“兮”,但“兮”字而外,几乎全为对偶的四六句式,从而形成文字的整齐美与音韵的和谐美。《洞箫》以前,无论散文或诗赋,虽然间用骈偶,但没有此赋运用的多。从此以后,骈偶文字,在赋中与日俱增,至魏晋六朝,发展为骈赋。因此,《洞箫》一赋,实开魏晋六朝骈俪文学之先声。

第三,《洞箫赋》以前,诗少咏物者,骚中则《橘颂》可称咏物之祖,其他赋家则借物咏志,难以形成真正的咏物赋。而王褒,《洞箫赋》

则将前人近似咏物之作,真正发展成为汉赋中的一体。

因此,王褒《洞箫赋》在古代文学史,尤其是在汉赋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幽谷乔木变屏风

和其他诸侯君主、皇亲国戚不同,淮南王刘安独具文学才华,爱好读书作赋、把玩琴棋等雅事,而不喜欢纵马驰骋、游猎尚武。他博学多识,又好交游,所以门客众多,其中能作诗写赋的也为数不少。他们归附于刘安门下,从事创作活动,后人称这帮人为“淮南小山”。“淮南小山”写作的辞赋言近旨远,而刘安和他的《屏风赋》,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文学追求。全文如下:

唯兹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孤生陋弱,畏金强族。移根易土,委伏沟渎。飘飘殆危,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朴缘。然常无缘,悲愁酸毒。天启我心,遭遇微禄。中郎缮理,收拾捐朴。大匠攻之,刻雕削斫。表虽剥裂,心实贞悫。等化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赖蒙成济,其恩弘笃。何恩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为枯木。

作者以生长于幽谷、倒伏在沟渎的乔木被中郎、大匠发掘出来,并制成有用的屏风,来借喻世间有用的人才,得到贤明、仁义的主人的提拔和重用。指出乔木虽好,但如果遇不到能工巧匠的识才慧眼,也终将是一块枯木而已,而乔木一旦被制成屏风,就可以被陈列在华堂贵室,追随明主左右,贴近仁人的身边,受到赏识和重视。这篇赋的表层意象是“物”,是乔木,是屏风,因此,对乔木的生长及其被委弃,或被发现、被制作和被使用,铺衍行文,真实准确,言其所当言,颂其所当颂,不失为一篇咏物佳作。但这毕竟是表面文章,作者所着意歌咏的,却是“人”,是被世间遗弃、如同生于幽谷的良材,以及善于发掘、雕刻人才的中郎、大匠。

这才是作者写作此赋的深层意蕴。从这一角度理解,此赋又可作为寓言赋,它以物喻人,托物言志,思想隐蔽,题旨内含,在不动声色的状物中,暗含作者无限玄妙的心机,即希望吸纳、招揽各方遗世之才,共图霸业的雄心。对这一点,只要我们分析、探究刘安作为诸侯王的另一面,就会很容易找到打开他神秘内心世界的钥匙。

尽管刘安作为赋家与其他诸侯君主有异,但其政治野心却无二致。他同样企望有朝一日谋图大业,龙飞九五。刘安的父亲淮南厉王,就曾因谋反罪被装进有帷幔的槛车中,依次途经各县,像邮件一样转运,厉王不堪其辱,就绝食身亡。刘安继任淮南王后,表面上纵情诗酒,礼贤下士,实际内心里仍然对厉王的死怀有怨恨情绪,也想反叛,但却一直没有机会。

建元六年(前135),天上出现彗星,淮南王身边的近臣对他说:“以前吴王刘濞起兵的时候,天上就曾经有彗星出现,不过只有几尺长,就这样还曾流血千里呢。现在出现的彗星快要遮满天了,天下一定会大乱的,借此机会,霸业肯定能够成功的。”刘安分析当时的情形,恐怕将来万一出现诸侯争霸的局面,自己无力与争。于是就加紧准备攻战的军备器械,并以重金四处延揽各类游士和具有奇才异能的豪侠俊杰。

但是,厉王谋反的下场,毕竟是失败的明证。为避免重蹈前车之辙,刘安不得不巧妙地伪饰自己的野心,不敢轻易流露谋反的企图。因此,他一方面做些礼贤下士的姿态,体恤民情,收买人心,招纳各类人才,积极为谋反作准备;另一方面,他又沉迷于寻仙问道。这既是受到当时盛行的黄老玄学的影响,也反映出他对个人前途命运把握不定的复杂心态,希望借此脱离现实的纷争和搏杀。刘安求仙的入迷程度,甚至超过他对文学的迷恋,凡是能够搜寻得到的书籍和方士,他都不辞劳苦,不顾尊卑,无论花多大代价都要搜罗到他的门下。当时在江湖上颇有虚名的左吴、李尚、苏非、陈由、毛周、雷波、晋昌、伍波等八位方士,因为仰慕他的仁德之名而一起来投奔他时,他竟然欣喜若狂,专门作《八公操》,来歌咏这件他认为是无比荣幸的事:“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予生毛羽兮,超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瑶光过北斗兮,驰乘风云使玉女兮;含精吐气嚼芝草兮,悠悠将将天相保兮。”表现了他希望羽化成仙,驾云神游的幻想。由此可见出他对寻仙问道的热衷程度。他自己也曾借别人之口说出他的平生之愿:“第一是希望求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神仙之道;第二是招罗到通晓事理精妙变化的儒士,辅佐自己运筹帷幄,共商大事;第三是希望得到勇武有力的猛士悍将,帮助自己完成大业。”从这段话中,人们可以看出,刘安寻仙问道的背后,依然是图谋成就霸业的雄心和欲望。

因而,一时之间,围绕在刘安身边的方士,个个极尽所能,炫技求荣。而一些所谓的文人,则更加推波助澜,大肆神化刘安,一来欺世盗名,为刘安广造舆论,二来也能够瞒天过海,遮掩他图谋反叛的阴谋。甚至当刘安最终因叛乱失败而被迫自杀时,他们也编造了一个近乎怪诞的神话:说刘安和八公经过潜心修炼,终于羽化成仙,驾云而去。他们临离开尘世时,将平日修炼的丹药用盆盆罐罐盛放着,摆在院子里,被院中的鸡、狗无意间吃到了,这些鸡和狗也都一一升天做了神仙,所以才有“鸡鸣天上、犬吠云中”的奇景奇观。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之由来。可惜的是,当时刘安门人编造的神话过于虚妄,流传至今,这个典故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