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当然算是文人了。
文人就应该有文人气。
什么叫文人气？没有权威的界定，通常无非是指重感情，有人情味，是性情中人啦；清高、恃才傲物啦；个性强、脾气怪常有些独立见解啦；敢讲真话，敢发牢骚，忧忧国忧忧民，议议朝政啦；不迎合潮流反而时时想反反潮流啦；不结交权贵反而处处要给权贵们冷嘲热讽啦；总是活得肚里憋气口吐怨言笔头惹祸不合时宜啦等等等等。
在一般人看来，马烽先生这一批成长于延安时代的“党员作家”，似乎缺乏中国士子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人气，他们首先把自己看成是“党员”，履行党员的责任和义务，遵守党的纪律，为党的纲领无私奋斗并且可以牺牲一切。至于“作家”这个身份仿佛并不特别重要，就像工人为党做工，农民为党种田一样，无非是拿手中的笔为党做贡献而已。莫非工人、农民还要讲究什么工人气、农民气不成？
说心里话，在我没有真正接触马烽先生的全部历史之前，也持上述看法，觉得尊称他和他们那批老作家为“革命老干部”也许更加贴切一些。但是，现在我开始改变了这种看法，至少认为马烽先生不仅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老前辈，更是浑身充满文人气的好汉作家。我自有我的依据如下：
在共和国历史上，1955年是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年头。新春伊始，就首先搞出一个“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接着又搞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不等人们倒抽回去的冷气吐出来，紧接着又是一桩惊天大案：“丁、陈反党集团”。这一股股政治强台风袭来，芸芸众生谁不吓得噤若寒蝉？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成了反党集团的首犯，她的下属们哪一个又不吓得魂飞魄散？关于谁要整丁玲，现在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毛泽东要整，一是说周扬要整。不管是谁要整，当时可都是以党的名义，这分量是顶尖级的。于是，政治高压之下，变节者有之，反戈一击者有之，钳口结舌者有之……这倒也是文人气中的另一个层面了。那么，青年马烽呢？要说平日的关系，他与丁玲所长也不是最近乎的，此时却将党员身份抛在脑后，公开站出来为所长打抱不平。人家都揭发说丁玲闹独立王国，拉帮结伙，宣扬“一本书主义”，散布对周扬等领导同志的不满，为个人树碑立传，还把自己的照片悬挂在礼堂……青年马烽却在大会上抗声申辩说：所长没有搞独立王国，也没有拉帮结伙，所有一切决议都是经过中宣部批准的；从来没有听说所长讲过什么“一本书主义”；也从来没有散布过对周扬同志的不满；至于挂放大照片是这么回事，为接待（前）苏联作家代表团来所参观，教务处就在教室墙上悬挂起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老作家的照片，其中也有丁玲所长的，但丁玲所长发现后，立即将她的照片取下来……这一通不合时宜的发言，当下招来众口批判，自己一时倒成了众矢之的。如果说当年在延安，千夫围攻王实味时，唯独萧军先生孤胆挑战，仗义执言，为受害者鸣不平，是一种充满文人正气的好汉作派，那么青年马烽的上述表现，不也具有同等的道义价值吗？
1964年，青年马烽已经变成中年马烽了。这一年，他遇上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文革”前最后一场，也是最为激烈的一场政治运动。工作队进村有如大兵压境，先将“四类分子”和“四不清干部”严加看管，视作寇仇。继而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扎根串连”，像发展特工一样吸收“积极分子”，别说中农不能使用，贫下中农中略有一点问题的人也决不考虑。然后便是狂轰滥炸式的批判斗争，逼供信是家常便饭，致死人命者比比皆是。反过来，这种气势和气氛也震慑着工作队员们，人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犯了错误。可以举一个几近笑话的实例。有位先前是依靠对象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忽然发现他与“四不清干部”有来往，顿时被视作叛徒，而自己尚浑然不知。他看到一位工作队员有病，就好心地送去病号饭。这位工作队员却吓坏了，认为这是对方的拉拢腐融，决定将这份饭明天一早上交队部，作为自己立场坚定的佐证。不料第二天早上发现一只烧饼不见了（后来才闹清是老鼠跟他开玩笑），只留下一碗汤面，这便如何是好？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惊吓得浑身冒汗，居然将多时医治不好的病给吓好了。
就是在这种可怕的极“左”形势下，中年马烽就任原平县师家岩村四清工作队队长。不远的大牛店村，则驻着中央工作队。那里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将所有村干部集中关在大庙里，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天天训话，动不动就来点逼供信什么的，已经搞出了“辉煌战果”。你师家岩村怎么办？查账，外调，可就是没有发现多少问题。村支书贾鸿有些文化，将师家岩早就搞成了一个全省闻名的模范村，没有多大问题是实情。但上级工作团不答应，认为马烽你这个工作队长“太右了”！怎么能认定师家岩没多大问题呢？这不是跟党唱反调吗？一边是党领导的“四清运动”，一边是天理良心，怎么抉择？假如马烽先生是一个“标准”的党员干部，他自然会毫不游移地跟党走，党说怎么整就怎么整，也准会在师家岩搞出“辉煌战果”的。但作家马烽没有这么做，他顶着天大的压力对众队员们说：“你们别怕，有我这个队长顶着，大不了撤我的职。”硬是坚持着不整人，直到后来党中央纠正了这一极“左”偏差为止。贾鸿临死前，让儿子写信给马烽先生说：你是我一辈子遇见的两个好人之一。说“好人”显得朴实，若是说个“好文人”，那才叫准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农村，俗称的“包产到户”已成不可阻挡的大势，至少眼前的事实证明，它于国于民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于如此巨变，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比如马烽先生，他对“一刀切”“一窝蜂”式的“包产到户”就持反对意见。假如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尽管心存疑虑，也绝不会诉诸言行，怎么也要与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是？假如他是一个圆滑的政客，更要见风使舵，将赞歌唱到比别人还要高八度！可他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而是一名有良心的老作家。他觉得“包产到户”的优越性绝不能否认，但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绝不能一哄而起，一刀切齐。从前说集体化好，人民公社好，那就一切都好，把山庄窝铺都从山上搬下来，小村合大村，小县合大县，结果造成多大的损失和后遗症！现在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我们怎么老从这样一个怪圈里跑不出来呢？
老年马烽如果仅仅有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想法，也还不算太“迂”。可他不，他还要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去诉诸行动：老朋友吴象在《人民日报》着文说“包产到户”是“金光大道”，他跑去找老朋友辩论，说你这个观点不怎么科学，就像不能说合作化是“金光大道”一样，中国的“三农”问题很复杂，绝不会有一种灵丹妙药就手到病除；有的县、乡领导请他去讲看法，他就当仁不让，毫无遮拦地大讲不同意见；一位乡干部因为不按县委意图搞“一刀切”受了处分，他则跑到人代会上为这位乡干部叫屈又鸣冤；他更不忘老本行，写出《野庄见闻录》等文学作品，坚持宣扬自己的不同观点。他这种一点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文人作派，果然招来严重后果：有人向省里告状，说马烽“公开反对三中全会”，“反对邓小平”。省里也有人认为问题严重，派专人下来搞调查，审作品，着实忙活了一阵子。一位已经退出政界的老战友笑话他说：“哎呀老伙计，你们这些文人真是的，老都老了，还惹这种麻烦干啥嘛！”
然而，惹不惹这种麻烦，由得了马烽先生吗？那完全是一种积习难改的文人气在作怪啊！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