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县）人。是清代杰出的史学家，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和唐代的史家刘知几被誉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双璧”。
章学诚出生于一个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他的父亲章镳通晓史学，平时对他亲自教导，启发他独立思考的能力。章学诚少年时代并不聪明，身体也不好。每天只能读一百多个字，读多了就记不住了，经常患病，一年里顶多能有两个月能够打起精神读书。尽管如此，他喜欢读书，在20岁以前，仍然读了不少经书和文史之类的书籍，还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邓元锡撰《函史》，以阴阳、老少来配合《函史》的上下篇是荒唐的，而且书中舛谬颠倒之处很多。这说明章学诚读书不限于支离破碎的训诂，能够识其大体，以义为主。
章学诚的父亲章镳为官清廉，不愿随俗沉浮，因而官运坎坷，家境日益困窘。章镳在应城知县任上只三年即遭罢官，罢官时负债累累，章学诚的母亲史氏用积蓄的银两还了债。从此，家境更加败落。章学诚在贫穷的家境中，更加努力学习，他理解所遭受的困境，珍惜每一寸光阴。乾隆二十五年（1760），23岁的章学诚赴北京科考，没有考中。又过了九年，再度应试，中了个副榜，掌管国子监典籍。由于所作所为不合时尚，在国子监里落落寡合。后来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甚得朱筠的赞扬，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仲则等知名学者交游。乾隆三十六年（1771），章学诚到太平使院，这个期间学识大进，开始撰写《文史通义》，甚得邵晋涵的称赞。36岁时写出了第一部地方志著作——《志隅》。40岁时，考中了举人，41岁时考中了进士。由于他不愿做官，仍然贫困如故，依人为生。在这期间，学诚受到友人周震荣的聘请，修永清县志，周震荣对他生活多方照顾，在修志中给以便利条件，使他能够周游县境，进行调查，继续在史学领域里探索。他集中精力，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永清县志》。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到河南谋事不成，中途遇盗，行李等物品全部丢失了，所写的著述也没有了。这实在是雪上加霜。但他没有在叹息中沉沦，他从朋友那里借书来抄录资料，恢复了原著述的十分之四、五。《校雠通义》的稿本也在这次横祸中丢失了四卷，再也找不到了，他就着手重写。由于生活无着，他不得不暂时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这时，他的老师朱筠在北京去世，他一家十五口在北京的街头徘徊，缺衣少食，受尽了艰辛。第二年终于到了边关的水平县，主讲敬胜书院，取资糊口。这期间他得了一场大病，好友邵晋涵把他请到家中为他治疗护理，才免于一死。后来，他写了《永定河志》、编纂了《史籍考》，主修了《湖北通志》，并参与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
乾隆五十八年（1793），章学诚已56岁了。他把家眷从亳州接回会稽，第二年，他本人也从湖北回到故乡，出外作客三十余年，颠沛流离，倍尽艰辛。但他探索史学，编著史书的劲头始终没减。回家后房屋仅足容身，没法读书著书，不久又离家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他在61岁时，在苏州继续编纂《史籍考》。毕沅死后，《史籍考》未成书，章学诚就到毕沅的家里访得残余，重订凡例，终于完成了三百二十五卷的《史籍考》。嘉庆五年（1801），章学诚的双眼因患病而失明了，他还念念不忘对史学的探索，自己看不到书卷和笔墨，就自己口述，令别人代写。直到第二年十一月逝世。
章学诚一生的著述是丰富的。其中最主要的著述，就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这两部著作凝聚了他史学思想的主体。章学诚是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王朝禁锢思想最严重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具有“不宜以风气为重轻”的精神，大胆批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考据学派。他的思想虽然没有超出封建思想的范围，但对以后的思想启蒙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史学。他继承和发展了浙东学风，提出了杰出的史学理论，他的《文史通义》博大精深，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出现前，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章学诚有着丰富的写作实践，他虽然没有机会到史馆参加修史，但所著的《史籍考》（可惜未能流传下来）和纂修的几部地方志，表现了他的史学天才，他对后世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是很深的。
章学诚生活于清王朝由鼎盛趋向衰落的时代，自幼培养出来的实事求是，不愿苟同的人格和学风铸就了他的悲剧性格。他一生颠沛流离，贫穷伴随一生，没有富贵荣华的显赫，也没有邀功求赏的机遇，甘愿在风雨如晦的人生旅途上倔强地走着，执着地追索着，每一步都是那样地艰难，但他的著述，他的思想和学说却在后世放射出耀眼的光华。与其说他是在贫穷中耗亡，勿宁说他是在步履维艰的探索中一步步远离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