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生命政治·世界顶尖学者中国演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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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中国人的思维之道(7)

为什么说弗洛伊德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大家觉得有异议,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做的东西是心理学,他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个人评价的问题。他的东西确实不能算是科学的心理学,但是他的东西有用;大家都知道,生活中有用的东西多得很,但不是有用的东西一定是科学。大家都知道迷信也有用,迷信也能让人治好病,但迷信不是科学,打死我也不能承认它是科学。所以,对弗洛伊德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他的东西是有用的,他的东西是有意义的,而且大家都是相信的,可能对社会有些积极的作用,对人的心理有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东西就不是科学的。因为科学有科学的标准,如果我们不遵守科学的标准,只是因为他有用,就认为他是科学家,这是不行的。

世界上什么叫科学?这是我前面谈到的理性判断的问题。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宁愿相信它有,相信它是真的,这是一个善良的意愿;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得遵守一定的标准。人本主义的东西是不是科学的东西?有些能实证的东西是,有些不能实证的东西,确实不是科学的东西,而往往有意思的是,越是不科学的东西,越要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东西。这个搞不清楚,得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个规则的问题,所以我谈……李强:艺术就不是科学,比如一幅画很好,很漂亮,但它不是科学。

彭凯平:

所以我谈,不能因为不是科学就贬低它的价值。科学的东西不一定都很好,但我们中国人是有普遍的心理,相信科学,认为科学总是好的;其实,科学可以是很邪恶,可以是很丑陋的东西,比如说复制人。这个东西可以是很邪恶的东西,可以是很坏的东曲。你怎么判断科学?科学不一定就一定是对,就一定是好,或者一定有意义,这两个东西的判断标准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个人意见的差别,这不是真正的学科的定性的差别。所以,对这些问题,你可以相信你的观点,我觉得你的观点很有道理;同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观点,我也觉得我的观点有道理。但是,在座的不要因为是我说的,就相信是我的观点,你也可以相信他的观点,只不过意见不一样而已。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态度。

周孝正:

对于科学,刚才彭教授讲不要原教旨主义。是的,简单说真善美可以,但科学就解决真,求真。刚才彭教授讲的这几个理论假设,人家用数据,用证实或者证伪,那就是科学。

其实,善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善恶科学解决不了。比如安乐死,比如说我父亲得了肝癌,到了晚期,止痛片失效,我到底是杀了他是科学的,还是看着他被病折磨至死是科学?有人说主动安乐死是科学的,撤管子撤抢救叫被动安乐死,我不管他了,止痛药不给吃,管子也不给插了。有的人更邪恶,你又治不住,还不如打一针打死。

美更解决不了。李强教授讲,艺术解决美,你怎么能科学解决美呢?咱们国家有一个科学主义,什么都是科学,美学说是美科学,史学说是史科学,文学就说是文科学。我说你也很科学,人是因为可爱才美,并不是因为美才可爱,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爱情就是瞎子,所以王八看绿豆才对眼了。这不是科学。而且人的欲望越高的时候,判断率越低,所谓饥不择食,慌不择路。老百姓说:“当兵三年,母猪变貂蝉。”旧社会军队里没有女的,小伙子判断力太低了,因为欲望率太高了,看见母猪说是貂蝉。

所以说,确实中国一方面缺科学,一方面又伪科学主义;一方面缺科学,一方面什么都得靠科学,我们叫做泛科学,同时有人装科学。本来宗教信仰就不是科学,他告诉我是科学,这就是所谓的伪科学。实际上科学一个对立面是伪的,一个是假的,还有一个就是泛的,或者叫原教旨主义。我们一方面要讲科学,一方面要讲人文,所以有人说把我们的社会学加一个科,叫社会科学,但我们是社会学;人文学也是一样,我们是人文,人文学不是人文科学。

样本、价值预设与理性思维提问:彭教授您好,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做的研究,一直说中国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和熏陶的人,他这种思维定式对他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做的事,行为外在表现出一种很不理性的情况发生。您所做的实验具体有什么数据?有没有代表性?能不能代表中国人或者说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第二个问题,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它有差异。可是您所说的做的实验,或者说今天演讲的内容,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您站在西方的角度上,已经有一种价值预设,中国人在这种传统的文化熏陶下所做出的事情本身,就有一种不理性的行为存在。所以,这种情况下,您已经有这种预设了,做出这个结果,肯定自然就会意识到中国人行为做事很不理性,而西方人就很理性。

比如说,中国人有一种随大流的行为特征,这是很普遍的。但是我们说,有时候随大流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说结合行为的一种,比如现在大楼里着火了,有AB两个口,80%都往A口跑,你在那种情况下怎么能做出一种理性的判断呢?是随80%的往A口跑,还是我自己想,应该往B口跑?您做这个实验,是不是有一种价值预设在里边?

彭凯平:

这个问题是所有做文化研究的人经常碰到的,你到底有没有这种价值偏见在里头?你可能误解了我做研究的主要目的。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传统文化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提到传统文化,我在儒家思想后面打了一个问号,我实际上没有研究传统问题,我也根本没有测量传统问题,我全部做的是现代人。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我描述的是当代中国人的这种社会认知的特性,而不是传统文化下中国人的认知思维特性。我不知道传统文化对现在有什么影响,因为我没有做过研究,我只做现代人。我第一个问题没谈传统文化和现代认知的关系,这个问题没搞清楚。儒家的思想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没搞清楚。

第二个问题,样本的代表性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你到底要挑多少中国人,才能够说明你的东西是代表中国文化?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主要的目的不是研究文化,我连中国传统文化说些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研究的是行为,研究的是认知结构,研究的是心理的东西,而不是文化的东西,我谈的文化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受到文化的影响,我是把文化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来做,但是我没有做文化。我不是人类学家,也不是文化专家,我是谈行为的东西,只是说有些行为的东西我认为是跟文化有关系。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挑的这个案例,基本就是在很多方面都是匹配的。比如他们都是两个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后代,他们都是聪明的人,他们都是未婚的,他们很多方面接近。只有什么不一样?他是在中国文化下长大的,他是在西方文化下长大的。如果做出差别来,我只能说他是由于那个文化和经验的差别,而不是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是我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样本的代表性很重要,但是对我的研究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要控制其他假设,说明最后这个变量和差异只能由这个文化的差异解释。这是我做研究的一个特点。

第三个问题,你谈得挺有意思,很有道理,我到底有没有这种价值偏见?我个人认为,我肯定有价值偏见,但是我是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偏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如果你仔细听我的研究分析,你就知道我对西方的非理性判断同时做出了研究。比如归因误差,中国人强调外因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也说西方人强调内因的作用是一种误差,也叫做基本的归因误差。我谈到明星崇拜就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所以我不是只强调中国人非理性的行为,我也谈西方人非理性的行为,比如对矛盾信息的判断,我说西方人叫做第一类的判断错误,中国人是第二类的判断错误,我个人觉得相对而言是比较平衡的。主要的目的还是想说明一下,西方人有他们的优点,有他们的缺点。中国人有思维的优点,中国人也有思维的缺点。

所以,我个人不认为我是要从西方的角度批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你要看英文的东西,你就会发现,我实际上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批评西方人。所以,你上网去看我谈的东西,实际上我都是批评。我明年有一本书出来,叫作《单向思维的美国佬》,全部骂的是美国人。所以,你要说我在偏向,从西方角度批评中国人,我个人是不承认的。但是,我的第二本书就是要批评中国人的思维,因为我们中国是个弱势文化,我要做的事情是先批评老美,然后再批评老中,这样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我的观点。不然,中国人把我归到美国人里头,不管我说什么都怀疑我的道理。

第四个问题是随大流到底是理性的行为还是非理性的行为,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情景特有的现象。你说的在起火的情况下,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是不进行理性思维,当然是跟着大家跑,但是跟着大家跑是不是就是理性的?不一定。你要冷静地想一想,也许就不会跟大家一块被烟熏死了。所以,随大流并不一定总是理性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时间,没有条件进行理性思维,也不可能谈理性思维的问题。

还有一个,在家庭关系里,你真的不能理性思维。比如,你和你太太冲突的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心理实验,找三组大学生。一组大学生让他分析,你为什么谈恋爱,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人。另外一组大学生不分析,记录一下你们俩一起干了什么。第三组大学生就是记录一下日记。发现了什么东西?发现天天分析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人的这一组,一个月以后就分手了;而那些不分析的人,呆了半年、一年还在一起。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人际关系在家庭关系里是不要理性的,理性越多,越对关系不好。

所以,我谈的这个理性思维,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谈的决策、信息判断,跟关系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理性有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你谈的随大流是理性不理性,我也觉得它应该有一种理性分析,它有它的适用范围。交通规则实际上是要求大家随大流的,这是理性的,遵守交通规则是理性的;但是有时候进行个人的价值判断、个人的利益分析的时候,不要随大流,这也是理性的。这说明现实世界就是这么复杂,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理性的态度、一个科学的态度。

心理学是经济学的基础

提问:

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角色,您怎么看?因为经济学也通过人的心理分析人的经济行为。

彭凯平:

关于经济的理性问题,我个人认为,心理学实际上是经济学的基础,或者说心理学是任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大家认为你这么牛,其实不是牛,是最基本的东西。任何的社会现象,任何的政治现象都得通过人来理解,都得通过人来实践。如果这个人的思维我们了解不够,我们对社会现象了解也不够。

我先谈谈经济学为什么是一个心理学的东西。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有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实际上我们面对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就是有限的资源和无穷的欲望的矛盾。我们的需求太多,我们要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又得不到这些东西,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学就是研究怎么有效地匹配满足人的欲望,以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人的无限的欲望,这是最佳匹配,这就是经济学干的事情。还有很多理论、很多原则,实际上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冲突之间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如果资源是无限的,你要什么就有什么,还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如果欲望有限,如果大家都像骆驼一样,不吃不喝都能活下去,也不要经济学,你不需要那些东西。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能够得到的东西有限,这是经济学产生的最基本的原因。心理学是经济学的基础,谈到经济学,你要不谈到心理学,实际上有点脱离了人的方面。

但是经济学确实有它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经济学毕竟还有一些数据、定量的东西,它描述的东西又对人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人的生活恐怕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时候,都跟经济生活有关系,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跟经济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把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心理学家对经济感兴趣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为什么去年诺贝尔奖给心理学家,他们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也很感兴趣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爱说假话

提问:

彭教授,你刚才讲了中国人的心理在一定情况下跟外国人的不同,我自己用两个事来概括一下:中国人的心理行为表现为爱说假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所以,我希望特别是搞科学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也说一些假话,为了应付当时的政治需要。就拿儒家来说,我们有时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提倡法家。我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北京大学的哲学家也是非常尊重儒家的思想,但是也把儒家说得一无是处。所以,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在内,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说一些假话,我希望你能够研究研究中国人为什么老说假话呢?在你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说假话的地方,而且这些说假话的地方是违心的。

我们有一个同志本来就不爱吃羊肉,他为了迎合领导的喜好,就把那个领导领到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他说这个羊肉真好吃,一点膻味儿都没有。他就说了违心的话。我们经常说要坚持真理,坚持这个,坚持那个,中国人有时候心里想的并不敢直接这么说。比如,本来出国了,在国外生活待遇比较好,但是他却冠冕堂皇地说,到国外学点本事,回来以后报效祖国。这样的人有,但是确实他是说违心的话,出去以后,不回来了,老婆孩子也带走了。您研究研究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周孝正:

最近,北大学者有这样一个总结,登报了:第一条底线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不说假话。第二条底线是,非说假话,不说不成时,就沉默。因为学者不是神,也是人。第三条底线是,必须说假话,不许沉默时,就说不害人的假话。

李强:

我先帮彭教授回答一下。刚才这位老同志说的,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做调研比较多,到处跑,觉得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比较普遍地说假话。为什么?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文章叫《中国人的心理二重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