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与禁欲的讨论徐兆寿：中国古人也讲这个道理，只不过中国古人在讲这些时，没有单独把性拿出来分析，而是把它放在人和世界的常理上来讲。
中国人讲禁欲，不是单指性欲和食欲，还有各种欲望。在中国人看来，人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老庄强调“清心寡欲”、“不可见欲”，认为“故常无欲”，意思是说人的常性是没有什么欲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内心和世界的宁静。然而，儒家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只不过要做到节制就可以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由此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荀子发挥了孔子的观念，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又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向生之者也。”如何节制呢？孔子说：“君子好色而不淫。”“好色”是人的本性，“不淫”是指不过分地追求和贪恋。儒家对道家的“去欲”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儒家主张首先要肯定人的欲望，其次是要把这些欲望引入正路，加以合理的节制。这大概就是教化的意思吧。荀子由此而提出“中理”这一标准，即人的欲望和行动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如果符合，那么欲求再多也不要紧；相反，即使欲念再少，而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也会破坏社会的安宁。那么，什么是社会道德规范？难道所有社会道德规范都是合理的吗？在人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难道人永远只能服从后者，而后者就不能服从前者？合百家之长的《吕氏春秋》仿佛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些回答。《情欲》篇说：“天生人而使人有贪有欲……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那么，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神农、黄帝“贵生”，桀纣“亏生”。
“贵生”者，对生命有益，对社会有利；“亏生”者，对生命有害，对社会不利。《吕氏春秋》还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人的的欲求对思想进取有着巨大的推动力，人的欲念多，人就会积极进取；人的欲念少，人则不思进取；如果无欲，就不可能进取了。现代西方很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论述人的原始欲时，也阐述了这一观点。现代经常学家认为，人的欲望是一切经济与市场的原始推动力。当然这种欲望不是指人的性欲，而是一种泛指。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杨朱的纵欲论。杨朱同属道家，却走了一条与老庄截然相反的道路，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杨朱尊崇“为我”，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杨朱与老庄共同的是以自然为观，强调顺乎自然，顺乎人性，任情极性。他认为，天赋人以眼耳鼻口和肌体，人就得顺乎它们，只有这样才是顺乎天道。这是就人与天合的角度说的。从人生本身来看，与虫蚁相同，生命苦短，韶光易逝，所以不能亏待生命，而要顺乎人的各种意愿，及时行乐，否则后悔莫及，他说：“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
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夜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生命是如此易逝，如果不抓住它，不赋予它意义，不顺乎它的心意，对生命来说真是太亏了。最后，杨朱则从终极意义上进行了论述，他说，生命对任何人都一样，都要死亡。在死神面前，无论贵贱，无论贤愚，无论暴君，也无论平民，即使是那些守仁节欲、苦苦生活的人，都是一样的，双目一闭，什么都了了。“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
腐骨一矣，孰知其异！”那么，还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不要为博得一个好名声而折磨自己了，折磨自己，就是折磨人性，折磨人性，就是违背天道，违背天道而活着，岂不是离本质太远了吗？后世多不赞同杨朱的纵欲观，认为它代表了一种狂拓不羁、腐朽自私的人生观。我倒认为，杨朱也是很深刻的。他所思考的问题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难以回避也难以回答的问题。的确，如果我们违背了天意，而刺瞎双眼，拒绝五色；挥刀自宫，灭绝性欲，岂不是欺天太甚！如果人生不死，真能成仙；如果人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而那灵魂还要经受天的审判，要么偿还前生的孽债而受苦，要么因为前生的苦修而享乐（同样都是享乐），那么一切就有了意义和价值，然而这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由谁来认定？只有上升到宗教那里，这一切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答复。所以，宗教是人的需要，而不是人在低级生产力状态下的愚昧的代称。在现代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在那些发达国家，有50%以上的人都有宗教信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世界观的区别。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在市场经济建立和社会转型时期，这一个问题已经难以回避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人们陷入一个极端的精神困顿，主要原因还是信仰问题。我在《非常日记》里就借林风的日记记述了我自己的信仰危机。那时，我一直在想：既然人死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既然人死的时候都没什么区别，那么，我上大学有什么意义吗？我这样执着地追求文学有什么价值吗？既使我写了什么旷世巨著，在死的那一天对我也意味着死亡，我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完成它呢？我爱上一个人，然后我们走到一起，一起生活，到死的时候我们的一切就结束了，爱还有什么意义吗？等等。问题是那样多，几乎每走一步都是疑问，每说一句话都丧失了意义，每一个思索都意味着停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常常想到自杀，以自杀来结束这毫无意义的人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以性为内容，但却以信仰上的死亡而成为林风自杀的原因。我似乎扯得太远了。不过，从这一个扯得很远的话题中，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古人尤其是圣人对性的理论还是非常完善的。
从数字看中国性现状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金西的一长串统计数字让人目瞪口呆，它把人们从来无法说清楚的性明了了，而且不用他长篇大论和口干舌燥地去说，只要让那些数字兜出来就可以了。它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数字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统计学的发达使人们再也不去相信少数人的话了，而以一种从众的心态，来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为背景确定自己怎么活着。它使一部分社会学研究彻底破产，使道德也可以用尺子来量。上帝一个人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了。权威倒了。就连法律也得看看这些数字来权衡自己的天平该往哪里倾斜，而不用看上帝的脸色了。实际上，这些数字很难说它是对的还是错的，但它至少是中性的。人们要的大概就是这个。这也是刘达临教授为什么在1989年至1990年进行了全国首次大型“性文明”调查的原因和背景。
谁是性生活的决定者认为过夫妻性生活女方可采取主动的，大学生占94.8%，城乡居民占66.5%；认为女方不可采取主动的，大学生占4.1%，城乡居民占11.4%。而实际调查，性生活的决定者是，在城市中，丈夫占23.4%，妻子14.5%，双方差不多的为62.1%；在农村中，丈夫占45.5%，妻子占5.9%，双方差不多的为48.7%。徐兆寿：性是夫妻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谁是性生活的决定者？谁在夫妻生活中占优势？这两个问题在过去是很容易回答的，甚至不需要回答。在中国提倡妇女解放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两个问题又怎么回答呢？以上的数据已经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至少在大学生心目中，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基本上树立起来了，但是在城乡居民中，有近一半的人还是认为，女性在性生活中是不能采取主动的。事实也大抵如此，在城乡居民中，双方觉得“差不多”的平均也只在一半以上。这究竟发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刘达临：应该说，男女双方都是性生活的主动者，也主就是说决定权应有双方来定，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这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解放以来法定上的男女平等到实际观念上的平等还是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虽然有了很大的缩减，但它还是存在。徐兆寿：我们再来看一看相关的数据。在家庭中，家务劳动承担者，在城市，丈夫占12.8%，妻子59%，差不多28.2%；在农村，丈夫占4.4%，妻子81.7%，差不多14%。家务劳动可以说是夫妻之间产生矛盾的一个根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家庭暴力产生的一个根源。从那时的调查到现在已经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刘达临：有，稍微有些变化，但不是很大。徐兆寿：这一点是否与城市和农村劳动者的工作情况有关？刘达临：对。我们前面不是谈过吗，在美国妇女地位发生重大改变的是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涌集的时候，妇女从家庭的重负中解放了出来。中国的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没有什么改变，在城市中现在有很大改变。徐兆寿：应该倡导一种什么样的风气呢？刘达临：应该提倡一种各尽所能，不要一味地要求谁做多少，主要在观念上要做到平等。比如谁有时间和能力，谁就可以多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