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辟了“世界交往”的新时代，形成了生产的国际市场和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了狭隘的民族与地域界限，具有了世界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是以跨越的方式跨入了世界民族之林。比如，非洲在成为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前，社会发展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美洲和大洋洲也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东方和斯拉夫民族则处于亚细亚公社所有制时期。但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交往”，使这些落后的民族的历史发生了跨越，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现代社会是近代的延续，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加国际化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就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了一个适合资本本性的世界体系。这种世界体系的运动，体现的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对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剥夺，使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悲剧的色彩，处于一种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的畸形状态。这就迫使落后民族从资本主义之外寻找发展之路，因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成为现代社会跨越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古代跨越是自发的、盲目的，近代跨越是被迫抉择的，那么，现代跨越就是主体自觉、自为的行为了。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不是人类总体历史之外的特殊、个别的情形，而是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从社会形态的一般发展而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人类总体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这总体上的规律性、顺序性，在具体的民族历史中却常常是以跨越式的、曲折前进的方式来体现的，社会的发展是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即一元多线地进行的。
（二）跨越式发展的条件系统
跨越发展是社会发展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但它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它是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前提”。
1．生产力水平。我们说，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不仅仅是在最终意义上讲的，也是就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而言的。跨越的产生离不开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条件。跨越不是随意的，生产力作为主体的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能力，形成于人的需要向劳动的转化过程中，既是人们以往实践活动的结果，又是现实人的活动的前提。生产力并不是人之外的抽象存在物，而是形成、存在并发展于人的活动之中，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就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或者说是社会主体力量不断增长的历史。前文所指出的古代、近代、现代跨越之所以有不同的特征，首先是源于生产力发达的程度不同。
2．交往方式。人类社会最初的发展是在彼此隔绝、互不干扰的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设想，如果社会长久或永久处于孤立状态，那么每个民族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正是由于交往促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逐渐冲破狭隘的地域与民族局限，打破了发展的隔绝状态，从原生态开始发生偏离，进而发生跨越。这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即使遵循着同样的运动规律，也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2页。。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交往使得社会发展的确定过程发生了摇摆和偏离，社会发展产生了跨越。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所走的道路“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3．发展机遇。机遇是社会发展在波动中形成的可能性时间与空间，它往往表现为多种社会关系与矛盾链条的某一特殊环节。这一特殊环节既是国际矛盾交织而成之时，也是国际关系重组与调整之时。机遇具有随机性与不可重复性，因为时间具有一维性，即不可逆性，它以其一维性向前运动，去而不返。而当时间运动到一个关节点，由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一种有利于跨越的可能性空间时，如果及时抓住这种机遇，跨越就成为现实；否则，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失去了时间，也就失去了机遇，跨越就不可能了。
4．主体自主能力。跨越式发展是主体利用交往而进行的选择、创造性活动，它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人类总体历史的确定性与规则性要通过具体民族的历史发展体现出来，具体民族的发展往往是基于个人或民族的利益和要求而进行的，表现为社会主体趋利避害的价值选择行为。历史上的跨越，常常是在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相交往的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迫或主动地利用先进民族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从而自发或自觉地超越某种社会形态，“减轻”发展所带来的痛苦，“缩短”发展的必然过程。社会主体的自觉自为程度，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现程度，决定跨越式发展的自觉程度。
（三）跨越式发展对“后发展”国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在当代，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跨越式发展实质上就是其自觉选择和建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把握历史机遇、缩短发展过程、尽可能减轻发展代价、加快发展节奏的现代化实践，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跨越式发展”是“后发展”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唯一方式。面对世界一体化、节奏加速度化的当代局势，以及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之间“富国越富、贫国越贫”的马太效应，“后发展”国家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不甘落伍，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迎头赶上。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必须快，不应该总是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如果不明确或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丧失良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必须从新体制的角度来审视跨越式发展的高速度。百分之十几，这个速度是病态还是常态？站在旧体制的角度，超过以往惯常的速度就认为是病态。有的人对此感到惊慌，大声呼喊，要“防止过热”，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婆婆”当惯了，企业生产什么，速度有多快，由长官意志决定，现在放开了手脚，快了一点，打破了过去所谓的“计划”，似乎剥夺了某些政府的行政职能，因此有人就有些慌，就提出“防止过热”。但站在新体制的角度看，旧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我们的社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出现百分之十几的速度，这就是常态。这种高速度、大发展，同“大跃进”时期不顾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在有可能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不敢迈大步，不敢登上新台阶，这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思想特征，这是旧时代体制下形成的行为方式的表现。不改变这种旧体制下形成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就不能适应时代的加速发展，达不到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就不能驾驭现代化的航船乘风破浪，“后发展”国家就要再次落伍。
第二，跨世纪的形势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抓住时机，使现代化及时起步和长足发展，是“后发展”国家必须十分注重的问题。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75页。。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许多国家都是抓住良好时机，形成一个高速发展阶段的。即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产生了许多时机，50年代西德腾起，60年代日本崛起，70年代跃出亚洲“四小龙”，8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也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国家、地区的起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抓住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利用比较宽松的国际自由贸易环境，作出决策，抓住时机，迅速崛起。
在跨世纪的形势下发展的时机就变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后发展”国家从落后中起步，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发展，而且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还耽误了二十年”，已经错过了世界性的科技革命的那一次大好时机，错过了的时机再也追不回来了，关键是再也不能丧失新的时机。
现在就是好时机。这个好时机是由以下条件造成的：
首先，“后发展”国家国内条件有利于发展。大多数“后发展”国家认真总结了过去建设、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大胆改革了不适应时代特点的经济、政治体制或模式，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总思路。同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所有这些表明，抓住新的时机，迎接更大发展的国内条件已经具备了。
其次，国际环境有利于发展。世界正处在旧的格局瓦解，而新的格局尚未定型的阶段。世界经济由原来的美国单一化格局走向美、欧、日多极化格局；政治上则由原来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化格局走向有利于和平的新格局；世界上巨大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如欧共体统一市场、亚太地区经济圈、美加自由贸易区等，由于竞争，将有利于“后发展”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总之，在国际环境挑战与机遇、风险与利益并存的形势下，“后发展”国家经济腾飞的时机大大增多了。
再次，科技革命的新发展有利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50年代的世界性科技革命正在走向一个新阶段，高科技的特征来势汹涌，“下一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后发展”国家若能赶上高科技这股新浪潮，便能迅速地加入到新的国际竞争中，从而在经济上起飞，加快现代化进程。
三、“后发展”问题解决的整体设计
在当代，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巨系统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人类高度自觉与高度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如果说过去人类在现代化的起步与发展中，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先发内生型国家，社会基本上是在半自发状态下发展的，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活动，相互之间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作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社会运动。那么，在当代，社会问题的综合化、总体化，方法、道路的多样化、交叉化，价值选择的复杂化、多元化，等等，就要求人们以高度理性的态度、长远的目光来设计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前进得更快、更合理。特别是对于发展与现代化这样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其方向、趋势、道路以及这一道路上各个阶段、环节、要素、侧重点等等，都要求作出总体性的构想，减少盲目性，增强自主性。
以此关照“后发展”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对其所面临的问题应有客观的把握与理解，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与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需要对本国的现代化进行了统筹、严密、长远的构思，并使这种构思具体化，使理论具有可操作性。从理论上宏观的设计到具体操作上，微观的设计才能使得本国的发展不仅对“后发展”国家显示出重要的意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成为当今世界上较为先进的一种发展形式，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1983年，中国的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虽然在特定场合下所讲的这段话涉及的只是教育，但“三个面向”包含的精神、展现的视野、反映的境界远不止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后发展”国家对其发展应持的总体思路。
“后发展”国家发展的目标取向是实现现代化。它们现代化历经过去海市蜃楼般的幻想与长期以来被拖延、搁置以及惨遭流产的命运，现在已经是到了毫无退路且迫不及待的时候了。如果再度落伍，则永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
“后发展”国家发展的必要手段和必然趋势是面向世界。时代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把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一个国家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放眼世界，利用世界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资金发展自己，同时把自己的发展自觉地纳入世界潮流之中。
“后发展”国家发展的落脚点要落在未来。对于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后发展”国家，在完全实现现代化之前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立足现实的同时，更要放眼未来，因为未来导引现实发展的方向与目标，使现实的发展不至于走弯路、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对“后发展”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思考，不仅仅体现在指导思想上、路线方向上，更体现在对整个过程的具体设计、对包括发展原则、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手段在内的诸要素综合、协调、快速、有效的运筹和构想之中。这样才能使其发展观具有实践性、调控性、可操作性等特点。这里说明了设计“后发展”国家发展的总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概而言之，应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放的，但不是“依附”的
不发达国家在进入世界历史体系时，极容易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大多数国家看到社会要发展就得开放，封闭不得，另一方面，开放了，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又很容易处于‘依附’地位，结果摆脱了政治殖民统治，又落入了发达国家新的控制和剥削，经济得不到发展或只能畸形发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仅要从时代发展的总趋势的角度肯定“开放”的必要性，同时也应阐明了“开放”过程中的三重任务；不仅要指明经济“依附”的政治性质，而且要说明“后发展”国家走出困境的三种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