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母亲是典型的苦命妈妈。
她生于爆发辛亥革命的1911年，谢世时整整93岁，在这漫长的一生中，她付出了那么多，又享受过多少幸福呢？
她15岁嫁到我们周家，从此失掉本名杨仙草，变成了周杨氏、老二家的、宁娃妈（宁娃是我的小名）等等。
她生得瘦小，上锅台要在脚下垫两块砖，要负责做全家人的饭，那时我们周家是一个有近20口人的大家庭。稍有差池，便得受继母婆婆的打骂。不敢反抗呀，只好黑夜里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那时父亲周仰山在西安做生意，没人劝她，那时又不像现在有暖冬，常常冷得滴水成冰，那时做媳妇的房里又不准生炉子，哭呀哭的，就得了咳嗽病，一辈子病根难除，咳嗽起来真要命。
后来熬到分家单过，父亲把她接到西安。按说该过好点的日子了吧？谁知父亲却是个短寿之人，早早地撒手西去，撇下青年的她和幼年的两个儿子。在西安活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山西老家。老家已经“土改”，没给留下一间房一亩地，倒给留下一个招灾惹祸的“地主成份”，这叫寡母孤儿何以为生？母亲常常抱着两个儿子痛哭失声。
说到儿子，她一共生有5个，先死了周福善，再死了周宗文和周宗武，剩下两个该牢靠了吧，不料又死了17岁的周宗建，就留下我周宗奇一个“命硬鬼”。为保住这个单根独苗，她从此迈上更为艰难的人生之路。
上海老凤祥金店是家老字号，在西安设有分店。我父亲曾就职于西安老凤祥多年，身后总多少留点细软。但母亲舍不得动用，先是变卖自己仅有的几件金银首饰，又在舅父的资助下买了2亩地，从此白天像男人一样下地耕作，日晒雨淋，晚上则拾起女工活，纺花织布，做鞋袜衣裤，主要不是自己穿，而是要拿到集市上卖。我记得每到星期天，母亲就带上我上路了，一人背个大包袱，急急赶往10里外的临晋镇去抢占摊位。一天能卖上几块钱，母子们就欢天喜地的了。她会花5分钱给我买个大烧饼，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吃完才息心。我让她咬一口，她就随口说，她打小就不爱吃烧饼，不信你问你爸。可我上哪儿问我爸去？
集体化了，“公社就是我的家”。可母亲却很难待在这个家歇息一下，一天三晌在地里干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下雨天社里的牛马都能歇下，她还要揽活干；在村里，一般40多岁的女人就不下地了，可她都50出头两鬓斑斑的人，还是一天三垧地干农活。为什么？她要多挣工分多分红，来供儿子上学读书呀。
说到供儿子读书，那是母亲现在的人生第一要义，拼死拼活的奋斗目标，为此她愿意吃尽人间苦，受尽各种屈辱和不公。快50岁时，她绝意要招赘外号叫“懒王”的继父过门（其实继父一点也不懒，是个大大的好人）。舅父坚决反对，说人家周家是什么门风，你别给人家丢人！她说我不管别的，只为我娃的前途，人家是扛长工出身的，成分好，又是老党员、老农会呀，对我娃有好处。她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办了。继父给我政治上是否带来好处且不说，但母亲这份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儿子着想的精神感天动地！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母亲的期望总算没有落空，儿子按照她的计划上高中，上大学，进城工作，还成了一个作家，娶妻生子，在省城安家落户，又有了孙子、孙女，他们也都大学毕业，读博的，出国的……母亲觉着她这一生真没白活呀！
然而，母亲却老了，70岁，80岁，90岁，的的确确老了：变得更加瘦小，枯干；经常感冒；肠胃也不好，鱼肉不能吃，蔬菜水果不能吃，糖果点心不能吃，反正一切高级点的食品都不能吃；睡觉离不开安定片，有时吃了安定片也不管用，因为咳嗽的老病根还在，一咳嗽就醒，一醒就再也睡不着了。再说，还有巨大而可怕的孤独折磨她，一个人躺在老家老屋的土炕上，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长夜漫漫，孤灯闪烁，冷月临窗，何时到天明？去省城儿子家住呀，三代欢聚多好？可苦命人享不得清福，坐不得汽车，住不得楼房，听不得喧闹，吃不得城里饭菜，没有人拉话，没有人串门，没有人借东西，没有个转悠处，没有蒲州梆子可看，整天价看不到街坊邻居，看不到鸡狗猪羊，看不到地里庄稼，站在窗前往外看老半天，灰蒙蒙一片全是楼房，想看的什么也没有，觉着就跟关在大狱里一样活受罪，金窝银窝，还不如回到自家那穷窝。
老家这穷窝可真够穷的了。今年春节前后，我下狠心在母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有机会看清了母亲的全部家当。先从最值钱的房产说起，四面土坯墙撑起的三间瓦顶房少说也有百多年历史，旧报纸糊成的天花板上至少住着三窝老鼠，因为是南房而更显得阴暗潮湿。有关它更详细的情况可参阅我的一篇专门文章，标题叫作《母亲屋》，收在一本权威大书《母恩难忘》里。再说家用电器，只有一样，一台小到不能再小的黑白电视机，是我15年前替换下来以后送给她的，屏幕已然雾沉沉的永远擦不干净，虽则架着室外天线，也只能模模糊糊地接收到二三个台节目，而且图像歪七扭八，声音时大时小，可以小到无声，可以大到吓人一跳。家具当然有几件，一张八仙桌是做官的爷爷留下的，一张单桌和一张小饭桌是经商的父亲留下的，虽说已然老态龙钟，总算没像它们的置办者一样永远消失。还有两只看不出本色的大箱子，仔细摸摸才知道一只是皮革的，一只是木头的。旧皮箱里是老太太的各种杂物，旧木箱里是崭新的一整套东西，一整套老人家乘鹤西归时的顶戴礼服。铺盖的情形呢？一盘大土炕上，从下往上依次是旧炕席、破棉褥、粗线毯和家织布床单，两条老棉被已经不知拆洗过多少遍了。旁边一张大罩布下倒也堆着几床里外三新的被褥和高级毛毯，可那是专叫客人盖的，主要是叫回家探亲的儿子和孙子们盖的……这就是母亲的全部家当。
这就是母亲的全部家当吗？加在一起能值几个钱！我不觉一阵心酸。我说：“老妈呀！咱们盖房吧。”
母亲说：“说好不盖的嘛，不盖。我这辈子不盖房子不庆寿。”
我说：“那你为啥还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瞧咱这寒窑。”
母亲笑了，说：“我就爱住这寒窑。人活一世还要咋？我都上了书，还有像片（指前述由门岿教授主编的《母恩难忘》），我活得不比谁强？我死了不准乱铺排，记着把这书给我放到棺材里。”
这就是我的苦命妈妈！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