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不同。先发展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变革与发展，其现代化的因素是逐渐培育起来的，因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水到渠成的，其推动力量主要来自民间，推进方式一般是“自下而上”的。后发展国家则不然，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并不是靠自身现代因素的积累，而是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引发的。来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本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都会使这些国家自觉地将现代化作为维护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和政府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政府不仅要直接介入现代化过程，而且往往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无论是现代化目标的设计，还是现代化战略的具体实施，都要通过政府来进行。因此，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推进方式是“自上而下”的。
五是发展速度不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大都具有赶超发展的特征。在外部条件的刺激下，后发展国家即使是本社会内部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的积累，往往也必须将现代化强行启动，以期尽快缩小自身与先发展国家的差距。因此，这种现代化过程具有强烈而迫切的赶超目标，是一种赶超型的发展。
上述不同，使“后发展”国家在其发展之路上交织着复杂的矛盾，出现了特有的错位、失衡和两难窘境。
1．错位现象。所谓“错位”指过去农业社会那种自然演进的逻辑关系被打破。这种错位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由传统因素的瓦解和现代性因素的生成的异步性造成的错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指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在时间上晚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动因主要来自资本主义的外部压力。“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在时间上产生较早，其动因来自于内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将外部的现代性因素引入到传统社会中去引起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的解体，促使新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生成。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现代化初期阶段最基本的过程。问题在于，传统因素瓦解的速度与现代性因素形成的速度往往并不同步。传统因素瓦解与现代性因素生成的这种异步性，会给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的“真空”或危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传统的权威基础消失很快，而新的法理型权威基础形成缓慢，会形成权威真空或权威危机，政权会由此缺乏合理性基础，不被统治者所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难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连自己的生存和稳固也大成问题。第二，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教育的发展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增多，都会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整合机制，而新的整合机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结果是形成生活方式的整合危机，严重时会造成生活和政治上的分裂。第三，旧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的迅速消失和不能发生作用，以及新的价值和规范系统形成的缓慢，会形成“价值真空”现象。随之而来的是自我认知、价值目标和道德规范的混乱。
其次，突然提出的新任务与正在形成的能力之间的错位。这种错位现象首先表现在政府的能力上。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中，往往需要政府发挥多方面的作用，甚至要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启动者和组织者。但在许多后发外生国家，政府却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而政府效能的低下，则是更普遍的现象。这就使政府很难具有为启动、参与和推动现代化所必需的能力。其次，政府要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进者，除要具备明确的现代化取向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完善而有效能的行政科层系统。但在许多后发外生型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行政科层系统很难形成。
再次，推进现代化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力量。但许多后发外生型国家，这种社会力量的形成也是困难的。在军人充当现代化主要推进力量的国家，军人也明显缺乏鼓励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而民间现代化力量的缺乏，不仅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而且使现代化缺乏经久不衰的内在推动力。
2．失衡现象。后发外生型国家启动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部现代性因素的拉动作用。而在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开始的现代化，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一进程在全国的所有地区展开。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现代化往往是从某些地区，特别是那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首先开始。其结果就是在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形成一些规模和范围都极为有限的现代化“孤岛”，也有人称之为“增长极”。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化的地区和部门同传统地区和部门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封闭和排斥的关系。在现代化的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的同时，传统的地区和部门似乎变得越来越“传统”和落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元结构”（或二元经济、二元社会）。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二元结构不仅没有逐步减轻和消除的迹象，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状况如不能改变，现代化就很难得到全面地推进和发展。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这种失衡现象，也表现为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城乡关系的恶化。在这些国家，工业和其他现代化经济部门大都是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更有甚者，在有的国家中，一两个特大城市（有人将其称之为“首要城市”）就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力量，而农村的经济基础则是传统的农业。这些国家城市中的现代经济系统首先并不是与本国农村的传统经济部门发生联系，而是与国际市场、与发达的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经济系统直接发生联系。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被甩在现代经济系统的外面，甚至成为这个系统的负担。这种分裂，不仅会对工业与农业产生双重不利的影响，而且使城乡关系恶化，使城市和农村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发展中国家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城市是高度现代化的，而农村则处于落后之中。早发内生型国家现代化伊始，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大体保持了同步状态，城市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几乎是同时成熟的。在有的国家，农村中的商业式的大农业制度的建立，甚至要早于大规模的工业化。这样，就在不同部门的发展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协调关系。但在后发外生型国家，典型的情况是其最发达地区（通常是首都再加上一两个大城市）的发展程度与西方最发达的城市不相上下，从经济到知识层的思想意识上都具有某种“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其他一些城市通常处于“工业社会”阶段；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而在最边远的地区，甚至还处于前农业社会阶段。这样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反应在社会成员的情绪上，就是一种多样性的往往是互相冲突的要求。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工人和城镇居民对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公正的要求，农民对温饱的要求，有时还掺杂着部落成员对保护土生土长的文化、抵制现代性侵入的要求。但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政府只能集中精力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利益和要求的忽视。这就要求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对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具有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3．两难窘境。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交织着各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内部缺少现代性因素的基础，却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前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实现下一个目标的压力就已经达到不容忽视的程度；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基于人民的要求，又要有利于加强本国在这个并不公正的世界上的地位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两难窘境。直到目前为止，这些窘境仍在困扰着许多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第一，经济上的两难窘境表现为解决贫困问题和增强国力的矛盾。在这一矛盾的背后，则是改善人民的基本生活与增强国力，从而改善本国的国际地位的双重要求。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都曾实施过所谓“增长第一”的战略，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毫无疑问这里有增强国力的考虑。但不久人们就发现，仅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也不能在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第一，相当一部分与人民的基本需求相关的产品的产值并不高，而一些产值高的产品却与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并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急剧恶化，相当一部分穷人很少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于是，自70年代中期以后，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边增长边分配”、“公平增长”、“基本需求”等一些更带有人道主义色彩、更多地面向社会中的贫困人口的发展战略。但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放慢了。
第二，这种两难窘境在政治上表现为强化政府的能力、稳定政治秩序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中现代性因素的缺乏、民间现代化推进力量的弱小，以及特有的规模和速度，都要求政府在现代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要成为现代化的主要组织者和推进者。这样，就要强化政府的地位和职能，提高政府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而且，在现代化的初期，各种社会矛盾会进一步激化，现代化本身也会带来种种阵痛和混乱，这都要求创造一种稳定而有秩序的政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展开创造条件。但问题是，在这些国家中往往还同时面临一个政治动员超前的问题。其原因是：（1）早发内生型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示范效应”，唤醒了“后发展”国家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2）许多“后发展”国家是经过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获得独立的，而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会造成的超常政治动员。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结合到一起，就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化过程加快，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远远超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并由此形成一种要求建立民主政治的巨大压力。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加强政府的效能和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并不是矛盾的。但在“后发展”国家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的情况下，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就会出现矛盾。有的国家选择的是优先考虑政府的作用，尽量推迟民主化进程，结果是无法将已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中去；还有一些国家作出的是相反的选择，结果是政权的软弱无力。在这两种情况下，政治动荡都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文化上的两难窘境。在外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后发展”国家内部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会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境地。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中，由于传统文化自身的性质不同，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也不尽一致，但在外部的现代文化传入后，自身性质各不相同的文化之间又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摩擦或冲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较为严重的地方，现代化过程还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问题在于，在新的社会生活机制完善之前，传统文化还在承担着一些重要的社会功能。同时，现代化领导人在动员人民参与现代化进程时，也必须使用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的由传统文化提供的符号系统。因此，在传统文化解体的过程中，便会带来一系列的解体和混乱。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现代化很少遇到的。直到目前，这些窘境仍在困扰着许多国家，能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它们能否取得现代化实践成功以及何时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社会发展中的“跨越性”论证
必须指出，尽管“后发展”国家面临着上述许多特有的错位、失衡现象和两难窘境，增大了其走向现代化的艰难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国家只能承受一种永远落后的宿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永久的先行军与落伍者，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跨越、赶超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式发展更具有了内在根据与外部条件。
（一）跨越式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形式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总把跨越现象视为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之外的特例，认为是“对普遍规律和事件的符合逻辑过程的局部的暂时的偏离”。究其实，这种观点是割裂了社会发展的一元性与多样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的辩证关系。我们认为不存在离开多样性的一元性、离开个别及具体性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从总体上看，社会发展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一般的道路，但这种共同规律、一般道路要通过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体现出来。跨越式发展就是这种具体的形式之一。
不妨把社会发展的历史作古代、近代、现代的粗略划分，我们便可以看到跨越式发展的普遍性（当然各个阶段跨越的特点并不相同）。
在古代，虽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还局限于民族或地域的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但是通过战争这种“经常的交往形式”，落后民族在对先进文明民族的征服中，不自觉地跨越了在隔绝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状态；或者征服者适应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或者征服者带动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比如，在西方，日耳曼民族通过对罗马帝国的征服，越过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每一次周边民族入主中原，最终无不被中原先进的社会制度所同化。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以及建立清朝的满族，都是通过征服使本民族的发展跨越了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