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汉末群雄的角逐中，不断取得胜利，最终统一北方，是与他采取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这两项重要政策有密切关系的。这是曹操初临兖州，治中从事毛玠向他提出的建议。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由长安逃回残破不堪的洛阳，这给曹操提供了把皇帝抢到手的绝好机会。但是，有人认为，东方尚未平定，“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率制”，持此论调，以条件不具备为理由，实际上是反对迎帝。在此关键时刻，荀彧坚决主张迎帝都许。他力劝曹操说：“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影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以历史上由尊王而称霸定天下的事实说动曹操。又说：“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是迎驾都许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略，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极言迎帝在政治上、策略上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又告诫说：“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如果犹豫迟疑，错过良机，他人抢先，迎走天子，则后悔莫及。经荀彧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和透彻精到的分析，曹操下了决心，亲到洛阳，奉迎天子都许，不失时机地把汉献帝这面旗子抓到手。从此，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征讨不臣，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权。
当时，另一个实力强盛的军阀是袁绍，他的谋士也看到了抢夺汉献帝的重要性。《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记载：郭图“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
而注引《献帝传》记载：“沮授说绍云：‘……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说，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许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
究竟是郭图还是沮授向袁绍提出迎献帝都邺的建议，《三国志》和《献帝传》各执一说，但谋士及时地提出了这一建议，当是事实。不过袁绍目光短浅，没有接受，而被曹操独占了鳌头。后来袁绍十分后悔，但已无可奈何。
“会太祖（曹操）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徒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三国演义》）
此时，汉献帝已是曹操抢到手的宝贝，自然小心守护，岂让袁绍靠近！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包围张绣于穰，“袁绍叛卒诣公云：‘田丰使绍早袭许，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绣回。”听到叛卒的报告，就以为袁绍真的要来抢天子，急忙撤兵而回，足见曹操对看守汉献帝是多么小心谨慎。
直到官渡之战初期，许攸还给袁绍出主意：“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径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绍不从，曰：‘吾要当无围取之。’攸怒。”这是袁绍抢天子的最后机会，但愚蠢的袁绍又一次错过，无怪许攸对此忿忿不已。
江东的孙策也曾计划从曹操手中夺取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孙策被刺客杀死，抢夺汉献帝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看来，曹操幸亏在荀彧力劝下抢先迎帝都许，如稍迟缓，虎视耽耽的军阀大有人在，献帝鹿归谁手，殊难预料。
坚战官渡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曹操打败实力雄厚的袁绍，歼灭其主力，为统一北方打下基础。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在官渡之战中，荀彧以超人的智慧和谋略对曹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争的准备阶段，荀彧对敌我双方优劣态势的分析，鼓舞和坚定了曹操及将士参战的勇气，为战胜袁绍作了思想准备。
“自太祖（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绍内怀不服。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曹操在宛被张绣打败之后，“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他把袁绍的信给荀彧看，问：“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反映了曹操想讨伐袁绍而又缺乏胜利信心的矛盾心理状态。此时，袁绍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曹操只占兖、豫二州；袁绍有大军十余万，战马万匹。曹的军队说“兵不满万”固不可信，但较袁绍少得多，是事实。所以曹操认定“力不敌”袁绍，心怀胆怯而犹豫不决。主帅尚且畏敌，“诸将以为不可敌”也就不奇怪了。从曹操至诸将普遍存在的畏敌情绪，是战胜敌人的极大障碍。而荀彧的眼光高人一着，既看到了袁绍外在的强大，又清楚地看到了其内在的虚弱和己方潜在的优势。并坚信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己方“虽弱必强”，能使敌方“虽强易弱”。
他对曹操分析说：“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荀彧的分析，可谓体察入微，入木三分。事实正是这样，袁绍虽占有四州，但在他统治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就命。”其子袁谭在青州抓丁，“放兵捕索，如猎鸟兽”。而曹操注意发展生产，减轻剥削。实行屯田，安定自耕农，限制和打击豪强。与袁绍相比，大得人心。在用人方面，袁绍用人唯亲；曹操唯才是举。在治事方面，袁绍法令不肃，士气低落，军纪涣散；曹操赏罚分明，士气旺盛，军队战斗力强。所以袁绍仅有外在的优势，而曹操具有内在的优势。曹操和诸将对此缺乏充分的估量，荀彧却知己知彼，并归纳为度胜、谋胜、武胜、德胜的“四胜”。曹操听后，顿开茅塞，恍然大悟，先前的疑虑、胆怯一扫而净，精神振奋，只待拼搏。而且亲自说服和鼓励仍怀疑惧的诸将：“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曹操此言与荀彧的话大致相同，说明他已完全接受了荀彧关于敌我双方优劣的分析，并树立了战胜袁绍的信心。
在袁、曹两军相拒的时候，孔融曾问荀彧：“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
荀彧分析说：“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
在官渡之战的过程中，“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颜良、文丑临阵授首；田丰以谏见诛；皆如彧所策。”
敌方的谋臣和诸将，是组成敌方整体的个体，对敌方个体的准确分析，是对敌方整体的准确分析的前提。荀彧不仅从总体上把握了袁绍内在的劣势和必败的结果，而且对袁绍的谋臣和诸将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对他们的动向和结局的预言分毫不差。作为谋略家的荀彧，对敌我双方的分析和对战争胜负的预见，表现了极高的才能。
荀彧还制定了先取吕布，安抚关中的行动路线，为曹操进行官渡之战，解除后顾之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建议：“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曹操极为赞同，但他担心关中割据势力乘机捣乱。荀彧分析：“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因此，他建议：“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联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钟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曹操按照荀彧提出的这一方案，先出兵东擒吕布，定徐州；又安定了关中，然后才与袁绍开战。
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曹军军粮待尽，甚为窘迫，在“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的危机之时，曹操打算退兵。
这对荀彧力阻曹操退兵，对扭转战局，夺取最后胜利，贡献极大。正是在这种“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的危机之时，曹操打算退兵。“太祖保官渡，绍围之，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
他认为两军拼搏，先退者往往败；锲而不舍，坚持到底者往往胜。此时，曹兵若退，不仅官渡之战将一败涂地，袁绍乘胜追击，恐怕许昌也保不住。荀彧深知此时牵一发而动全局，退一步全军将毁于一旦，故力劝曹操，阻其退军。
“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
荀彧劝曹操，借鉴刘、项莫肯先退的历史经验；半年之劳，万勿功亏一篑；否极泰来，形势捋变；危机之时，往往产生奇谋妙计。荀彧的这悉议论，对曹操不啻是注射了强心针，立即产生了胆量、信心和勇气。“太祖乃往”，他在官渡前线坚持下去。接着用许攸提供的情报和计谋，袭乌巢，烧袁军粮，杀淳于琼。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战局突变，迅速获胜。袁绍军“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进走。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
后来，曹操向朝廷上表为荀彧请求功赏时说：“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时兵不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彧不听臣。建宜往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逆，覆取其众，此彧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对荀彧力阻退兵，致官渡获捷的功勋给予极高的评价。
一意北征
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后，曹操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四月“扬兵河上，击绍仓亭军，破之。……九月，公还许”。袁绍逃归河北，“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极力稳住立足之地。
这时，曹操粮少，乘胜进军河北，确有困难，就想乘袁绍军败之机，南向征讨刘表。荀彧以为不可，他对曹操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
荀彧的这一分析和建议是很有见地的。对袁绍，既已击溃其主力，就应乘胜北征，彻底消灭其残余势力，占有其地盘。此时主力南征刘表，就给袁绍苟延残喘、死灰复燃之机，若其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乘虚袭击后方，对曹操是极其危险的。而刘表安坐观望江、汉间，割地自保，心无大志，是囊中物、瓮中鳖，随时可取，不必为虑。曹操马上领悟到了这一点，他说：“我攻吕布，（刘）表不为寇，官渡之战，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袁）谭、（袁）尚狡猾，当乘其乱。”这与荀彧的分析相一致，说明曹操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
曹操消灭河北袁氏之后，再南征刘表，就如同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一般得心应手。
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轻而易举地占有了刘表的荆州，不过，到十一月赤壁战败，引军北还，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易得到的荆州，又轻易地失掉了。
荀彧之死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天子拜太祖大将军，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以自己的聪明智慧为曹操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谋略。曹操上表，列举荀彧谋划坚战官渡和专意北征两事为之请封赏，荀彧辞让。曹操对他说：“君之策谋，非但所表二事。……况君密谋安众，光显于孤者以百数乎！”可见荀彧谋策之多。荀彧作为谋略家应有的自身的杰出才能、奇异智慧，对曹操势力的发展和统一北方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荀彧不但精于计谋，而且明于知人，善于推贤进士，他举荐的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等人，都知名当世，有的终致卿相。
长期以来，曹操和荀彧作为主帅和谋士共事，配合默契，珠联璧合。曹操是荀彧的明主，展才建功的依托；荀彧知无不言，谋无不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曹操信赖的良佐。曹操的事业和荀彧密不可分。不过，他们只是在扫平军阀、消灭割据这一点上有一致性，这成为他们合作的基础。但曹操的目的是创建曹魏基业，而荀彧的目的，是重整汉家天下，在这一点上，又是矛盾的。在芟平群雄、统一北方之后，这一隐蔽的矛盾就公开了、上升了、激化了。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已揣摸透曹操心意的董昭“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并告知荀彧，冀得赞同。但荀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加九锡，成为曹操擅权道路上的障碍，使这一对老搭档，变成了死对头。荀彧尽管有巍巍之功，曹操也将毫不顾惜地把他除掉。这年十月，曹操征孙权，“表请荀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另据史料说：“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荀彧虽功高无比，又与曹操为儿女亲家，但急于称公称王的曹操顾不得这些，竟逼迫他自杀而死。
荀彧虽死，但在朝野威望甚高，影响深远。“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隽咸宗焉。”司马懿赞叹“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葛令君（荀彧）者也。”“钟繇以为颜子既没，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曹操也承认：“二荀令（荀彧与荀攸）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还说：“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
荀彧亡身殉节，欲全衰汉，是徒劳无益的，但他的谋略和智慧，给后人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