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两性关系非常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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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我们学校的领导也找我谈过话。我极力辩护,难道不让我们犯那个军校的错误吗?刘达临:对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谈过,就是我们不主张大学生在校期间同居,但如果发生了,也要宽容一些对待,毕竟这是21世纪了。军队院校当然比地方院校要严格得多,处理也会严肃得多,但这是那时观念下的产物。即使在今天,军队院校也会相对比地方院校要严格得多。徐兆寿:第二个问题是,大学生能不能在校期间结婚?如果认可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发生性行为,可以同居,婚姻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再加上这几年教育部对大学生的入学年龄放宽了,学分制的实施又给大学生提供了创业和修学的机会,读学位的年限也放宽了。最重要的则是,大学生的同居实质上与婚姻生活相差不大,他们大都在学校周围租了房子,除上课外,他们在那儿做饭,过性生活,经济上一体化,与那些结婚后不生孩子的夫妻差不多。这种假婚姻能不能变成真的呢?诚然,要想结婚,除了他们已有的爱情基础,还有很多,如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原因,还有,毕业后能否在一个地方就业,等等。需要的条件似乎还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从简考虑,只要毕业后在一个地方就业,他们就已经可以结婚了。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结婚时不是啥也没有吗?如果这样考虑的话,那两位军校的大学生就可以生下他们可爱的小宝宝了,要知道,他们是多么想要那个孩子啊!可是现在,他们过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悔恨?还是愤怒和仇恨?他们在一起了吗?他们的理想被无情地砍断了,他们的爱情也被无情地打击了,他们还在一起吗?他们后来生了孩子吗?对那一个不幸的生命,他们又是怀念呢还是已经忘却了?他们周围的人还是那样戳他们的脊梁骨吗?他们的父母一直在怨恨他们吗?他们又是怎么一生仇恨那个毫无同情心的老师的?他们丧失了多少啊!如果今天他们要重新站在法庭上,以神圣的名义要求学校和社会给予赔偿,谁胜谁负呢?也许我们还会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我们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那么,我们有权以今天的立场来对历史做个判决。武汉大学据说是第一个出台大学生可以在校期间结婚的高校,但第三天却又否认这种政策。教育部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自我国调整大学生入学年龄以后,大学生在校期间能否结婚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该发言人指出,这个决定要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由学校自己决定。刘达临:这主要涉及到大学生在他们在校期间没有能够结婚的基础,如经济上和心理上等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问题跟我们那时候当兵时出现的一种情况有点相同,就是结婚的青年能不能服兵役。没有结婚的青年在服兵役期间是不能结婚的,而结婚的青年是可以服兵役的。如果说上大学以前没有结婚的青年,年龄也比较小的话,最好就是要谈这个问题。

性教育是人性的教育徐:现在大学生入校的年龄放宽了,而且各各大学都在试行学分制,就是大学生可以在一定的年限内修完学业,不一定非要在四年里修完本科学业,这样就有一部分青年有了创业的机会。这些青年若返校时的经济基础和年龄可能要比其他人大,他们能不能结婚?刘:这个不太好处理,不能一刀切,如果他们的条件允许了,我想是否应该允许他们结婚,但可能也是个别现象,不是全部学生。徐兆寿:第三个问题便是,大学里面要不要开性教育课,谁来开这样的课?他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刘达临:在我们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中,在问及谁传授的性知识丰富有用的问题时,认为是同学、朋友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42.5%,大学生占80.7%;认为老师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58.9%,大学生只占0.6%。大学里基本上就没有性教育课。所以有85.1%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性教育太保守。

但是大学阶段是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最高的时期,这就造成大学生的性行为与性教育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一现象要求大学里面必须要加强性教育,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性教育。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开这样的课呢?我觉得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自身要破除性神秘感,有一种自然、健康、科学的性观念;2、知识面要广,因为性教育涉及教育、生理、心理、社会、民俗、历史、文学艺术、医学等许多方面;3、自身作风要正派,增加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4、善于清楚地、生动地有分寸地表达,因为性教育要讲究“适时、适宜、适度”;5、很重要的一点是,性教育教师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学生能和老师讲心里话,使老师更有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徐兆寿:第四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受众只是大学生吗?现在一般都认为,大学里面还是要开性教育课,因为大学生的性知识太贫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也应该听听性教育课。人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但是为人父母者,还是学校和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若不接受性教育,他们如何给自己的子女和学生进行性教育课呢?诚然,我们可以由专门的性教育教师来授课,但是家里呢?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单是学校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大学生有必要的性知识和预防措施,也就不会发生军校那两个大学生的悲剧。如果那个大学教师也有一些起码的性知识,那么,他也就不会铸成大错。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他后悔过吗?他的良心一直是平静的吗?那么那个军校呢?是不是还是一如既往地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是不是还是将错就错呢?刘达临:所以性教育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徐兆寿:最后一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部分。

是一些性知识吗?是一些必要的性预防措施吗?仅仅是生理上的吗?还是官面堂皇的理论匡匡?我认为这是最起码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些性知识,它不是真正的性教育。真正的性教育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它必须让人们了解人的起源,人的本性,人类的性文化史,最后才是性知识。这是一种基本教育,倘若性教育课只有最后一点干巴巴的东西,而没有了前面的性文化,那么,人们对性的认识仍然会停留在过去的层面上,仍然对自身和社会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这种性教育便是失败的。刘:性教育首先应该给学生传授一些有关性的知识,如生理上的,如何对待青春期的性,如何避孕等;第二步就是要进行一些有关性道德、性伦理方面的教育。1986年10月,我参加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性教育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吴阶平教授。开会的第一天,我就纳闷,为什么这个会叫“性知识教育”座谈会呢?按照我的理解,性教育首先是一种人格教育,包括观念、态度、道德、情操、习惯、作风等;其次才是知识教育,二者密不可分。在开会的第一天,我们几个与会的同志就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了,后来,参加预备会的同志回来说没有采纳。第二天开会,到我发言时,我又开始说起来,吴阶平教授打断我的话说,他说他在昨天的预备会上没有理解我们的意见,现在听了我们几位的发言,觉得我们的提议是全面的。你说的这种教育比前面两种教育还要高,是一种性历史与文化的教育。这也算是最高层次的性教育了。徐: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性教育应该是一种人的本位教育,即人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与人最近的,但几千来来我们却离它最远。我甚至觉得性教育应该是所有教育里面的主课,它是真正的人性的教育。

性学家家里的性文化夏威夷大学的戴蒙德教授是刘达临教授的朋友,一次开会,他请刘达临教授到他家做客,只见他家里的摆设很特别。戴蒙德喜欢收集面具,墙上挂着几十个各种各样的面具,几乎包括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很有意思。卧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毡,没有床,睡在地上。

卧室的墙上则挂着许多日本的“浮世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春宫面,而且非常夸张,男女生殖器大得吓人。这是他从日本访问时带回来的。世界著名性学家、德国的黑柏乐教授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东西,例如书房里摆了几只由玻璃做的大阳具,餐厅里陈列着一具从印度尼西亚买来的木制神像,有两尽多高,大阳具高高勃起。1989年4月下旬,刘达临教授到香港参加“中国人性教育面面观”,住在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吴敏伦先生家里。吴敏伦有两个孩子,男孩15岁,女孩13岁。当他们在家里翻看许多西方的有关性的书刊,在大厅里观看有关性的录像,和在一起聊有关性的话题时,两个孩子也在场,他们会若无其事地看一会录像什么的,就走开了。

他们都习惯了。在刘达临教授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到处都摆着有关性的文物和艺术品,其中有件陶土雕塑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和尚,他的全身都被铁链锁着,包括他的手脚,但是有一个东西却直挺着,而且很长很大,很具有震撼力,那就是和尚的阳具。我问刘教授这个艺术品的名字,他说:“锁不住的东西。”徐兆寿:首先的问题是您在家里的摆设上有没有上面两位外国教授的嗜好?刘达临:没有。我有自己的博物馆,性文物全在那里。不过我的办公室里有,你看到处都是。徐兆寿:谈谈您收藏的情况。刘达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搜集了1700件古代性文物,花去我自己的费用100万元以上。徐兆寿:中国有没有这样大胆的性学专家和收藏家?刘达临:据我所知,少量收藏的人是有,不过很可能又不是性学家。徐兆寿:您有几个孩子,也在家里和客人随便地谈论性的问题吗?孩子们怎么看?刘达临:不怎么谈论。我在研究性文化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大了。如果他们还很小,我想我会给他们一些性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