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梁山伯与祝英台“文革”期间，上海市郊区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对男女青年自幼暗暗相爱，因其中一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而另一方的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的爱情当然不被现实所允许，于是他们双双留下遗嘱，服毒死于野外。当夜大雪，南方很少下那么大的雪，大雪将那一对男女青年的尸体整整覆盖了9天；而据说，按照当地的习俗，一对新人婚后的9天内，是不应受到任何贺客滋扰的，这当然是巧合。但有一点人人都说千真万确——他们身上共盖着一张旧年画，年画上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女青年从小喜欢的一张年画，“破四旧”时私藏着保存了下来……徐兆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它的残酷，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时至今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并没有从根源上去认识这场浩劫。人们总是寻找着某个人的过失，总是在找罪人。这是徒劳无功的。它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它是一种思想，是一种观念。几乎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把人类历史上所有专制的残酷的一面都演到了极点。有时候，人们一想起它，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历史，只觉得它是一场梦，或者是某个小说家编出来的悲剧。可是它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确，共和国来自不易，她是穷苦人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天下。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最愚昧落后的人群也是这样的人。于是，这场革命便成了愚昧和落后专政文明的斗争。秦始皇时期有“焚书坑儒”的行为，那是因为要进行专政，因为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太活跃了。汉时有“罢黜百家”，但是为了“独尊儒术”。明朝时有残害翰林的故事，也是为了专政。
新中国成立前，人们的思想太活跃了，尤其是从西方流传进来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人们。需要专政，需要洗脑，于是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爆发了。而它与历史上前面任何一个事件都不同的是，它是自发的。它是那些愚昧者仇恨的实现，是他们的泄愤。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里，什么最愚昧，什么就可以高高举起。仿佛没有人指挥，但是却又像有人在指挥着。就这样，愚昧浩劫了一切。过往的一切悲剧都将在那个时代找到翻版，而历史上没有上演的也上演了。在上海上演的这出“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只是这悲剧中的一个而已。刘达临：还有一件十分震撼人心的事发生在安徽。“文化大革命”前一年，一个农村少女，暗恋上了县剧团的一名男演员。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妆后偷走了他的戏靴，当然引起了非议。她告诉父母，今后非他不嫁。当时他才16岁。以后县剧团到附近演戏，父母便捆住了她的手脚，将她锁在仓库里，可是她磨断绳子，撬断窗棂，又光着脚板跑出几十里去看他演戏。后来，她感动了一位婶婶，这才领着她去见他，央求他给她一张照片。他没有照片给他，给了她一张手笔画的拙劣的海报，签上了他的名字，海报上是似他非他的一个戏装男人。他二十六七岁，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一个情感有点儿偏执的小女孩儿。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游斗。一次他被游斗到她那个村，她发了疯似的要救他，冲入人群，与游斗者们厮打，咬伤了他们许多人的手。她没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从此被关进了牛棚。一天夜里，她偷偷跑到县里去看他，没见着，看守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当然不许他们见，但是调戏她说，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给”他一次，他将想办法早点儿“解放”她所爱的人。她当夜“给了”。不久她又去县里探望她爱的人，又没见着，为所爱之人，又将自己的身子“给”了“造反派”一次，而这一切，她爱之人一无所知。东窗事发，“丑闻”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没脸见人了，于是将她跨省远嫁到安徽某农村，丈夫是个白痴。十余年转眼过去，“文化大革命”后，她所爱的人成了县剧团团长，一次又率团到那个村子演出，村中有人将她的遭遇告诉了他。他闻言震惊，追问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婶婶也死了，村中人只知她远嫁安徽，嫁给一个白痴了。他当时正要结婚，于是解除婚约，剧团团长也不当了，十余次下安徽，足迹遍布安徽全省农村，终于在同情者的帮助下，寻访到了她的下落。她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前去找她，要带走她，要给她后半生幸福。但是她得到妇联方面的预先通知，从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见他。
他只见着了她的傻丈夫，一个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对傻儿子，双胞胎，三个傻子靠她一个女人养活，家里穷得可以想象。他还看见了一样东西——他当年签了名送给她的那张海报，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像框里，挂在倾斜的土墙上，她一定希望有一个她认为配得上那海报的像框，却分明是买不起。他怅然地离开了她的家。
半路上他的车陷在一个水坑里，正巧有一农妇背着柴从山上下来，他请她帮忙。那憔悴又黑瘦的农妇，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垫他的车轮，那农妇便是她要找的人。他当然是万万想不到也认不出她来的，而她却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爱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话也没说。她当时又能说什么呢？看着他的车轮碾着她的柴转出水坑，她只是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罢了。他实在过意不去，给了她100元钱作为酬谢，那100元钱当然是她的生活所非常需要的，但是她竟没接。她默默对他鞠了一躬，背着柴捆，压得腰弯下去，一步一蹒跚地走了……徐兆寿：这两个事件都是父母包办婚姻造成的，组织包办实际上就是封建礼教的另一种形式，这是我们回避的。例如那个安徽农村的妇联，为什么还要给这出悲剧加上如许的遗憾？她们是什么用心？也许在她们看来，这是为那个还有着16岁梦想的妇女着想。在一般人眼里，他们这又何苦呢？即使相见又能怎么样呢？他们相隔悬殊，肯定也是不幸福的，不如留下些遗憾吧。我相信当人们看了这个故事后，持这种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所有人都侵犯了一个真理——这一切应该由她自己来定，这不仅仅是侵犯了那个妇女的自主权。人们还是生活在愚昧之中，尽管这种愚昧看上去也是很美的。刘达临：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人们享有的婚姻自由度也大大增加了。据1989年至1990年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90年代初婚姻途径的状况：非自主婚姻，城市居民占2%，农村居民占4.3%；自主婚姻，城市居民占97%，农村居民占95.2%。从这些数据来看，时代的进步是很快的，但是，那些旧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它至今在社会生活中还占有相当大影响，据调查，我国目前城乡夫妻属于包办婚姻的占2%，比率虽不小，但如以全国有两亿家庭、两亿夫妻计，那就有500多万对夫妻、1000万人处于这个状况之中，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了。直至20世纪后期，在少数地区，包办婚姻数量之大、情节之严重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如黑龙江省1978年未给予登记的13427对夫妻中，经审查就有867对是包办买卖婚姻。广东省高州县大坡区良垌乡自1980年到1986年结婚的有83对，其中属换亲的就有40对，占48%。徐兆寿：在我老家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村里人也不像过去一直呆在家里，现在都出去了，到外面去打工。有些是父子都出去，打两三年工才能勉强让一个儿子结婚。他们给女方家的彩礼相当丰厚，几乎就是买卖婚姻。不知道这种情况在其它地方怎么样？刘达临：由于文化上的落后和经济上的贫困，很多地方把女人视为可以买卖的物品嫁出去，它表现为多种形式。一是明码标价，进入人肉市场。在东北农村，五六十年代流行过“单眼皮200元，双眼皮400元”的说法，自进入80年代以来，女人的“价格”与日俱增。二是较多地以收取彩礼的形式出现，这是被风俗习惯掩盖着的带有买卖因素的行为，它是劳动力由娘家向婆家转移的一种物质补偿。据全国婚姻研究会等有关部门的统计，彩礼数额达3000元以上的地区，1980年只占全国农村的0.5%，到1986年已占10.5%，有的省高额彩礼区达47%。1980年娶个媳妇一般花彩礼100元至300元，而六年中涨了10倍，但在这期间农民的平均收入只不过增加了1.1倍。买卖婚还有一种赤裸裸的形式，就是直接把女子卖钱，有人还靠卖女儿成了“万元户”的，如山西省蒋家坪村的杨晚成将三个女儿一共卖了13300元，买主无一例外都是傻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抗婚而自杀、他杀、私奔、出逃的事层出不穷，造就了许多人间悲剧。徐兆寿：我们如何来尽快地治理这种现象呢？刘达临：一是以行政、法律的手段加以制止；二是从观念上加以改造，现在农村特别是一些十分贫困的乡村，旧的封建观念还很兴盛，新的婚姻观念和平等观念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所以要加强移风移俗的宣传；三是从经济上加以消灭，买卖婚姻从根本上讲还是贫困导致的，是贫困导致了当地落后愚昧的婚姻风俗，是贫困剥夺了妇女的经济权利，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