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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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毛泽东希望“高潮”一夜到来

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1955年是共和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毛泽东对这一年做过这样的描绘: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5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户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1955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来北京参加省委书记会议(即毛泽东所说的7月会议)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接到毛泽东处的电话,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当时的游泳池还在室外,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水面上,浅水处便晃动着白光,而深处则蓝幽幽地透出一股清凉感。毛泽东沿着扶梯走出水面,走近池边太阳伞下的藤椅,舒服地坐下,拿起藤桌上的香烟,抽了起来。(详见《与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

“山西人来啦!”陶鲁笳刚拐进游泳池门口,就被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按他习惯的玩笑话,远远地招呼着。

陶鲁笳脸上顿时有了笑容。他已经不止一次听毛泽东这样喊过。其实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他本是江苏人,而现在只是代表着“山西一方”。

卫士替来人倒上茶,并很快端来了饭菜,几盘时令蔬菜加一小杯绍兴加饭酒,尖尖的小红辣椒是断断少不了的。毛泽东向陶鲁笳示意:

“来点湖南辣子怎么样啊?”

陶鲁笳摆摆了手:“主席,我在会上吃过了,您快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毛泽东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酒,夹些菜放进嘴里,向陶鲁笳说道,“我叫你来,想听你谈谈山西合作社的情况。”

山西是全国较早开始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那时已有三年的历史。陶鲁笳将情况简单说了说,毛泽东就他关心的细节问道:“有多少人加入了合作社?”

“入社农户已占总户数的43%。”

“成绩不小啊。”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阴云,“不过,合作社一定不能减产,一定不能死牛。据说苏联农业集体化之后,谷物长期以来达不到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这怎么能行呢?集体化的优越性何在呢,社会主义制度好,又从何说起呢?”

陶鲁笳回答:“主席,我们山西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增产的,耕牛也没死,而且数量还增加了。”

“这就好,这就好。合作社一定要办好。一定要办得比苏联好。”毛泽东说出了他的忧虑,“对合作社在全国的发展速度问题,现在党内意见还不够一致。就是几年前合作社刚出现时,党内对此也是有不同看法的。这你是清楚的。”

仅就山西而言,1951年春天,晋东南老解放区就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按土地、劳力两项为分红依据,并逐步缩小土地分红比例,加大按劳分配程度。但是,山西的尝试受到了当时华北局的批评,华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是自愿两利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毛泽东是支持山西省委的。他说服了当时中央和华北局的有关同志,并在这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让山西省介绍了创办合作社的经验。此后,山西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1951年全国只有300多个合作社,到1954年底就发展到48万个。农民是最看重实际的,他们从合作中得到增产增收,热情随之高涨。群众一起来,难免发生一些问题。加上一些干部工作粗疏,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备耕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今天找陶鲁笳来,就是要弄清这些事,以便及时制止。

毛泽东在听取了陶鲁笳的汇报不几天后,便在这次各省书记会议上大声疾呼:“目前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为了推动这一形势的发展,在秘书田家英和逄先知的协助下,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三册长达90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对此事非常重视,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看了一百几十篇材料,有的不止看过一遍,写了104条按语,对文字太差的材料,改得密密麻麻,把一些累赘别扭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既醒目又富于政治鼓动性。

这本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于1956年1月出版。原先毛泽东准备发一条出版消息,并让田家英拟了消息稿。当田家英将稿子送来的时候,毛泽东咯咯一笑,将稿子放在桌子上,舒畅地喷了一口烟:“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毛泽东仰卧在沙发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心情:“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毛泽东的愉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本身来自农民,他深知改造农村的艰巨性。然而,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是,5亿农民这个庞大的个体,经过二三次会议,一篇报告,一本书,一夜间成了一个合作的群体。不能不说,这过于表面的胜利和不很正常的发展速度,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并助长了他对个人意志的过于自信。

毛泽东的思路变得闪电一般迅猛。他突然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

田家英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而毛泽东则完全在以指挥战争的速度在指导农业改革,一个战斗尚未结束,就在考虑下一个战斗了。

1955年11月初,北方的树叶已经开始凋零,而南方依然林木葱茏。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启程了,他要到西子湖畔,继续筹划他有关发展农业的话题。毛泽东喜欢杭州这座风景名城,把它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有人算过,解放以后,毛泽东曾到杭州42次,在西子湖畔生活、工作了800多个日夜,他到这里的第一句话常常是“到家啦”,真有点“宾至如归”。(见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途中及到达杭州后,毛泽东听取了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湖北等省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他们纷纷提出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还可以大大提前,农业产量还可以大增。这种情绪正和毛泽东的思路合拍,并深深激励了他。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14个省市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他们的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这个文件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

眼看就要跨进新的一年,岁末,毛泽东情绪激动,一夜都在伏案工作。他批阅了《人民日报》准备在1956年元旦发表的《为全面地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新年社论,修改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接着,给周恩来等人写了信:

“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1月4日到达杭州,准备于5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毛泽东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当他做完这一切时,东方的太阳已经吐白,桌上的烟灰缸也满了。他唤来了秘书,交代完要办的事,便向卧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