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漫漫长途中，毛主席一贯主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自己就是谦虚的典范，这也正是作为一个领袖的伟大之所在，这里谨向读者介绍毛主席虚心接受意见的几个小故事。
争吵以后的启示
1959年4月里的一天，毛主席正主持一次会议。在讲到党内民主生活时毛主席说：我这个人也有旧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和我争论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接着补充说：“这个人已经在江西牺牲了。那次争论，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这段兄弟之间争吵的往事，已经过去许多年，当年听毛泽覃谈过这事的人，把它作为家常事，根本没放在心上。但毛主席却记在心里，在二十年后还把它提到反对家长制领导的高度来检查，教育党内不能搞家长制领导，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
这是天大的好事
194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杨家岭前面的山路上急匆匆地走来十几个人。他们是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领导和所属部队的几位负责同志，来到杨家岭，要求见毛主席。原来，由于我们部队的一些同志没有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驻地群众的批评，这些同志想不通，埋怨地方党组织对群众教育不够，要求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听说这些同志来了，就说：“赶快请各路诸侯进屋来谈谈。”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毛主席说：“我看这是天大的好事！”大家一听都愣住了。毛主席接着说：“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侮，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们敢向我们提意见，敢批评军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啊！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已深入到群众中去了。……我看边区政府民主建设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我们的军队有广大群众当老师，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就不会犯大错误了。边区大有希望！”
有人骂了自己以后
1942年8月的一天，外面下着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同志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
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
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主席知道原委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二十万担减至十六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
我不是圣人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主席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张仙朋聊天，谈起他的志向，说他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批评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说到这里毛主席叹了一口气，又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