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检讨书敬爱的党组织、领导：我和×××同志在××乡镇工作期间，没有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不正当恋情，辜负了党和组织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深感痛心，我要深刻反省自己，现将我们之间不该发生的不正当爱情向党和组织做详细汇报。我们之间有亲密行为的接触共三次。第一次是在月光下。那天，我们俩写材料，写到很晚，感觉累了，就打开收音机听音乐，听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听着美丽动人的乐曲，月光洒在窗棂上，我们情不自禁地互相对望了一眼，我感觉到自己脸有些红，心跳有些加快，连忙低下头。但我抑制不住自己，又抬起头，望着她，她也望着我。我们俩对望了几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起轻轻地哼唱，然后，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我错了，我不该和她唱歌，更不该握她的手。
第二次是在河边。我们工作了一天，晚上吃过饭，出去散步。
不知不觉走到了村外的小河边，河水哗哗地流，倒映出她美丽的身影，我想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就朗读起来：我愿意是激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
她也情不自禁地和我一起朗读。然后，我就握住她的手，她也握住我的手。然后我又拥抱了她。我错了，我不该握她的手，更不该拥抱她。
第三次是在村里的老井旁。我们去提水，水弄湿了我的衣裳，也弄湿了她的。透过湿衣裳，我看到她挺起的胸，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就控制不住自己，抱住她亲吻她，然后，我们发生了关系。
我错了，我不该抱她亲她，更不该做那种出轨的事。我犯了不该犯的错误，对不起党和人民，我现在非常痛恨自己，非常难过。我现在已经和她分手，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来往。请党和组织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改正自己的错误，重新做人，成为一名好同志。请党和组织接受我的检查，严格考验我吧！徐兆寿：这是当时被某个刊物发表了的检讨书，选在您的《我的性学之路》一书中。典型的八股文，典型的虚假年代的真情表白。
一看就是改了不知多少遍，煞费了多少苦心。我们权且把一切都当真的来分析，我们可以给他们设想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婚外恋，一种是未婚恋。这个很可能是一种婚外恋，否则组织上也不可能这样大动肝火，但即使是婚外恋，他们的感情是何等真挚、纯洁。在那个时候，婚外恋有成的吗？刘达临：也有，但很少很少。徐兆寿：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变态日子里，个人的利益是何等渺小。他们即使愿意，他们即使表现得多么崇高，也会被无情的集体利益所扼杀。集体是个什么东西？是许多人的组织？是国家？是民族？有时候是，有时候却不是。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观念。自古以来，老百姓有自己的想法吗？没有。
“民以食为天”，他们的想法仅仅是吃饱穿暖。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么老百姓的想法从哪里来呢？从圣人那里，从统治者那里。六、七十年代老百姓所尊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集体观念呢？说到底，实际上还是封建礼教观念的沿袭。是一种什么观念呢？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观念。您是怎么分析这种深刻的观念的？刘达临：集体主义是好的，但它不能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人们把集体主义和个人的欲望对立起来了。在对个人欲望的否定方面来说，它和程朱理学的确是相同的。徐兆寿：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有一种行为，就是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时，总是个人利益作为牺牲品。如果这种牺牲是个人自愿的，那么它无疑是崇高的；但是如果个人是不愿意的，而集体或组织却强迫他牺牲，那么，这种行为无疑是犯罪。
在过去，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盛行，这也是其中的一种。然而，在过去几千年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下，一种所谓的集体主义观念形成了，这就是所谓的忠君思想和家族观念。这种观念在解放后摇身一变，就成了集体主义。从来都认为个人在集体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从来都以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换来集体的脸面。我们一直在喊追求“平等、自由”，在这样一种观念下，哪里有平等？又哪里来的自由？在那个年代，我们谁曾听到某个个人以法律的名义状告集体的？有多少的悲痛、不平和愤恨都在集体主义这个魔掌下流泪、哭泣，但是没有人听到，即使听到了也不会掉下同情的眼泪的。八十年代以来有吗？有了，但是依然很少。如果一个员工因为气愤难平把一个单位告了，那么这个人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因为在这个单位里，人人都觉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甚至真理。是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集体主义成了真理的代名词。在我们单位，有个老汉因为退休金的事把单位搞上了法庭，当报纸登出来时，单位领导气坏了，他说这个老汉没有集体主义观念，给单位脸上抹了黑。
我们权且不论这件事谁有理，单就单位领导的意识来说，就是一种狭隘的集体主义。他们从来就没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眼里，从来都认为他们就代表了集体。而一般民众呢？很多人在私底下是赞同老汉的。这就是一种进步。不管怎么说，个人利益终于能和集体利益打个平手了。从这件事我得出，那种狭隘的集体主义观念还在左右着很大一部分人，这种观念如果不除，平等与自由是没有出头之日的。现在让我们反过来再分析一下，如果那份检讨书上的内容是假的呢？也就是说，他们就属于通奸，只是一时性起，但是这种行为更为可耻，只好编造了这么多的内容。这种痕迹一看便知。什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什么裴多菲，这都是借口，是胡编乱造的。这个文章一看就是一个文人造出来的。在那个年代，哪有一个人在见第二面的时候就给人朗读起那样的情诗的？如果这份检讨书是假的，我们又怎么来分析它呢？它给今天的人们要说些什么呢？刘达临：当时也可能是为了过关而写的，其余的不大好说。徐兆寿：这份检讨书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倒影。它只写了两个词：虚假、专制。
性学遇到的阻力今天我正学校办公，李庆云（当时的上海文学院党委书记）来了，在我办公桌前一坐，谈起来了。“老刘啊，听说你最近搞性科学研究，搞得很起劲，我有些担心。你搞婚姻家庭研究已经小有名气了，继续搞下去不是很好吗，何必搞什么性不性的呢？弄不好有危险呢！”他说。“什么危险，难道会开除党籍吗？”话一说出口，我感到有些顶撞了，不礼貌了，于是尽量语气和平地说：“性学研究是社会迫切需要的，总要有人去闯，让我去闯吧！”他停顿了一会，看着我，略带微笑地说：“那好，你可要谨慎小心啊！”这位老干部很爱才，心很好，他完全是关心我爱护我。我想，我还是要继续干下去，但的确要谨慎小心。我的妻子也是爱护我的，也担心我会出事。枕边的劝告不知有多少次了，我都没听。我在刊物上多次发表有关性科学、性教育的文章，发表一次，惹她不高兴一次。常有这种情况，她一下班回家就略含不悦之色地责问我：“你又在某某杂志写性文章了，对吗？”“是啊，人家来约稿，情不可却。”“哼，我们医院的同事说，你们家老刘又写性文章啦！叫我多难为情！”“有什么难为情？”我半开玩笑地说：“难道你没老公，你们没老婆，做和尚、尼姑才不难为情？”“我不管，不许你再写了，再写我就和你吵。”怎么办？妻子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也不能为此搁笔呀！不过，别把矛盾激化了，最后我答应她，文章不写不行，以后多用笔名，不让人知道是我写的，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徐兆寿：这是你在1986年10月9日写的一则日记，也是你研究性文化最早遇到的阻力。不过，这两个人后来都给予了您很大的支持。那么，除了这些最近的阻力外，来自社会的阻力有哪些呢？刘达临：1987年1月17日，我的《性社会学》被封了，整整4万册。当时是因为政治原因。后经过一年的审查，才开始发行。1987年2月1日，我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邀请他到哈尔滨讲课的那位负责人被降职调离工作了。我的心里很难过。1988年7月21日，中国第一个性学杂志《性教育》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我像是生了个大胖儿子一样高兴。这是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性学双月刊杂志。创刊号首印6万册，工会、妇联、计划生育、大学等系统有不少内部订数，海内外报刊也纷纷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后来深圳方面不但不给允诺的几万元钱，也没有了把内部刊物《性教育》转成公开发行的行动，最可气的是在1989年6月单方面撤销了他的总编一职。
至此，这个总共才出了五期的全国第一份性学杂志就此停办了。6月14日，上海性研究会开了会长、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性教育》杂志的问题。会议决定，因为我与深圳方面合作的很多事情都未及时向研究会汇报，才造成了这种损失，所以经济上的损失应由我个人负责。在当时的几万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我没有怨言。徐兆寿：您最早得到的支持来自哪里？刘达临：1982年，我离开了上海自动化议表一厂，进入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主要做社会学和婚姻家庭研究。1985年1月，我们对杂志进行改革时，大家提出应该对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举办了“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我是主持人和主讲者。所以说是《社会》杂志把我引向了研究性的道路。在那次讲座中，学员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是这些学员帮助我完成了后来1989年至1990年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工作。1988年6月18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在上海联合召开了“推广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的会议，我认识了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云。这是个划时代的会议，从此，性教育以及性科学研究可以说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再也不是民间的或学术界的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