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心理有两个区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有一个区域就是他公开讲的，另一个区域是他不对外公开讲的，人类普遍有这种现象。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现象就更明显。换句话说，就是对外人讲的区域特别小，他自己保留的区域特别大，这个在我们的研究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他这种现象，不能说明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与他的道德品质没什么关系。
比如我跟周教授在三峡做调查，当时负责写移民报告。我们当然就要问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搬？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很简单地回答，说愿意搬。我们就继续问，你为什么愿意搬？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愿意搬？很多人这样回答，说因为上级让搬呀。大家要注意，说你愿意搬是你主动的，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说上级让搬，那是你被动的。于是你就跟他探讨，探讨到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哪个人愿意搬？实际上，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再比如说，开会前，大家一开始先在这儿讲各种各样的怪话，突然有一个人宣布，咱们现在要开会了，于是大家就把那个语境完全变了。刚才说不对的，现在都成对的了，刚才对的现在就可以在会场上讲，开会就是这样。说我们现在开会了，正式要讲话了，于是大家就换了一个语境了。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呢？普遍的是造出两个东西来，不同的东西是在不同场合讲的。
传统上的研究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元、明、清以来有两代是异民族统治。比如中国的清朝三百多年，三百多年的历史里面，从一开始，它让中国人留头不留发，把头发都剃了，留大辫子。一开始汉人是不能接受的，清朝的皇帝在开始时也犹豫了一段，他说推行这个东西可能就要杀头，好多人反对，会出现很残酷的杀人。最后，皇帝决定还是宁杀人也要推行这个办法，中国人慢慢都接受了。他心里还反对不反对满族人统治？还反对，但是他不说，他表现为逢迎，他再说怎么好，但是心理上还反对。这样，就有人认为，长期的异民族统治使得中国人的心理严重变态，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总之，普遍地说假话，确实是有很多的原因。
彭凯平：
我想说两个问题，不太一样。第一个问题，假话的行为分析，你说假话其实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行为表现，我个人认为是有四种假话，从心理学上分析。
一个就是李老师说的，有的时候说假话，他不知道自己真实的东西是什么，他确实不知道。他就信口开河，随意说，讨人喜欢。我个人觉得有比较轻的假话，他不知道，就胡诌，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在做心理调查时发现，比如你对什么事件的看法是什么样，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觉得要说不知道不好意思，所以就在那儿胡说。胡说也是一种假话，这是比较轻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说假话，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另外一个时候说另外一个话。他的行为和说话不一致，表达方式不一致，这也是一种假话。
第三种假话就是他不尊重事实，不尊重真理，这是比较严重的假话，歪曲事实，歪曲真理。
最后比较严重的假话就是骗人，骗人也是一种假话，那是有意误导别人。最后这种假话是比较严重的，其他的那种假话要客观地分析一下。比如它的社会的意义、功能是什么样。有一个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一个老美，他研究谁在说白色假话，白色假话是英文里头的说法，白色假话不是特别严重的假话，不是骗人的假话，是不真。但是不是有意害人的假话？他发现确实跟价值观念、跟社会关系有关系。完全强调家庭、强调人际关系的人，容易说这种假话，而不强调个人独立性的人，相对而言不太容易说这种假话。还有一个研究发现，比较注重于个人形象的，比如说比较关注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和自己给他人产生印象的人，这种人爱说假话。不太注重于他人对自己印象的人，反而不容易说假话。听起来很好，实际上前者是很聪明的，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假话的人往往很聪明，不说假话的人实际上有点傻。有一个矛盾的现象。比如说假话需要一定的智力，而聪明的人说假话的概率相对而言要高一些，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还有一个，说假话的人，比较关注自己形象的人往往人际关系很好，而不关注自己形象的人人际关系不好。说明什么问题？有时候说假话的人好像还挺讨人喜欢，不说假话的人不讨人喜欢。有一种社会关系需求，也会影响到这种影响。在美国的研究，发现民主党说假话的多，共和党说假话的少。仔细研究一下有个人行为的原因，这些东西都可以进行实证的研究。所以，第一个是，假话实际上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行为表现。
第二个就是说，每一个假话实际上有很多个人的、社会的、心理的一些原因，都可以进行研究。所以，虽然我没有进行研究，但是这个问题是很好的。现在国内有很多人做诚信问题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跟不说假话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研究刚刚起步，中国人到底是不是爱说假话，这个事情现在说还为时过早，我们可以找出很多证明，说明中国人说假话；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时找出很多证明说中国人不说假话？也很多；或者有中国人说假话，有不说假话，都得通过理性的判断以后才能证明。是不是美国人不说假话？也很难，在美国待久了就发现，美国人说假话跟中国人一样，还不脸红。中国人也说假话，也不脸红。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我认为在说这种特色之前，都要做跨文化的比较以后，才能够做出来，要不然就有一种错误的判断。
比如我举个例子：有很多人认为骂娘是中国人的国骂，其实，到了国外，外国人一样骂娘的，骂得很厉害，比我们中国人还要脏，还要过分，他也骂。我们爱这个文化爱得太深了，所以容易说一些极端的话。（听众插话：假话应该是诚信的问题，中国的诚信度比外国人要差。）要经过研究以后才能说这个问题，是否真那么差，大家要分析分析，现在做了一个腐败指数，我们都觉得中国腐败很厉害。但是你要真的看，发现中国腐败的指数还在中间。当然，不是说不应该批评腐败，不要控制，我们不一定是最不诚实的国家文化，我们也不一定是最腐化的，有很多东西得进行科学分析以后，才能做出结论，还是情绪化的东西少一点好。我个人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要激励大家去反对腐败，多讲诚实，用一些煽情的东西可以。但是我个人觉得，要从学术角度来讲，做研究来讲，我们还是要冷静地分析、比较以后再谈这个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周孝正：
夏建中教授调到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当博导，他最反对说“诚信”，顶多是“信任”。说根本不能用“诚信”这个词，谁用谁假，哪有诚信？只有信任度。比如像我们的双重人格、三套面具。有这样一首歌，你们都知道，“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这是什么意思？他会说官话、套话，他会说一般的话，他跟亲人或者哥儿们说心里话。什么时候说？他说，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说句实在话，我也有爱；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说句实在话，我也有情。说句心里话，他才承认，他也想家，有爱。这个歌还是在春节晚会上唱的。外国人就说，原来中国人不说实话。说自己不傻的人就是傻，凡是自己喝酒说没醉的人都醉了。所以，中国人也挺有意思。这是国民性的研究，社会学专门有人研究中国国民性，基本的概括就是双重人格、三套面具，说一套、做一套、反一套。
说心里话的时候会说，说官话也会说，总是说“我代表了”，一到春节的时候，问问火车站的民工，他说“我代表我们工人”，谁让你代表了？经常“我代表”，这个词非常有意思，谁让你代表了？说“我认为”，当然是你认为了。挺有意思的，而且假话分四种，就像真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假的真文凭，假的假文凭。假话也分为真的假话、假的假话、假的真话和假的假话，也是四种。
差异和共性
提问：
问一下台上四位老师。刚才你讲到了有些是自己能控制的，有些是外界的环境因素。我想问一下，这个界限在哪儿？我小时候有一个问题，我母亲说过，你小时候也不勤奋，也不老实。我就想，如果那是天生的话，跟我没关系；如果是环境培养的话，那也跟我没关系。我能控制的地方究竟在哪儿？究竟怎么来批评我，谁有批评的资格？
再有一个，刚才您提到，中国和美国比较，中国人有优点有缺点，美国人有优点有缺点，对比的时候发现他的优点、缺点。如果有月球人，或者土星人，可以对比到人类的优点和缺点在哪儿？如果没有，整个人类的优点和缺点在哪儿？整个科学是不是建立在人的局限性上面？科学的局限性在哪儿？还有您的实证分析和心理学，它的局限性在哪儿？怎么能突破它？还有一点，我们在所见到、所了解的环境之内怎么了解外面的事情？怎么了解没有见到的、没有研究到的，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多想一想这方面的事情？
彭凯平：
这个问题很好，他把文化心理学的三大困境都说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内在、外在的标准，到底是遗传的还是天生的？如果是遗传的，个人的控制程度有多少？如果是外在的，个人的控制程度有多少？现在的问题是哲学辩论的问题，内在、外在、遗传和环境的辩论的问题。
从心理学的研究角度来讲，我们是把它作为两个不同的问题来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原因，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原因在原因判断的时候可以分内在、外在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分析。
第二个问题是不一样的，理由是不一样的。大家想想，原因和理由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一种客观的科学分析，理由是一种社会互动的问题。所以，比如我今天做报告，或者来迟了，他有一个原因，但是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是理由，这个原因和理由是两个东西。控制是什么东西？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理由层面的问题，控制其实不是谈的原因的问题，控制谈的是怎么把理由说清楚，让自己相信，让他人相信。在进行责任判断的时候，判断外因和内因的作用的时候，我说的是这个问题，你说的是控制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理由的层次的问题，怎么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让别人相信。母亲跟你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在讲道理、讲理由，而不是在讲原因。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两个方面都有个人控制的问题，因为理由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所以，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共性的和标准的问题，你怎么进行判断？你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这个判断上的一种差别，但是你要是跟外星人进行判断的时候，这个差别又在什么地方？就是分析层次和层次的标准的问题。现在我只能说，在我们现在做的时候，我们谈的是在文化层面的比较，实际上你往上走可以做人类和外星人比较，往下走还可以做个人的比较，性别的比较。所以，研究有不同层次。把两个层次的东西混在一起谈，谈不出什么道理，因为大家谈的都是不同水平的东西。所以，在进行辩论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得决定是在哪个层次上谈共性和特性。我的研究是在文化层次谈共性、特性，但是你完全可以从个人层次来谈个性和特性。为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跟我想的中国人的反应一样，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跟我想的美国人的反应一样，每个人都有差别。所以，你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好是在一个层次上谈。谈到火星人和人类的比较，这就说不清楚了，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火星人是什么样子。
第三个问题特别有哲学意义，是说你谈来谈去谈的差异，这个差异本身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你谈的这种差异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谈的是共性，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很多人认为科学就是谈共性，而不是谈差异。其实，科学在很多情况下就是谈差异，有了这个差异就可以成为共性。
举一个例子，物理学在19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个重大革命，它怎么产生的？有两个异常现象，传统的牛顿物理定律不能解释，一个是磁场，一个是分子和原子运动，不能用传统的牛顿定理解释，这就是一个差异性的问题。但是大家知道，正是对这些差异和异常的研究产生了量子力学的革命，产生了现代物理学的革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现在谈的是差异，我们说中国人这样，美国人那样，好像没有谈到一种共同的东西。但是从差异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东西出来？实际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谈这个东西。我把那个东西叫做超越文化的一些人的心理共性，像我谈的文化研究的第四个问题，实际是谈的共性。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人类心理的共性，这是我们谈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也是在探讨这些方面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文化的产生肯定有它深层的价值或者适用的价值。这种价值如果我们不发现清楚，我们对这种差异和共性就不会有更多的了解。我现在刚刚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现在做研究的课题就是，研究一下在什么文化里，什么东西能够提高人的社会声望和声誉，或者提高一个人的吸引力。比如有些事情大家发现很奇怪，可以提高男性的吸引力，但是不能提高女性的吸引力。比如有一个很漂亮的配偶，你知道男的都愿意吹牛，我太太很漂亮，大家觉得这个人真有本事，娶了一个漂亮的太太。但是，如果女性说她的先生很漂亮，大家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她说她先生是一个大宫，或者她先生是一个百万富翁，大家就很佩服。这里有很多跨文化的特性。
文化是不是也具有这种特性？我这个人是我们文化的模范公民，是不是可以因此提高人的吸引力，提高人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声誉？我在研究哪些事情提高人的社会声誉、地位，这些东西是不是有一种跨文化的普遍性。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些普遍性，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些文化的东西在这个文化中能够遗存下来，存在下去，两千年没有变，这是我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你说的问题都是很好的问题，都是很有哲学思考的。到底答案是什么？我个人都不知道，现在还要继续探讨、辩论、研究。
结语
李强：
彭教授确实是在心理学方面很有建树的，他的心理学研究是自成一派的。国内心理学还比较弱，我们邀请彭教授在这里给大家讲心理学，就是想推进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清华大学最近也想组建心理学系，我们聘请彭教授做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彭教授也在帮我们策划和组织这方面的人才。最后感谢两位主持人周孝正教授和李楯教授，他们每一场都必到，不辞辛苦地帮助大家做组织和主持工作，并且给大家提供了很多风趣的谈话。还要感谢今天所有参加会议的和来听讲的学者和听众。今天的听众非常踊跃，所有的楼道里都挤满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