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汉赋琅华照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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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包括宇宙,总览人物(3)

通过对刘安的身世及时代背景的揭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安在《屏风赋》中所寄托的,并非空泛的写景状物之辞,而是深含着招揽人才、图谋大业的雄心和欲望。赋中的“乔木”,生长在“幽谷”,委弃在“沟渎”,沉思在“蓬蒿”,正如遗世的良才,只有得遇刘安这样的明主仁君,才能有显露才华、受到重用的机会,否则,“不逢仁人,永为枯木”。刘安在赋中以“中郎”、“大匠”、“仁人”自比,半遮半掩地流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屏风赋》与其说是一篇咏物赋,毋宁说是一部政治意味颇浓的寓言赋。而在纯文学形式的赋中,寄寓着如此强烈的政治意味,则是刘安及其门客的辞赋所表现出的鲜明特色,这与汉初其他赋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孔臧有儒家遗风

孔臧(约前180-约前123),鲁国(今山东曲阜市)人,孔子第十代孙,是西汉前期着名的辞赋家。少年时便以博学多才闻名。其父孔藂,为汉高祖的功臣,被封为蓼侯。孔臧于汉文帝九年(前171)承袭父爵。

《汉书·艺文志》记载,诗赋略赋类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诸子略儒家类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后来曾有人认为辞赋家孔臧非儒家孔臧,根据众多学者的考证,诗赋类所说的孔臧,也就是儒家孔臧,诸子略所标列的“孔臧十篇”是以儒家思想为原则的,这也是无可争议的。孔臧作品载于《孔丛子·连丛子》,现仅存辞赋四篇,即《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大都是四言诗体,文词也比较浅显。

《谏格虎赋》是孔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篇赋的格式,与着名辞赋大家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非常相似。《谏格虎赋》写亡诸大夫奉皇帝的命令,询问下国的情况,正遇见下国之君率将士畋猎,天亮之前就早早出发,天黑之后才回来,国家大事充耳不闻,将心思只放在打猎之上。

接着,下国之君向亡诸大夫炫耀自己畋猎的细节,下国之君几乎把国土全都辟为苑囿,然后豢养了许多禽兽,以供畋猎之用。下国之君认为,这样的畋猎才是最为高兴的事情。亡诸大夫听后,对下国之君荒于游猎、不理国事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最后,下国之君接受批评,表示要改过自新。

在这里,《谏格虎赋》和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人物名称相似,《谏格虎赋》的亡诸大夫、下国之君,类似《天子游猎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这些都是有意虚构的姓名。其次,结构相似。《天子游猎赋》也是先让子虚、乌有先生各自夸耀自己主人苑囿之大、畋猎之盛,随后让天子的代表把他们批评一通,最后子虚、乌有先生表示悔改。再次,所使用的语言和思想内容相似。《谏格虎赋》结尾写道:

大夫曰:“顺君之心乐矣,然非乐之至也。乐至者,与百姓同之谓也……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国乱民散,君谁与处?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于是,下国之君乃顿首,曰:“臣实不敏,习之日久矣。幸今承诲,请遂改之。”

《天子游猎赋》的结尾也是如影随形:

(亡是公说)“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两篇赋之间存在着差异,《谏格虎赋》中的人物名称、情节构筑、结构安排,比起《天子游猎赋》来都显得比较幼稚、粗糙、简单。如亡诸大夫、下国之君就远不如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等人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谏格虎赋》的产生早于《天子游猎赋》。

现存孔臧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篇幅都比较短小,文字也比较通俗易懂,情节也比较简单,并且基本上是四言句式,显示出文笔幼稚的痕迹,这也正是西汉前期赋的基本特征。在当时,除了枚乘、司马相如等少数一流辞赋家所写的篇幅恢宏、技巧纯熟的大赋外,孔臧这样的辞赋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赋并非是伪作,由此可见一斑。

四赋的思想倾向,都可归入儒家者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归类完全正确。其中《谏格虎赋》最为典型,它批评下国之君沉湎游猎,荒废国政,妨碍农耕,正符合儒家所提出的“德政”、“节用爱民,使民以时”的思想。在《杨柳赋》中,写几位朋友在杨柳浓荫下喝酒、聊天,席间仍然十分注意到赏恭罚慢,饮酒不能够醉,高兴不能够过度,仪表一定要注意,保持君子的风度。总之,要按照儒家的行为规范来做事。《鸮赋》写一只猫头鹰飞到了“我”的屋檐下,“我”要翻阅历书来看一看这件事是凶还是吉,是福还是祸,但文中又说:“修德灭邪,化及其邻。福祸无门,唯人所求。”《蓼虫赋》也说:“逸必致骄,骄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在这几篇赋里面,作者虽提到一些属于老庄的思想,如对爵禄的排斥,对时运的冷漠,但他所提到的“修德”、“修身”、“天命”、“中庸”、“仁义”等等,都是儒家倡导的。赋的基调当属儒家。

孔臧的思想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他们写的赋仍以儒家思想为其基本格调。孔臧以儒家思想来写赋,除了其家学渊源外,还表明赋这种文学形式已由当初的在社会中文人们之间写作、流传,慢慢地发展到像孔臧这样的官僚兼文人也开始写赋了,表明赋已由社会进入了宫廷,已经开始比较普遍化了,这就为汉武帝时辞赋极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另外,孔臧赋的儒家基调,首开了汉大赋讽谏传统的先河,像稍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所表现出的儒家学说和劝谏风格,都深受孔臧的影响。

千古咏柳第一篇

描写杨柳,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不过那是作为抒情的比附,而真实地再现杨柳的自然美姿,孔臧的《杨柳赋》是最早的作品了。

嗟兹杨柳,先生后伤。蔚茂炎夏,多阴可凉。伐之原野,树之中塘。溉浸以时,日引月长。巨本洪枝,条修远扬。夭绕连枝,猗那其旁。或拳句以逮下土,或擢迹而接穹苍。绿叶累叠,郁茂翳沈。蒙笼交错,应风悲吟。鸣鹄集聚,百变其音。尔乃观其四布,运其所临。南垂大阳,北被宏阴,西奄梓园阳,东覆果林。规方冒乎,半顷清室,莫与比深。于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殽核纷杂,赋诗断章。各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纪纲。洗觯酌樽,兕觥并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惟万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杨树,依我以生。未以一纪,我赖以宁。暑不御篓,凄而凉清。内荫我宗,外及有生。物有可贵,云何不铭,乃作斯赋,以叙厥情。

文章起首,作者即写杨柳在炎炎夏日以它的一片阴凉庇护着主人,使其免受暑热之苦。在享受着这片清凉的同时,作者不由得回首往事,忆想这棵杨柳从原野到庭院、从幼苗到参天大树的过程。接着又从回忆转入现实,描写眼前所看到的杨柳的外貌:枝干粗壮,枝条修长,有的弯曲下垂触及土地,有的努力向上似乎要触摸蓝天。纤细的绿叶苍翠欲滴,郁郁葱葱,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绿色的烟雾。各种鸟儿集聚枝叶间千啼百啭,更为这棵杨柳增加了无限生机。在它的四周,南面阳光灿烂,北面浓荫铺地,东面和西面,杨柳硕大的树冠遮蔽着梓园和果林。有了柳树提供的这“半顷清室”,炎夏酷暑似乎远远离去,作者和朋友、同好在其下饮酒宴乐,赋诗成章,畅谈志向,其乐无穷。这里作者特意申明,他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成仪抑抑,动合典章”,从中分明看出,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汉代学者一举一动无不中规中矩,合于中庸之道,与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同样是流水浮觞,此赋所营造的氛围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就大不相同。当然,作者这样写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宣传儒家思想,而是为了突出杨柳带给大家的快乐。所以,在结尾处才饱含深情地说:“意此杨树,依我以生。未以一纪,我赖以宁。暑不御篓,凄而凉清。内荫我宗,外及有生。物有可贵,云何不铭.乃作斯赋,以叙厥情。”对柳树的感激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或者,作者是借杨柳歌咏心地无私、乐于奉献的人,与枚乘的《柳赋》借咏柳为君王唱赞歌截然不同。

叙事、说理、抒情水乳交融,结构轻灵,语言浅近晓畅,是其艺术上的显着特点。

白鸟朱冠泄其意

路乔如(约前140年前后在世),西汉初期文士,曾为梁孝王刘武门客,与枚乘、邹阳、公孙乘等参与梁王兔园忘忧馆之会,作《鹤赋》,与枚乘《柳赋》并获梁王褒奖,梁王“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

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宛修颈而顾步,啄沙碛而相憯。岂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君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

此赋的长处主要在以下四点:其一,开头“白鸟朱冠”四字已将鹤的特征指出,即使没有标题,也会知道是赋鹤,有“一笔画成”之妙。其二,第二句“鼓翼池干”既写其生活环境,也写出其动态的特征。其下四句接着描摹鹤的四种具有特征性的动态,而分别由其距(腿)、翅、颈、嘴着笔,鹤的腿长、颈长,故用“修”字形容;翅膀展开一片白色,故用“皓”字形容。“宛修颈而顾步”写鹤一面悠闲地迈着步子,一面回头看后面,可谓笔底传神。其三,此下言本亦未忘“赤霄之志”,而所以盘桓池籞、“饮清流而不举”者,因为食王之稻粱,受恩久而心不安,不忍离去。这当中很含蓄地借赋鹤表示了对梁王的感激之情,直至末尾,“方腾骧而呜舞,凭朱槛而为欢”等仍从鹤的角度立言,实际是作自我表白,但又含而不露。其四,全赋结构紧凑,语言凝练,写鹤的神态能描摹如画,言志又含蓄,确是咏物赋的佳作。

文鹿濯濯,来我槐度

公孙诡(?-前148),齐(今山东)人。西汉初期辞赋家、谋士,曾为梁孝王刘武宾客。《汉书·梁孝王传》:“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致,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孝王谋立为汉嗣,因袁盎等人的反对未果,与羊胜、公孙诡谋,使人刺杀盎。汉景帝追究此事,孝王得解脱,而遣使捕胜、诡等,胜、诡自杀。

本篇为梁孝王宴集枚乘、路乔如、邹阳、公孙胜、羊胜、韩安国及公孙诡等游士时,奉命所作。文鹿,毛色有斑纹的鹿,即梅花鹿。

唐鹿濯濯,来我槐庭。食我槐叶,怀我德声。质如缃缛,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诗。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

这篇赋一处用《诗经》中原句,一处用《诗经》典故,都贴切得体。

赋共十句,但通过人称的自然转变,表现对梁王的感激之情,可谓曲尽其意。“食我槐叶,怀我德声”的“我”是站在梁王的角度言之,自然地表现出与梁王同心一体的意义;后面的“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又以鹿自喻。转变自然,也可以看出谋士的心计。这篇赋也很像一首四言诗。可以说,诗赋合流的情形、赋文诗化的情形在西汉时已有,只是未成风气而已。

日出皦兮,君子之光

公孙乘(约前140年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西汉初文士,曾为梁孝王刘武门客,与枚乘等随梁孝王游于忘忧馆,奉命作《月赋》。本篇《初学记》引作枚乘作。《西京杂记》载此次梁孝王命各游士为赋,人各一篇。邹阳在完成《酒赋》之后,因韩安国作《几赋》不成而代作,结果邹、韩并受罚。枚乘作《柳赋》受赏,则此篇非枚乘作甚明。《西京杂记》乃公孙乘作无误。《初学记》盖因均名“乘”而误。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鹍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猗嗟明月,当心而出。隐员岩而似钩,蔽修堞而分镜。既少进以增辉,遂临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净。

躔度运行,阴阳以正。文林辩囿,小臣不佞。

这篇小赋第一句用了《诗·陈风·月出》中的一句,但《月出》是写月下美人,这里则照应借以称颂梁王,言月的明净,有似君子人品的光辉,明净而不刺目、不酷热(下文对此有所发挥)。“鹍鸡”两句是写月下景致,“君有礼乐”进一步具体地称颂梁王,而“我有衣裳”一句则与之衔接,又含蓄地表现了感恩的意思。接着由正面描绘明月过渡到说月的“躔度运行”,因此而使得“阴阳以正”古人言阴阳正则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因而这实际上又归结到赞颂梁王,但都十分含蓄。因此结尾提到梁王周围人才济济,唯自己不才献丑,便很自然。其中正面写圆月的文字也很有诗意。

柳下盛宴图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人,西汉着名辞赋家。自年轻时即仕于吴,后为吴王濞郎中。文帝时濞因吴太子与皇太子饮博争道,被皇太子引博局砸死,故心生怨恨。大约在此事发生不久,枚乘即作《七发》暗讽吴王濞应善于养身奉己,以求安康。因吴王开始图谋不轨,其迹象不很明显,不便说破,故只从养生保寿、安身立命方面言之。但强调祸生有胎的意思,使其自悟,至其愿意深谈时,则可以直陈。濞不听,多年称疾不朝,后竟密谋造反。乘因上书谲谏,濞仍不听,乘乃去而为梁孝王客。吴王濞与六国反时,乘复上书谏吴王。七国之反被平定之后,乘由此知名。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以病去官,游于梁。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入京,死于途中。除了着名的《七发》之外,以下的这篇《柳赋》也是枚乘的赋作。

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出入风云,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蜩螗厉响,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于嗟细柳,流乱轻丝。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庶羞千族,盈满六庖。弱丝清管,与风霜而共雕。铯锽啾唧,萧条寂寥,俊义英旄,列襟联袍。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醪。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于边撩。

此篇虽题为“柳赋”,实际上是写梁王刘武在兔园忘忧馆柳树下的一次宴会。由赋中“蜩螗厉响”一句看,时在夏季,则宴会在柳荫之下。赋的开头一句点出地点,第二句即入题,以下八句写柳树的枝叶之美和因为风云、禽鸟的点缀而形成之诗情画意。所谓诗情者,并非只描摹景致,而且有黄鹂、鸣蝉之声,引人入胜。“阶草漠漠”以下四句转入写周围环境,使人想及宴会的场面。“君王”以下,直写由梁王率群臣赏景,大摆酒宴,酒浆之美、菜肴之珍、音乐之感人,一一加以描摹。因在盛夏,故写到音乐用“与风霜而共雕”之语。末四句是谦语,在很多人之前展示才华,因而以谦语作结,以与和乐气氛相应。此次宴会中应命而作的赋中,此赋与路乔如的《鹤赋》获得褒奖,也反映了此赋的水平。

代人作赋亦高深

邹阳,西汉初期辞赋家、散文家,齐(今山东)人。初仕吴王濞,与枚乘、严忌都以文辩出名。后吴王刘濞因太子之事对朝廷产生怨恨情绪,以至有邪谋。邹阳奏书劝谏,吴王不听,因而与枚乘、严忌等离吴至梁,从梁孝王刘武游。在梁因与羊胜、公孙诡等不合,被谗下狱。在狱中上书梁王,因而得出。后羊胜等欲使梁王求为汉嗣,邹阳以为不可。及景帝立刘彻为太子,梁王有怨,使人刺主张立彻为太子的人。朝廷追查,邹阳为梁王出主意,梁王得免。今存上书二篇,赋二篇,收入严可均辑《全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