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领导集体，周恩来也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一开始也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的。他也曾认为，《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也受到很大推动，变化很大。他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商议后，还改变了一些原先比较“保守”的指标，比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原来设想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完成的工业化，周恩来也觉得可能会提前完成。
然而他的步伐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大踏步地前进，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一样，他们和毛泽东的距离拉大了，时常处于一种被动的跟进状态中。他们和毛泽东对工业化速度的估计相差甚远，毛泽东此时甚至已经在描绘赶超美国和苏联的蓝图了，而周恩来等估计这个美好愿望的到来，至少要15年。
正当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在京的中央领导都讲到工业化需要15年的设想，在杭州的毛泽东有关建设改造的速度问题，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三天以后，接到周恩来通知的有关省委书记，冒着南方少有的严寒，齐集杭州，和毛泽东再次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浙江的山区已经有几处落雪了，几夜寒风，西湖的水面已经结起一层薄冰。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会议室里，省委书记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了，都紧裹着大衣开会，手里紧握着茶杯，想从杯壁上取点暖。毛泽东似乎不觉得冷，也许是他心里火热，也许他是靠那不熄的烟头取暖，总之，他情绪高涨，不时和坐在他身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着玩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家乡的文化局调来了新拍的黄梅戏影片《天仙配》，毛泽东和会议代表们欣然观赏。看完影片已是深夜12点，毛泽东仍兴致勃勃，对曾希圣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他又联想到农业，“男耕女织，夫妻勤劳和睦，不错嘛！”毛泽东眼前是一派田园诗般的美景。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122位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周恩来在座。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吴冷西：《忆毛主席》）
诚然，周恩来也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1955年第四季度的形势是欢欣鼓舞的。从刘少奇的传达中，周恩来已经感到毛泽东对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不满意，认为偏低了；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也不满意。在这次座谈会上，当刘少奇传达完毛泽东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立即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批评意见，认为是自己认识落后于实际。他还念了一副对联，借以表达他对毛泽东批评的体会。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是：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颇有些感慨地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意思，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毛泽东对“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感兴趣，以后写出了“总路线”。其实，这几个字的提出有个过程。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恩来和薄一波谈话时，总结出“多”、“快”、“好”三字，毛泽东觉得好，以后就提出经济建设“要快，要好，要多”的说法，李富春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这就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人民日报》社论将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四个字成了“大跃进”时期人人皆知的口头禅。（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主旨，也同刘少奇传达的12月份的讲话内容相仿，突出一个“快”字，也表现了一个“多”字。严寒中的人们心口却极热，头脑更热。虽然只有几天，农业的“十七条”已经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从1956年到1967年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农业四十条》所规定的各项农业指标都很高。其中，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就是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达到，可见其目标是何等超出实际。
如果仅仅是一个农业指标，也许事情不会像后来那样严重。中国的事情向来有滚雪球的毛病，容易一哄而起，连锁反应。于是，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的指标被一次次刷新，中央原先确定的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下子被突破，连正在编写的各项指示也因不断加码而难以制定。
周恩来着急了，面对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他感叹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审视着各方面报来的计划，两道浓密的剑眉愁云紧锁。作为一国总理，他清楚地知道，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新中国毕竟底子薄，国力弱，一开始猛冲一阵可以，但按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持续下去，难免要翻车。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的紧张形势开始出现。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财委主任的陈云，也是心急如火。他时常来向周恩来汇报，每谈到当前的经济过热，两人都颇有同感，他跟总理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
周恩来点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陈云讲了；周恩来也讲了，而且讲得很诚恳：“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和周恩来强调的重点，显然有很大的差异。周恩来在国务院讲话（2月8日）的近一周后，2月14日，毛泽东在34个部委汇报工作时，不时有些插话，仍然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在谈到这个速度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即后来说的“一穷二白”，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些不切实际的论点，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
渐渐地，周恩来与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从防止冒进走向了反对冒进。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告诫有关方面：“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1月20日，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月30日，他又在政协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为了预算指标的问题，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毛泽东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周恩来发言最多：“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
虽然周恩来依然温文尔雅，说话的声音也不大，但在毛泽东听来却相当刺耳，难以接受。尽管他一向乐观地看待孤立，相信“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但真的陷入孤立，其思考多时的远大目标得不到响应时，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当他最后一次提出的意见仍然得不到委员们的支持时，他宣布散会。大家不快而散。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讲辩证，也讲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但更多的是大刀阔斧，有重点论强于两点论；他不喜欢两只拳头同时出击，当两只拳头同时出击时，他总觉得是一个拳头掩盖了另一个拳头，或者说是一个拳头扰乱了另一个拳头，而使出击者本身莫衷一是，所以他喜欢“一个拳头打人”，为了更有力哪怕先缩回拳头，但决不两个拳头同时出击。所以毛泽东的讲话中，不常说“既要又要”什么；或“一手”什么“另一手”什么，而喜欢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讲“东风压倒西风”；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
然而经济的许多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的正是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薄一波和计委的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周恩来讲话均来自1988年2月《党的文献》：《周恩来反冒进文献五篇》，并参考同期所载熊华源的文章：《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主义”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6月4日，中央开预算会议时，周恩来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
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对于上述提法，在党内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方针相背离，会引起思想混乱。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高声说道：“去年12月以后冒进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社论在指出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后说：“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文章虽然很重要，也许是题目不鲜明，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刘少奇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论，这篇社论用了鲜明的标题：《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文章在发表前，经刘少奇、周恩来等审阅修改，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已经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毛泽东将自己极大的情绪压抑下来。“不看了”三个字是毛泽东婉转的反对，是他保留意见的一种方式。
虽然毛泽东表示“不看了”，但社论中一些论段却深深地刺激了他，比如文中提到：“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