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后发展”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要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在“后发展”的背景下进行透视。这就首先需要对“后发展”理论及其当代实践进行梳理和分析，为以后的叙述廓清思想前提，所以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先讨论这一问题。具体而言，要对一百多年来的“后发展”理论的演变、这一问题的当代形式及其“后发展”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进行梳理和分析。
第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理论
“后发展”问题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世界交往”新时代的来临，而形成的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和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产物。如果把现代化看成各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可以看出，现代化进程在不同的国家起步有早有晚、“现代性”因素在不同的民族或产生于内部或源自外力，这就形成了“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现代化类型。特别是当“早发内生型”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的使命，处于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转换的过程中；而广大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贫困、生产力水平不高，尚未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这样，它们的诸多问题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问题。
这一难题虽然在当代显得更为突出和难解，但它不是一个新话题。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发展思路的思考和实践、西方发展理论对世界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省和社会发展问题新的诠释等等，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展”理论的基本轮廓，也为当代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参照，成为“后发展”理论在当代进一步建构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对一道难题的百年求解
“后发展”问题的呈现和演变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具有不同的形式或探究重点。概括的看，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道路中寻找自己独特的发展之径，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后发展”问题关注的焦点。
19世纪70年代末期，马克思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时，接触到一个前所未遇的新课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马克思以一个革命家的创新精神和学者的求实态度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为中心的一系列具体构想。之后，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标志着“跨越”构想的实现，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跨越”之中还有“不可逾越”之处，政治上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转型，特别是社会的经济水平、人们的文化素质等不可能企盼一夜之间跨越一个阶段，得以彻底改观。列宁对此作了反思，也曾提出过“补课”等设想，但总体上说，没有提供出完满而系统的答卷，有时还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对经济、文化领域的“不可逾越”的认识，更存在严重的偏差。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再次证明了“跨越”理论的正确；他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使我国迅速摆脱落后的问题上也做过探索，但这种探索充满了曲折、磨难，没有找到一条完全有效的道路。邓小平正是在前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基础上，面对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经济文化却相当落后的现实，举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系统地提出和成功地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新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发展和超过了前驱的设想，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艰深课题画上了一个较为完满的句号。从马克思晚年的设想，到列宁在实现这一设想后又遭遇新的难题，再经过斯大林、毛泽东不同程度的探索，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对同一课题的求解，反映了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时俱进的活力与水准。
（一）马克思晚年的设想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它以严密的逻辑和翔实的史料证明，由于有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摆脱了假说形态，真正由空想变为科学。但是，同时必须承认，作为无产阶级运动之理论表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恩格斯的论述，无不以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他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也无不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对它的否定为前提。
但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恰恰缺少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在广大的东方世界不仅经济落后，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很低，而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本身也很幼稚和孱弱，远未成为能够问鼎统治权力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与西欧完全不同的特殊国情，已经远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背景和初衷，它没有回答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的晚年集中思考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俄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构想中。与西欧相比，俄国是一个庞大而又落后的东方帝国，也是世界上唯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村社和土地公有制的国家。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877年爆发的俄土战争使国内外各种社会冲突空前激化。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设想如果俄国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那么它的发展应当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页。。这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独辟蹊径，突破了主要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图式，开始尝试解决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认为，俄国等东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基本原因在于存在着村社土地公有制，而这种公有制又恰恰存在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但这种村社公有制毕竟是从原始农业公社遗留下来的东西，它在现成形式上，绝不等同于共产主义所有制。为了将俄国的村社土地公有制提高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水平，还需要有一系列具体条件：其一，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当在社会制度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同时，必须在生产上吸取同时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以充实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其二，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帮助公社复兴。特别是在俄国公社面临巨大的灾难，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受到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明显威胁时，“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9页。。其三，必须有俄国的内部革命。“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否则就只能听凭它无可挽救地死亡下去。其四，必须有欧洲革命的引发和支持。光指望俄国内部条件，革命难以发生，而没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将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把希望寄托于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引发和推动。
马克思晚年的探索是一个没有最终完成的巨大工程。虽然从历史实践看，马克思的设想在细节上未完全实现，公社土地公有制也未起到预期的作用，但这个设想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世界革命重心确实东移，40年后确实在俄国打开了世界革命的缺口。
（二）列宁：思想家与革命家的分野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然而，这种转变也使十月革命的缔造者列宁再次遭遇到那个大问题——在俄国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再需要资本主义的东西？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这一问题，40年后仍无现成的答案，“有如一座没有道路、车辆、地图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列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沿着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的轨迹，结合俄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新的探索。
列宁的探索在实践中几经曲折。
在十月革命前写就的《远方来信》、《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等论著中，列宁根据对俄国国情的分析，开始认识到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俄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这决定了俄国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并不能使整个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必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在政治上把“民主共和国”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中介，在经济上把在“民主共和国”领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或一些步骤”。十月革命后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进一步深化了上述看法，认为，在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与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相同的。为此，他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其迂回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因为它“经济上无比地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4页。。
但是这时列宁的心情又常常处于矛盾之中，难免有犹豫、徘徊：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正确地认识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落后的俄国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作为一个革命家，他又希望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落后的俄国能尽快、直接地步入社会主义。在1917年12月25日～28日亲自拟定的《关于消费法令公社的草案》和1918年3月拟定的《俄共七大党章草案》中，他自相矛盾地设想俄国在小生产大量存在情况下，采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等措施，取消商品和货币，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从1918年到1920年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更强化了上述自相矛盾中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面。
时至今日，从历史的眼光看，“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既有有利于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正确的一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就后者而言，它主要是过低估计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先天不足的困难，没有把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科学地区分开来，错以为只要对所有制关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可以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正是在反思“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从1921年春天起，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作出了新的历史选择——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重新回到曲折迂回的道路上去，强调在最近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由宗法制度、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在其生命的黄昏，1923年1月至3月初，列宁口授了被后人称之为“政治遗嘱”的最后五篇论文和一组信件，这是他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后思考。其要旨是：在经济上必须实行“社会主义重心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在政治和文化上必须实行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革命和改革，建立和发展新型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
应当肯定，列宁对非西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极为深刻的。但在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苏维埃政权在斯大林领导下，逐渐抛开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所提出的“退却”路线，忽略了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有关非西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重要思想，提出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在生产关系领域内进行旨在消灭私有制和建立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斗争，逐渐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公允地看，这一模式也有自己的历史必然性与部分合理性（我们在第四章曾有论述），但它忽视生产力这一历史发展中最革命、最活跃、最积极的决定性因素的致命弱点，随着时间的延续愈益明显，种种措施的实施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转变为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以及建设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四）毛泽东的探索
从宏观的历史视角看，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他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民主革命的二十八年可以视为他追求社会主义而必须经历的一个前期准备阶段的探索期；建国后的七年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期；1956年八大前后一年半左右，是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的全方位富有成效的探索期；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曲折发展期；而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年，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场“大试验”，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陷入“误区”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