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7月初进入鲁西南以来,没有打过一个像样的仗,第十纵队又被迫退到黄河以北休整,敌人就产生了错觉,误以为我军不能打了。国民党中央社大肆宣传:“山东共军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还向我军广播劝降书说:“鲁西南共军已陷入绝境,南有陇海路,东有津浦路,北面和西南有黄河,四面被围,无路可走。”敌军也变得骄狂起来,一个团也敢成一路尾随我军。我华野西兵团的许多同志因一直受敌人尾随,也憋了一肚子气。有的干部编了一个顺口溜:“运动战,运动战,只运不战。我走弧线,敌走直线,敌人走一,我们走三(指我军围绕曹县、单县打圈子,走的是圆周,敌人穿城而出,走的是直径),昼夜不停,疲劳不堪。”有的说:“鲁西南水多,泥鳅成了龙。吴化文过去是我们手下败将,现在居然敢跟着我们屁股追。”粟裕则认为,敌人骄狂失慎,恰恰为我们创造战机提供了条件。表面看来,我们活动的范围小了,实际上是敌人被我们歼灭的可能性增大了。
在9月6日华野西兵团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上,粟裕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大家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实现中央军委关于迅速行动、积极歼敌的指示,并一致同意首先歼灭敌整编第五十七师,然后视情况,再歼灭整编第五师之一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响了沙土集战役。
9月初,在我第一、第三纵队的引诱下,敌人开始尾我北进。9月7日,敌整编第五十七师与整编第五师之间;出现了二十公里的空隙。陈粟当机立断,下令发起攻击。令第三、第六纵队向沙土集、双庙攻击前进,令第八纵队由南向北发起攻击,实施南北夹击,另以一部兵力分别阻击敌整编第五、第八十四、第六十八师。战至9日晨,我军全歼敌整编五十七师9000余人,俘中将师长段霖茂。我军仅伤亡2300余人。沙土集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并迫使敌人再次从山东内线战场和大别山地区抽调四个师来援。9月11日,中央来电鼓励全军,指出:“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并强调华野西兵团处于鄂豫皖、鄂豫陕、山东、苏中苏北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因而其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华东战区的第三次阶段性转折:1948年6月进行的豫东战役。这是华野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
1947年6月底和7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经过半年作战,至1947年底,解放战争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我军的重大变化。我军在全国各战场逐步展开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已失去主动,它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在中原战场上,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犹如三把尖刀插入敌人的腹部,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展开,开辟了广大的中原新解放区,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进到江淮河汉之间。
1948年初,蒋介石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当时,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仍占有一定优势,除了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敌人的战略部署是以平汉、陇海路作为分割和伺机进攻中原我军的依托,其重点又是不让我在大别山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同时巩固长江防线,拱卫南京和武汉等重镇的安全。坚持大别山地区活动的刘邓大军,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陈谢、陈粟同敌人形成反复拉锯状态,进展也不大。
为了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粟裕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提出了中原三军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同敌人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著名建议。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率领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华野第一兵团南渡长江,采取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吸引20至30个旅的敌人回防江南,以减轻中原战局的压力,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并要粟“熟筹见复”。粟裕经过一个多月的深思熟虑,在分析了中原地区已基本具备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以及我军渡江与暂在中原作战对战局发展的利弊关系之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以下建议:三个纵队暂缓过江,集中“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战”,另在敌近后方派出强有力的游击兵团,在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坚强的远征游击队。以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密切配合,开展战局。①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当面听取了粟裕的陈述,经过与陈毅及中原局、华东局审慎研究后,同意了粟裕的方案,并要求他以寻歼敌邱清泉兵团(其主力为整编第五军)为主要目标,力争在四至八个月内歼敌5、6至11、12个旅。粟裕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他决心一定要把仗打好,以战场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殷切希望。
敌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是中原战场上敌邱清泉兵团的主力,歼灭它就等于砍掉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可一举扭转中原战局。这当然是一个“最优值”。但粟裕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寻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不利因素较多,时机尚未成熟,在当前的条件下并不是很有把握。为此,他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不拘泥于原计划,形成了一个完全出敌意外的“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①《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356页。
作战腹案,一俟战机出现,即一面上报军委,一面立即执行。组织豫东战役,粟裕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旗开得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力争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从6月18日黄昏起至22日晨,我军只用了四天时间即攻占开封,全歼守敌3万余人,加阻击援敌的战绩,共歼敌4万人,豫东战役第一阶段———开封战役胜利结束。
我军攻占开封后,引起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慌乱。蒋介石为挽回败局,严令邱清泉兵团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加速向开封攻击前进;令新组成的区寿年兵团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决战。蒋介石宣称:“战争能否胜利,全靠中原这次决战。”
粟裕认为,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我军的“动敌”之计。在两路援敌中,根据当时敌我情况,以围歼较弱的一路即区寿年兵团(辖两个整编师和一个旅)更有把握。作战中碰到了三个难题:其一,我军自南渡黄河后连续行军作战近一个月,已感疲惫,有的纵队伤亡较大。究竟是连续作战,还是稍事休整?鉴于这次战役事关全局,粟裕决心抓住有利时机连续作战,再歼援敌。我参战部队在撤出开封后只休整了三天,即迅速南下,投入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其二,正当我围歼区兵团尚未达成全歼时,东西两线援敌两个兵团又一齐压来。在这异常紧急的情况下,是坚持还是改变原定的战役决心?粟裕经分析后断定,从我突击、阻援两集团的作战能力和可以争取的时间上看,仍然具备歼灭区兵团的条件。于是调整部署,增强阻击力量,同时加速攻歼被围之敌。事实果不出所料。其三,在敌黄百韬、邱清泉和胡琏三个兵团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向我攻击的情况下,如何胜利撤出战斗,转入休整?粟裕选择了对我威胁较大的黄百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震慑了邱清泉兵团,使其在我军撤出战斗时不敢紧跟尾击。这就保证了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结束,又歼敌5万余人。
豫东战役,是敌我主力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我军在29天连续作战中,歼敌一个兵团部、二个整编师、四个正规旅、二个保安旅,连同阻援作战在内,共歼敌9万余人。这是华野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进行的第一个大歼灭战,也是解放战争开始以后整整两年中华野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歼灭战。它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
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即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使被接见的同志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还以左手握拳,手背向上,用右手食指沿着弧形手背越过拳头顶端比划过去,形象地表示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已经越过山的顶端了,战争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战役过程中的转折点粟裕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军事转折问题,最先是从“战役转折点”开始的。早在1982年,他就在《豫东之战》一文中深刻分析了这个问题。①在他看来,每个战役都有个转折问题,只有当敌人的力量被削弱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把战役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敌人力量由量变到质变的这个点,就是战役的转折点。客观地认识和能动地把握这种转折,是夺取战场主动权和战役全胜的重要前提。
粟裕关于“战役转折点”的理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我们掌握了主动,打赢了敌人,从而使我军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这个转折点,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或临界点。它的标志,是我们在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真正掌握了主动,是敌我强弱程度和优劣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是敌人力量达到了向下变化的临界点。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古希腊哲学的谷堆和秃头的悖论来打个比方,这个转折点,就是使谷堆成其为谷堆的那一粒麦和使马尾变秃的那一根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