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生命政治·世界顶尖学者中国演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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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中国人的思维之道(6)

比如中国企业,有很多优秀的地方,但是它不会说出来。比如,海尔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它一说就是我们是中国的民族企业,我们为中国人争气。讲的都是大话,没有从理性的角度判断。它的管理是非常符合人性的、人情的,但是说不出来,写不出来,讲不出来。为什么我谈这个文化的东西,要对文化差异进行理性判断?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科学理性的价值表述出来。我们往往用煽情的东西表述,这种煽情的东西对中国人有用,对怀疑中国文化的,或者有点儿不太相信中国文化的,或者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对怀疑中国文化价值的人用煽情的东西表达,结果只会起到坏的作用;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人,你用中国的煽情的东西表述,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特别强调中国的文化宣传要少一些煽情的东西,少一些自我中心的东西,多一些客观理性分析的东西,可能对文化效益也有作用。现在年轻人遇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个人认为)是不知道中国文化的优势,特别是理性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但是,他能看出来西方文化的这种理性优势在什么地方,结果就有这种矛盾,所谓高不成,低不就,上面觉得又太远,进不去,跟他自己的方式不太一样;下面看不起,觉得不应该,还有很多不太对的地方。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实的心理状态,确实是由于竞争,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西方大的公司有很多的优势,比如实力、人才、管理方面;但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暂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进去也很困难,所以有现实的问题。

提问:

我已经进去了,可现在在中国发展,没法把一些东西带进去。

彭凯平:

你的体会跟我的体会是一样的。20岁以后,接触到外国文化的人,总是有一种普遍的缺氧的感觉,我就是。我二十几岁以后去美国,虽然我现在已经做得不错,有些影响,但是我老觉得回国舒服。

提问:

在外企,如果性格比较弱一点,就呆了;如果性格比较强一点,在国内就不能发展,找不着北。

彭凯平:

我基本上同意这种东西,还有文化冲突的问题,你说的东西跟我的体会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我可能没有什么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差异的问题。西方的东西老是觉得有一个玻璃天花板,你永远突破不出去,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你在往前拱的时候碰见了,让你又回到现实。中国的机会完全是把西方的东西放弃了又回来,有很多机会成本的问题。你放弃了很多机会成本,那个成本太高了,最后恐怕最好的方式还是进行这种理性的分析,分析你的机会成本,分析你的成本,然后做出一个比较适合于你个人利益的决策。提问: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教条主义。

周孝正:

彭教授讲的精髓,理性的分析非常重要,比如像刚才他讲的,我们中国人容易归外因,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我们睡不着觉赖枕头。这些都是情绪化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最近杨利伟在太空中回来,也说了长城根本看不见;以前说在月球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城,他就相信,就是一种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到了外国人那里,人家根本不相信,人家觉得中国人这是怎么回事?这回杨利伟说看不见,其实看见了也不觉得是好事,看不见也并不是坏事。关键是你得做实验,真正拿数据,你得证伪或者证实,令人信服。

所谓高不成、低不就,人永远是高不成低不就,所谓这山望着那山高。说好了是进取心,说不好了就是嫁不出去了。我都等了20年了,都到40岁了,20岁的时候不嫁他,40岁就更不能嫁,这就是所谓骑虎难下了。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太理性。今天彭教授给咱们讲得非常理性,他都有数据,都有对比,特别令人信服。大家再针对彭教授讲的问一些简洁的问题,简洁就是智慧的灵魂。

责任判断:动机与结果

提问: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讲到中国人的责任判断经常是比较重结果,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好像我们在责任判断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哪个地方一个项目做坏了,我们很多时候考虑动机,说动机是好的,很多情况是这样。比如我们的孩子都想上大学,都使劲培养,但是很多时候是家长教育错误造成孩子后来犯罪,结果我们判断的时候,家长的心都是好的,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很多项目,几十个亿放进去了,买这个教训就完了,这个有没有什么?

彭凯平:

这个很正确,用批评的态度批评我今天做的报告,这是很好的问题。这里牵扯了两个问题,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你作为一个问题来问。

第一个问题,怎么解释一些不一致的现象。比如我们在解释自己人,或者我自己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要看结果,我们要看态度,动机是好的,态度是好的就是对的。大家意识到没有,这个经常发生,是在对自己和自己喜欢的人的责任判断的时候,是一个特定的范畴里头的现象,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的人做了一些错事情,我们就说要看动机,不要看结果;但是对他人,对第三者判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不太用这种方法,而是用结果判断。在第三者判断的时候,我们受到结果判断的影响,没有谈到对自我责任或者说对比较泛化的自我,包括我的家人、同事、朋友、下属,他们做的事情的判断,那个时候我们相对而言不用这种结果,但是这就已经牵扯到一种非理性的,就是自我掩饰,这是另外一种现象,和这个责任判断不太一样。责任判断谈的是对第三者的客观判断的现象,而你说的是他的掩饰,更多的是掩饰一些不太好的现象,所以有些差别,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经常丢了几十亿的沉淀成本,认为这是一个学费的问题。这是一个沉淀成本的非理性的考量。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对沉淀成本的计较有时候太强。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90%已经完成了,但是做了90%以后,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做出来绝对没有意义。怎么办?我们还要不要完成后面的10%,很多情况下要完成那个10%,因为我们的目标要完成百分之百,现在90%了,还有10%拼一下就拼出来了。可是拼出来没有原来的意义:应该忘掉这些沉淀成本。我们做的事情太多了,例如做一个工程,我们做出来这个工程,知道做完了以后肯定效果不好,还做不做?政府的官员、经济决策者往往说要做。为什么要做?因为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因为牵扯到社会影响。社会影响、学费还有很多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毫无道理的虚无相关,影响到很多的经济决策,就是对沉淀成本的斩断做得很不够,这跟前面太计较一些虚无的东西,太计较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太计较一些表面性的东西是一样的,这是思维的弱点。

竞争社会下的心理暗示与自我调节

提问:

现在,生活和学习竞争越来越激烈,像一些学生或者工作的人,该怎样从日常生活还有其他方面,进行有意义的自我心理暗示和自我调节,使自己更加适应这个竞争比较强的社会?

彭凯平: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够回答的。大家可能都意识到了,我做的东西是非常实证的,实验室的研究,我不太研究这种咨询、心理卫生,这些更多的是属于应用心理学,或者说,不是那种完全实证科学的心理学方面的工作。我不是说心理卫生、心理咨询不科学,我只是说,它不是用科学的方式来做,是用治疗的方式、帮助人的方式来做,所以它的方法跟我们的思路不太一样。但不是说我完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我说这个完全没有实证的根据,都是我自己的经验,作为一个专业训练的人谈的经验。

第一个是要发现自我,一定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家可以回去做:问你自己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人?写20个句子描述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个实验,你的理想的自我是什么,理想的我是什么样?第三个,我应该是什么样?理想和应该是不太一样的,你记一下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再计算一下应该的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然后你就发现,实际上这两个差距心理上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产生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功能,而应该的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是让你受到压抑,实际上是你不高兴的功能。你在想你自己的时候,千万不要经常想我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应该想想我的理想是什么样,两者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经常把这两个混淆起来。仔细想一想,它们之间是不一样的,你的理想的自我是你的理想,你应该的自我是社会的期望和家庭的期望,而这个不要太过重于看待他的期望上面,应该想想你自己想要什么。这是我经常给人谈的第一个问题,一定要找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喜欢干什么,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第二个很重要的,你一定要了解跟你一起的朋友,他们有些什么特性,他们有些什么特点,他们能够给你什么样的支持。这是很多人不愿意谈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朋友就是朋友,其实,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你了解社会知识的最有利的来源,但是我们很多情况下仅限于去玩、乐那些方面,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想的不太多。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要怎么进行心理调整和心理自我调整。确实要多想一想积极的一面,想一想我自己有哪些优点,想想有哪些特点。有个简单的心理学的问题可以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你变得跟他人不一样?我们很少问,我们想的是,我怎么跟别人一模一样?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强调的特点,不要突出,不要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一个在社会里对自己心理最自信的人想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东西让我变得跟别人不一样,看到你的特点,看到你的优点,这样对自己是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还是要学习,知识的学习、知识的更新、知识的完善确实是最好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所有的自我自尊的帮助其实没有意义。什么最有意义?什么时候做的事情最能够提高一个人的自信心,什么就最有意义。自尊、自信和心理健康,实际上是行为的结果,不是行为的原因。这句话怎么说?不是因为你有自信、自尊或者是自我价值的判断很高,这样就可以做伟大的事情,而是你做伟大的事情能够让你觉得自信、自尊和自己心理健康。所以,做事情不要老想着怎么变得更好,而想着怎么做这个事情来让你觉得更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些方面。

但是,我说的这个东西都是经验,没有一点实证。有些人在研究,但是我自己没有做过研究,我只能给你提出建议,而不是给你进行知识的教育。

周孝正:

彭教授让你作为一个“贵人”,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自己现实是什么人,理想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人,你就变成“贵人”了,说白了也不太容易。

管理:强调共性还是强调差异性

提问:

您老强调中国人和外国人思维上的区别,但我觉得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的前提都是一个人。比如,您谈管理的时候,您是更强调用人性共性的地方去管理人,还是不同地方的差异去管理他们?或者说您觉得两方面都很重要,您是怎样平衡的?

彭凯平:

我非常高兴这种挑战性的问题,我觉得她谈得非常好,很有思想。关于管理的问题,你是要强调共性还是强调差异性?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有争论的,还没有解决。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还是我们谈的辩证的方式,确实是有共性的,人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进化过来的东西,有很多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在作判断的时候,不能只强调因为有共性,所以要强调共性。因为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哪些东西是共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搞清楚,就没法做共性管理:你都不知道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分离的,你怎么用共性的东西管理?

现在我们做研究发现,实际上共同的东西不是太多,共同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多?共同的东西是欲望方面文化的差异很小。比如说男性需要什么东西,女性需要什么东西,这种性别差异有普遍的共性。比如说,很多国家的男的都愿意娶年轻的女性,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很多女性都愿意有小孩,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就可以进行管理。但是,是不是钱越多人就越高兴?这是没有共性的东西,你用这个东西进行管理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谈到共性和不共性的时候,先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哪些是共性的,哪些不是共性的,这个搞清楚了才可以谈怎么进行管理。

谈到共性和差异性的问题,我觉得也很好。我个人认为,在文化管理上是要本土化的,要根据地方的文化特色进行管理,我是从来不相信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所有的概念本身都值得进行分析。道德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有。但是这个东西恐怕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尤其是在人文科学、管理科学里,我个人觉得是很少。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中国人的心理研究,实际上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上四分之一,我们要把四分之一的人口研究透了,研究好了,我们实际上就是对那个共性做出贡献。所以研究差异性或者根据地方的特色进行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进行共同性的研究,实际上是共同性管理的探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弗洛伊德不是心理学大师

提问:

您认为理性的、实证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心理学,才能把心理学作为科学。可是我不同意,也许我年龄比较小,看法也比较幼稚,但是我想说出我的看法。比如说精神分析学派、人本主义,还有超个人心理学,这些都应该算是科学心理学,只能说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还不能证明他们,但不能说他们提不出实证的方法就不是心理学。特别是您说弗洛伊德不算是心理学大师,可历史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心理学大师。当然,他有时代和他本人的局限性,那是很正常的,但不能因为他的方法不是目前的科学方法,就说他不是一个大师。您觉得是吗?

彭凯平:

关于弗洛伊德是不是大师,我从来不否认弗洛伊德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我绝对不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这个是没有矛盾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伟人,和他是不是科学家一点矛盾都没有。毛主席是伟人,但毛主席不是科学家,说这个话大家都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