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既推动了“性革命”的产生，又使“性革命”进入安全、科学的轨道。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不过，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构成也越来越低，婚外性行为也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于是性放纵与性泛滥猖獗一时。徐：西方对性的控制主要来自宗教，在“性革命”的时期，宗教是怎么看待这场革命的？刘：1977年，一群天主教的神学家提出了一份在西方教会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声明，他们不顾梵蒂冈在1976年重新对“婚姻外各种性关系“的责难与禁令，竟然大胆地提出了八项主张：一是婚外性行为如果真的“有创意”而且“圆满”，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二是不应该将离婚者或丧偶者视为“无性的人”；三是同性恋者的稳定友谊比禁欲要来得好；四是结扎术已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节育方法；五是只有会产生严重心理障碍的不良自慰才是有问题；六是只有当事人有畅通的异性恋的发泄渠道而还要去搞兽奸者，才应被视为病态；七是大多数的色情刊物对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仍是“中性的”或“无关道德”的，未必那么危险；八是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只要是“自在的、让对方满意的、忠实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愉悦的”，就应是符合道德的行为。他们认为，在禁欲主义国家，“贞洁的力量”只是对肉欲的迫害的必然补充，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能大胆地而且审慎地采纳一个彻底的性自由制度，那么确信，与桃色事件有关的个人和社会危险将会大量减少，性心理疾病将会消失。徐：这恐怕也只是少数宗教者的声明，因为很明显，这份声明已经走向极端，已经无视性的完全自由将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刘：是的，它地过分追求导致了享乐主义、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主义和感官主义，这对人们的人生观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就是纵欲主义。徐：前段时间，我看了《海特性学报告》，她虽然是站在妇女的角度来看性，但她似乎是对“性革命”进行批判最多也是最有力的性学家。刘：是的，在西方的性学家中，较早对“性革命”进行批判的是海特。她指出，“性革命”虽然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使男子的兽性、敌意和剥削意识获得了解放。她认为，“性革命”是隐藏在虚伪的激进表象和伪现代意识背后的所谓革命，它是男性中心文化的产物，其中心宗旨仍然是男性的价值，女人的传统角色不但始终没有改变，还使女人失去了在性行为中说“不”的权利，使女人从私有财产就成了更容易得到的公共财产，所以，从这场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是男人。徐：这显然是女人的怨声，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据报道，换妻活动首先都是丈夫提出，但妻子后来也尝到了“甜头”，对此有些留恋忘返了。刘：海特是完全站在女人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性革命”的，可是也不能截然分开认为男人是“性革命”的受益者，占了便宜，女人成了受害者。从根本上说，“性革命”的脱轨，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是一种损害、歧途和灾难。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社会历史学者布伦格认为，“性革命”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时代的悲剧”，她提醒世人，“性自由”决不等于性放纵，美国少女不理解这一点，20岁不到就急于“享受”肉体的“性自由”，整个社会都尝到了理想败坏的苦果。在西方社会，像布伦格这样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了。到90年代，向来以“自由”著称的美国也要向“性革命”低头了，开始“回归”了。美国《新闻周刊》在9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项民意调查指出，认为发生婚外性行为是羞耻的占到了62%，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仍是和固定的一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在1992年，83%的人只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或没有性伴侣。在1969年，只有17%的男子和29%的女人认为“没有爱的性是不快乐或无法接受的”，而到了1983年，认同这一观点的男子和女子分别增加到29%和44%。
在问及“你想从伴侣关系中得到什么”时，回答是“爱”的占了53%，而回答是“性”的只占1%。不仅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整个欧洲人也在改革，“性革命”已经宣告结束。“只有爱情能使生活有意义。”这是80年代以来多数前联邦德国公民的看法。在法国，同居者从1984年开始，每年递减2%，到1989年已减少了9.9%。英国青年对性的态度也比过去严肃得多了。在日本，有80%以上的人反对婚前同居和未婚先孕。徐：“性革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这个过客却给人类不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也留下了许多教训和反思，它对其它各民族和未来的人类必将是有益的。
魔鬼终于出现-AIDS1981年6月，美国疫病控制中心（简称CDC）公开报道说：洛杉矶暴发一种罕见的病，5名男性同性恋者得了“肺炎”。一个月后，CDC又发现，在过去两年半中，共有26名男性同性恋者被诊断出“皮肤癌”，而且发现这两种病都和人体免疫系统缺陷有关，他们把这种病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其英文的缩写为AIDS，中文名字就叫艾滋病。截止1997年底，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达3000万人，其中死亡者达1100万人；就在当年，新病人增加580万，死亡者230万。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年度报告说，目前全球每天大约有1.6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而且这一切都是以加速度进行的。人在人群之中的时候，觉得“大家”这个词一点也不重要，但是在不得不离开群体的时候，才发现生活在一群人中间是多么可贵。
我是一个等待死亡的人，孤独对于我实在太可怕了，但是，谁会给我一点友情呢？谁也不会，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是一个艾滋病患者。DD流浪歌手杰克在《古兰经》中有这样的预言和警告：人类啊，你不要再纵欲下去了，若要一意孤行，就有世间无法治疗的疾病流行世间，那就是对你们的惩罚。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些。在所有的宗教有关末世说里，都说这是魔鬼当道的时代，是欲望横行的时代，是大道失尽的时代。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加速度时期，但也是一个黑色的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癌症和艾滋病的出现、邪教的抬头等等，科学在击败宗教的同时，似乎也用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刺倒了人类真正赖以存在的古老的道德，这一切都使人类的精神遭受极大的打击，虚无DD这一真正的魔鬼终于穿着黑色的衣服赫然出现在都市的街头。这是个叫人赞美又叫人为其悲痛的世纪。也许正如伊斯兰的圣者所言，艾滋病就是人类在纵欲妄为、不顾道德时，真主赐于人类的毒药，让人类自食其果。徐：艾滋病的首例对外报道是在1981年，以前有没有这种“世纪黑死病”？刘：1998年，以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为首的美国研究小组通过化验几十年前保留下来的血样，发现早在1959年一名刚果班图族男子就已感染上艾滋病，这说明人类艾滋病毒传入人体的时间在1959年之前不久，该研究小组一位姓朱的学者说，应该产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于艾滋病毒最早在如何进入人体的，科学家们目前尚未得出最后的结论。徐：人类有一种既定的思维，就是一些病毒可能来自动物，艾滋病毒是不是也被认为是从动物那儿传来的？刘：是的。1998年初，法国研究人员西蒙等人宣传，他们发现了一种奇特的艾滋病毒，其基因特征介于人类的和猿猴的艾滋病毒这两者之间。猿猴和猩猩感染的猿类免疫缺乏综合症是由猿类艾滋病毒引起的，但猿猴在感染了人类艾滋病毒后却不会像人一样发展为艾滋病，这说明人类的艾滋病毒在某一段已发生变异。徐：艾滋病是通过哪些方式传播的？刘：从最初的同性恋开始，后来到吸毒人群、静脉输血，再到后来异性恋人群传播，加上世界交通、旅游和商贸的发达，艾滋病迅速传遍世界。艾滋病毒同一般感冒病毒不同的是，它不能在空气中生存，而只能通过体液传染给他人，以下十种体液可能会传染艾滋病毒：血液、精液、腔液（阴道分泌物）、经血、人乳、眼泪、唾液、尿液、脑脊髓液和肺胞液。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发现的艾滋病主要是精液和血液传播的，其次是腔液和母乳。因此，肛交、滥交、混用针头、输血、染有艾滋病毒的妇女怀孕，都是十分危险的或必须慎重对待的。徐：世界上艾滋病的分布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景况？刘：从世界范围看，到了90年代末，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发达国家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世界任何国家，到了2001年，全俄罗斯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达到100万人。而从统计数字来看，艾滋病感染者中，有94%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对艾滋病的预防和重视不够，或预防的财力不足。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以非洲的问题最为严重。从艾滋病开始流行到1996年7月，全球大约有279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就有1900万，约占全球的68%。东南亚和南亚共500万人，约占全球的18%。艾滋病对非洲人的生命构成极大威胁，如以人均期望寿命为例，赞比亚将从原来的65岁下降到33岁，津巴布韦将从原来的70岁下降到40岁，乌干达将从原来的59岁下降到31岁。徐：当欧洲人大呼大叫人类大难临头时，亚洲人却幸灾乐祸，因为那时只有欧洲和非洲发现了艾滋病，亚洲还没有发现一例。什么时候亚洲也陷入灾难的呢？刘：亚洲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1984年泰国曼谷发现的一个留美归国大学生；此后两年中，泰国发现多例艾滋病感染者，多数是曾与外国人接触或曾在国外旅行的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自1987年至1988年泰国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由零升到35%。由于泰国妓女业的活跃，很快地成为亚洲的“艾滋病王国”，到1997年底已有100万人感染上艾滋病毒。徐：中国是什么时候发现艾滋病的？刘：1985年6月，一名在华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在北京协和医院病亡，在他的死亡单上，医生们首次写下了这个令人恐惧的病名。
1988年9月，浙江大学一批新入学的外国留学生例行体格检查，一个非洲来的学生被确认为艾滋病患者。这个艾滋病患者在得知病情回国时竟然同杭州的两名女子发生性行为，这两名女子很可能就成了艾滋病毒的传染者。
第一个被确认染上艾滋病毒的中国大陆居民是北京的一名男售货员。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从外国籍的性伴侣处染上这种世纪绝症的。
刹住了“性革命”的步伐徐：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道德的权威真的死了；当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夜间被科学家颂遍世界时，宗教的末日到了，那种对人规劝的灵魂说和彼岸世界再也不存在了，人们再也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因为末日宣判的神话已经破灭，还怕什么呢？可以即时行乐，可以丧尽天良，可以彻底地乱伦，可以做前人未尽的一切不道德事业；当弗洛伊德开创了一门新的学说，当性学家开始为性说话的时候，“性革命”爆发了。没有什么道德可以规劝人们时，人们似乎忘了，死亡是永远的法官。就这样，死亡之神派了魔鬼艾滋病来到了人间。这种文学式的说法可能是耸人听闻，但它确是本世纪以来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事件。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许医生们没有想到这么多，但作为一个人文工作者，这却是我多年一直在研究的问题。艾滋病为西方的“性革命”划上了句号。实际上，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科学，当人们在进行“性革命”时，人们内心深处已经为自己订了一份保险，这就是他们觉得高度发达的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的一切疾病。事实上人们错了，就像现在的农民发现，每年的农田里都会有新的疾病困扰着农作物，科技越发达，似乎问题也越多。刘：美国著名的文化评论家苏珊宋妲说：“艾滋病对现代人的疫病和医药态度、性爱观以及对灾祸的看法，标志着一个转折点。”首先，冲击到的就是性态度，过去，医学的进步使大多数性传染病都不再可怕，也间接地促成了在70年代时达到鼎盛的“性自由”观，使人类的性行为变成了一场无须对此负责的“性游戏”。但是，艾滋病却使“性自由”、性滥交大为收敛，性不再是和谁在一起“快乐”一下而已，而更像是一条从过去传过来的链子，性伴侣过去所有的性关系都可能影响到另一方，而这种影响可能是致命的，而且无可挽回的。苏珊宋妲说：“害怕癌症让我们畏惧污染的环境，而艾滋病焦虑却使我们惧怕污染的人。”艾滋病改变了美国人的“性爱消费”观念，刹住了“性革命”的步伐，也把欧美人从死亡的边缘拽了回来，从而进入“性回归”时代。物极必反，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如果人类违背了自然规律或社会发展规律，就必然要受到惩罚，促使人们反省，从而改弦更张，如果拒绝接受教训，就必然要走向灭亡。艾滋病的出现与蔓延正是这种规律的一种一种“催化剂”，也是对“性放纵”的一种惩罚。徐：惩罚也好，警示也好，但艾滋病终归是人类的公敌，需要战胜它。目前人类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有什么成效？刘：目前，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已联手向这人类的灾星作坚决抗争。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六项“艾滋病预防和控制规划”的战略：一是性传播的预防。日本政府已开始定期公布艾滋病毒传播的数字，文部省已为中学生准备了艾滋病方面的教科书。厚生省拒绝取消关于口服避孕药的禁令，而宣传使用避孕套。报刊、广播、电台和各种广告牌上都在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泰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效果似乎更明显。他们开展了全国性的教育运动，在社会上推广使用避孕套，每年免费分发约7000万只。非政府组织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使泰国男性全部性病的总发病率在1993年比1987年下降80%以上。二是血液传播的预防；三是传播的围产期预防；四是通过使用治疗药剂预防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传播；五是通过免疫接种预防传播；六是减少艾滋病毒感染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影响。从1996年7月在温哥华召开的第11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看来，那时讨论多的是抗艾滋病毒的联合用药和新一代的艾滋病毒疫苗。
中国昆明的罗世德从700种常用中药中筛选出90种对艾滋病毒有抑制作用的中草药，但需要进一步分离和提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现，在五种植物样本中发现含有抗艾滋病毒的成份，等等。目前世界上的科学家都在寻求抗艾滋病毒的药物。1998年6月23日是人类对付艾滋病征途中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美国首次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开始，30多个城市5000多名志愿者接种了“艾滋瓦克斯疫苗”。如果这一试验成功，人类将在战胜艾滋病的奋斗中大大前进了一步。徐：目前在这场与艾滋病的生死决战中，人类面临的困难有哪些？刘：一是在一些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人还不知道艾滋病的可怕，从思想上对艾滋病的侵袭解除武装。二是青少年开始有性行为的年龄提前，而且不易控制。三是由于妇女艾滋病患者增加，胎传艾滋病的婴儿也大量增加了。四是艾滋病的治疗费用在很多国家都高得惊人，许多国家不堪重负。五是艾滋病之谜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