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日本政府开设红灯区，政府号召“日本妇女要为振兴国家做贡献”。从那时起，日本的经济就和红灯区一起“发展”起来了。
而泰国几乎就是“色情王国”的代名词。越南当局的官员曾经说过，要牺牲一代至两代的妇女，换取国家的富强。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
香港对有组织的妓院是严格禁止的，但并不禁止个体卖淫户。台湾目前还有领得营业执照的公娼，但停止发放营业执照。据一些台湾学者估算，目前台湾的卖淫妇女约有100万人，这对全岛只有2100万人口的台湾来说，真是天文数字了。在中东和一些非洲国家，根据宗教规定，卖淫是要处以笞刑的大罪，所以这些国家都禁止卖淫，但是实际上仍有许多私娼和妓院存在。徐：对于20世纪来说，卖淫业是空前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比拟。这是为什么？刘：最主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一切都可以出卖，包括良心、道德、权力，也包括肉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一些人有“思淫欲”，需要有更好的性发泄场所，流动人口的增加也促进了性发泄场所的需要；印刷术的改进，照相术、电影、电视、网络的发明，使色情品的泛滥有了良好的技术条件，而色情品和妓院又相互促进；两次世界大战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一些女子不得不靠肉体以养家活口，大批军人在海外长期作战，把嫖宿看成是绝好的享受机会；60年代的“性革命”荡涤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性保守观念，进一步为卖淫业扫清了道路。1949年，在国际废娼会议的协约上签字的国家有100个，欧洲除了荷兰之外，几乎都是废娼国。
1960年又召开了关于商业卖春的国际会议，提出禁止卖淫、废娼、规则三阶段，希望各个国家法制化，批准禁止卖淫法。但是这一切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是“干打雷，不下雨”。徐兆寿：1989年4月22日，香港有家报纸报道：“刘达临教授主张卖淫合法化”，您认为它歪曲了您的意思。您认为，您实际上要说的是，卖淫是有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原因，近年来大陆卖淫活动死灰复燃，大有蔓延之势，有的学者认为，与其让其蔓延，使性病难以控制，不如把妓女管起来，严格控制，定期检查身体。您认为这在理论上有些道理，但实际上不可能行得通，中国是不可能允许“红灯区”存在。事隔十三年了，今天您回过头来怎么看这个问题？刘达临：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好回答，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更不好回答它。使娼妓合法化，的确能预防性病的传染，但是它会动摇民心，会动摇道德的力量。如果不这样，就只好使暗娼流行，那么性病的防预就很难。这个问题是至今人类难以处理的，从全世界来看都没做好，美国不同州也有不同的制度。
这是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同性恋是性变态吗柏拉图在《飨宴篇》里借伊罗之口讲了同性恋的由来。他说，人类可分为“二重男性”、“二重女性”、“男女兼性”三性。即男与男一体，女与女一体，男与女一体，各有四手四脚，十分强悍，想征服造物主宙斯。宙斯大怒，把他们各割为二，并叫阿波罗扭转他们的头向被割的部分——前腹方面，使他们永久不忘那罪恶。阿波罗是医术神，治愈了那割断面，缝合皮肤作成囊一般，那便是腹，打的结便是脐。这样，一个人就分成两个半身，一个半身有一种向另一个半身合而为一的迫切愿望。所以，本来是“二重男性”而被分割成两个半身的男子，形成了男同性恋；同理，原来是从“二重女性”分割开来的女性，形成了女同性恋。徐：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同性恋是现代人才有的行为，实际上，它产生的年代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悠久。不过，中国人对同性恋的广泛关注也就是最近几年，据我所知，人们对它还是听的多、知道的少。究竟什么是同性恋？刘：一般地讲，同性恋是指指向同一性别的人的性活动，其对应词是异性恋。可是这个定义远不是清晰的，因为看一个人的性行为和性活动是较为简单的，可是它没有涉及行为的各种动机，如果将行为和动机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事情就会复杂得多。世界同性恋问题权威哈斯教授1979年给同性恋定义为：“同性个体间肉体亲昵的性行为，一种双方情愿，但却被视为违反习俗的性行为。”而其他一些专家如玛莫尔、格林等人，则把同性恋的范围扩展为“对同性成员的强有力的性爱吸引”，也就是说，只有同性之间的爱慕之情而没有行为表现也算是同性恋了。徐：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试图用数量来说明同性恋的比率，想以此来为社会提供如何正确看待同性恋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准则，但发现这是很难的，您也曾经一度研究过这一问题，它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刘：同性恋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弗洛伊德和金西等都曾做过一些分类，但在具体调查时却遇到三方面的困难。第一，人在一生之中经常改变他的性行为，这就很难根据他在某个时期内的性行为就把他认定为同性恋者。例如，有个男人过去确实有过同性性行为，但是现在和异性结婚了；或是和异性结婚已经20年，现在却和同性一些生活了，这算不算同性恋者？一个人在监狱中有过同性性行为，出狱后改变了，他算不算同性恋者？
第二，从性欲望的角度来看，从个人如何认定自己的身份的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一种尺度能恰当地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者。
例如，只要对一个同性的人产生了同性恋者就是同性恋了，还是必须把他的性行为也联系起来才算？如果一个女人在看别的女人时出现了性唤起，但是她又只和男子性交，那么她算不算一个女同性恋者？如果她仍自认为异性恋者，对不对？
第三，同性恋者不容易调查到。所以金西强调，并不存在一个判断同性恋的单一尺度，不可能把人类划分成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徐兆寿：尽管柏拉图想从“本原”上来解释同性恋者，来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者辩护，但所有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只要迈首于自然界就发现，动物甚至有些植物基本上都是两性。很显然，柏拉图只是一种玄想，但这种玄想却有另一层意义存在，即男性和男性之间会有爱情存在，女性和女性之间也会有爱情存在。据考证，在公元前6世纪至4世纪的200年间，希腊盛行恋童风，并把它视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苏格拉底说，这是为了培养少男道德上的完美。“少年啊，你的脸颊／多么光润，／我怜爱你，／即使被死亡的噩运所困”这是那时的希腊诗人欧尼斯《悲歌》中的诗句。
所说，柏拉图、苏格拉底、阿基毕阿底斯都是男色者，而亚里士多德曾经蓄养过一个名叫巴顿的少男。可见，那时的同性恋以师生恋为最多。对这种风气持反对态度的主要是基督教。教会认为，同性恋是反自然的，而反自然就是反上帝，所以被视为邪恶。对同性恋的道德判断由此定了位。这是西方同性恋的历史，那么，中国过去有同性恋吗？社会是如何看待的？刘达临：据记载，在周朝就有同性恋者了。实际上可能比这个还要早。《杂说》云：“娈童始于黄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崇尚男风的记载。“龙阳之好”的故事便是一例，《战国策魏策》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多条鱼时，突然放声大哭。魏王问他为什么，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我高兴极了，可是当我钓到第二条鱼时，却将第一条鱼放之于海了，于是我想到了自己，你想想看，现在我受宠于你，位极人臣，人们都怕我，可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那么多，人们会千方百计地讨好于你，有朝一日我也会像第一条鱼一样被你弃之于海的，想到这里，我怎么能不伤心呢？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于是颁布一条命令：如果有人敢在王的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要满门抄斩。安陵君也是楚共王的男宠，有人提醒他，色衰会爱弛，应该向王表态，连死也跟随他，就能长期得到君王的信任与宠爱。他找了一个机会向楚王讲了，楚王深为感动，封他为安陵君。后世阮籍作《咏怀诗》，盛赞安陵与龙阳。这些事都说明在我国古代就有同性恋的风气，而且还传为美谈。到了汉代，每个皇帝几乎有一个至几个美男作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风气就传至民间，一般富家都以蓄养娈童乐伎作为“财富”的象征。唐朝时，男风的盛行可以在唐小说里看出来。到了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经很普遍了。那些俊美的书僮，实际上多半就是主人的性伴侣。徐兆寿：从这些情形来看，那种说“同性恋是宗教禁欲主义迫害的产物”的说法看来不完全对。它似乎是人性的另一种补充。不过，究竟宗教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