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时地转化为第二、第三产业的职工和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就提不高，购买力就上不来，内需也就扩大不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就快不起来。公共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社会结构包括的面比较广，有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等等。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严重失衡，阻碍了第三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仅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还不理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又如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之间分布很不平衡。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地位，实在不相称。
第三，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莫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许多城市遍布高楼大厦、豪华宾馆、宽广平坦的马路、各种名目的广场，铺草坪种大树，硬件都相当现代化了，但就是社会管理跟不上，存在着交通拥堵，儿童上学、老年人就医困难，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等问题。
第四，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落后。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大多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运行，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第五，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多种因素导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二）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迫切要求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那么如何实现协调发展？关键是从当前最为突出的主要矛盾入手。
第一，从根本上讲，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短腿”问题，要靠国家和地方政府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积极向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倾斜，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
第二，必须发挥国家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从加强税收等方面的“二次调节”，解决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第三，建立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的制度设置。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教育的培训政策。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正各种不公平的起码条件，是保证社会的机会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
第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要注意全面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构建“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就是要科学、定量、适时地诊断、监测并预警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目前，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应系统，监测全球或区域的稳定状况和动乱热点，分别为其战略决策、安全体系、外交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后效评估、危机综合对策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的研制和运行十分必要。
第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问题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真正化解就业问题，除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还须进一步改善就业环境和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收费，拖欠民工工资等专项检查。二是把增加就业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各级政府要努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建设一些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增加较多就业的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大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及社区服务等就业岗位。三是采取减少国有房屋租金或给予适当的房租补贴及降低其他有关税费等办法，鼓励个人和家庭从事小商品、饮食业、市场中介服务业。四是鼓励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重点发展教育培训、公共信息服务和公共管理。五是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类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进一步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拓宽社会就业渠道。
只要我们真正提高认识，充分注意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意义，经过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生态环境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质，是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科学发展观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落实到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来。为何如此强调？
一是中国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其脆弱性，明显超出全球平均状况：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是：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
二是中国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日益成为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9．7%。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能力。
三是我国这2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
无序、无度的消耗，迅速透支着我们宝贵的资源。以下是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一组沉甸甸的数据：
——从20世纪50到90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1952年我国人均耕地2．82亩，2003年人均耕地减少到1．43亩，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仅最近7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被占耕地大量闲置。同时，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肥力衰退，我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的4／5。
——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从古代的屈服和崇拜自然，到产业革命以来大规模征服自然以至破坏自然，发展到现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二）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自从500万年前人类诞生以来，地球上人的数量一直呈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日益加快。伴随人口增长的，既有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利用，也有对生态的破坏：如部分物种的灭绝、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臭氧层的破坏等等，无一不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后果。但是，对自然、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关注长时期游离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甚至也不在大部分经典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论述之列。从资源、环境现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我国现在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摒弃传统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完善核算体系，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强化企业管理，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国民素质。
北京大学任雷明教授认为，从技术层面上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消耗增长过快；二是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三是资源再生化率不高。现在我国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靠程度已经很高。2005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而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过低。我国每新增GDP一块钱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多消耗3倍以上、比日本多13倍以上的能源。此外，从资源再生化角度看，我国资源重复利用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比如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
有关资料表明，如果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全球化石能源总储量只能维持人类消费100年左右，而在全球能源产量中，国际贸易量不到50%，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一方面是国内、国际资源供给紧张，一方面是资源利用方式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针对这一状况，我国必须加大资源的循环利用，走循环经济之路。
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是国家行为，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
毫无疑问，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
（三）呼唤绿色核算体系
长期以来，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GDP的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识到了增长概念的局限性，从而提出了发展的概念，即强调在GDP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经济结构转变。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注重“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注重研究“绿色GDP”，强调的是关注经济增长造成的外部负效应。到了21世纪，我们党倡导“科学发展观”，不仅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更加关注人们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的和谐。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丰富了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内涵。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行可持续发展，必须对GDP这一经济活动“指挥棒”进行调整和修正，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其中，实行绿色GDP核算。否则，我们就无法衡量我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就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就无法落实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