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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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船员们抱定一个词:“就是鱼雷!”

夜里10点。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边穿衣服边抓电话,这位老八路出身的打捞局局长已经习惯了深夜里的电话铃声。

“你是哪里?”

“张局长吗?我是市委!请你立即出发,11时以前赶到上海大场机场!”

“什么事?”张智魁问。

“你什么也不要带,只带上洗漱用具!”对方所答非所问:“你到机场以后,向东海舰队作战处杨处长报到。”

汽车从纵横弯曲的上海市区街道穿出,呼啸着奔向机场。张智魁迅速做出判断,他此行一定与“跃进”号沉船事件有关。昨天报纸上登载的两则消息,他已经牢牢记在脑子里,一字不差。

沉寂的机场一片紧急气氛,一架飞机已经发动引擎,像一个展翅欲飞的怪鸟。

杨处长同张智魁握手。张智魁马上看到了后面走来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他们已经在打捞海军418潜艇时熟识了。

平素对朋友十分和气的陶司令面色严峻:“请你随‘跃进’号船员一起乘机赴京,你要通过与他们的谈话,了解货轮沉没情形,并做出初步判断!”

他那高大的身子钻进机舱,40多名“跃进”号船员用恐惧、惊慌的眼神打量着他。然后低下头或扭过头,尽力回避他的目光。此刻,他理解船员们的心理状态:“跃进”号首航本应该是引以自豪的,中途遇难沉没,当然会使船员惊惧、痛苦、羞涩,感到一种莫大压力,有一种灾难临头难以逃脱之感。他们似乎认定这位陌生的大汉是法院或公安部门的审讯或监视员。

“我是打捞局长,只不过与你们同去北京,聊一聊沉船情形……我们是准备打捞的。”张智魁诚恳的声明和友好的态度,丝毫没有使那些呆若木鸡的船员动容,甚至没有人报以尴尬的一笑。好像他们事先约定,一律不准向外人吐露真言似的。

机舱内寂静异常,只听见飞机飞行的“咝咝”声音。

张智魁主动找轮机长和大副攀谈。

“请问轮机长,这艘‘跃进’号的性能怎样,设计制造方面有无缺陷?”

轮机长看上去是一个老实人。

“这是大连红旗造船厂造的。设计、制作都很优良。这船自动排水能力强,满载时即使一个舱进了水也不会沉没。”

“你离船时情形怎样?”张智魁问。

“我是在船已倾斜的时候最后一个从底舱爬出来的。上来后见大家正慌乱呼喊着穿救生衣。船长在那呆得像块石头,也不穿救生衣也不肯上救生艇,是大家把他拉上救生船的。只有政委跑上跑下,指挥弃船撤离。”

“船从出事到沉没海底多长时间?”

“我们离船以后还不断回头看,大概3个小时后才消失。”

“那么,据我所知船上有一个密封的游艇,有发动机,可坐几十个人。如果乘用它,你们都可以安全回到上海,为什么不用呢?”张智魁问。

“我也不知为什么没用。后来看见它漂在水面上摇荡,绳子连着大船,日本渔船开过去,砍开绳子,把游艇拉走了。”

张智魁心中一阵痛惜:一条崭新的游艇可值三四十万元,竟白白被别人顺手牵羊!

“请问沉船的原因是什么?”张智魁问。

二副回答得不假思索:“敌人鱼雷打的。”

“你听见和看见什么了?”

“我离船前听见两声巨响,有两股水柱冲开船舱喷得很高。”二副边说边比划。

“怎样证明是敌人鱼雷打的?”

二副说:“我们下了小艇之后在海面上呆了一段时间。再走远一点回头看,我看见一只潜艇在沉船区域露出水面,有三个美国兵样子的人在艏楼哈哈大笑。”

张智魁分析着二副的证词,越来越感到怀疑:有航海经验的轮机长并未听见巨裂声响,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水下攻击”不可思议。至于沉没时间,水雷引起爆炸可导致几分钟内沉没,而不可能在海上浮漂3个小时之久。尤其是二副的答问中常常缺乏起码的航海知识。

他单刀直入:“有触礁可能吗?”

二副断然否定:“不可能,没有礁石。”

“海图上不是标有苏岩礁吗?”

“海图规定苏岩礁外15海里转向,我们的船还没有转向,证明离苏岩礁尚远。”

“一路情形怎样?”

“一路没见任何礁石,水深40至80米,风平浪静,能见度高。”

张智魁一边询问一面引导着:“触礁和爆炸有不同感觉:触礁是觉得突然拖了一下,好像拖在泥上,声音也沉闷;爆炸呢,声音剧烈,先是声音,然后是震颤的感觉,这种震颤还不至于造成船体倾斜。”

“我有后面这种感觉……”二副赶快附和“爆炸”说。

张智魁暗暗叹了一口气。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国际影响甚至有可能引起战争的沉船事件中,这些当事者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状态?是为了推卸责任,还是为了隐瞒什么?

“不像是鱼雷。”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个初步判断。当然,他也知道自己这种见解一旦提出,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这些船员到达北京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船长和三副、三管轮以上的船员,了解情况,周恩来按他一贯的作风,问得很细。

船员们回忆说,他们听到“通”的一声,说好像船左舷水下,遭到敌人的“攻击”,发生爆炸。又有人说看到黑影,“肯定是潜艇,发射鱼雷后就逃走了”。船长表示怀疑:只听“通”的一声,哪像鱼雷爆炸,是不是触礁?但是,多数人都认为是与敌人交上了火,而且大敌当前,忙乱一团。万吨轮倒是不紧不慢地下沉,可船员们当时都束手无策……要知道,当时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盛行的年代,为了这次“政治”任务,换了船长,因为原船长是解放初期参加著名的香港海员起义从海外回国的,在反右期间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而记录在案,在这次远航之前把他调离了。而原在远航船上的56名船员中,个个都像过筛子似的筛了又筛,查了又查,除本人历史、表现、家庭出身,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甚至连表叔、表弟、外甥、娘舅这些关系都查了。有22名船员“不符航运条件”而被调离。调进来的人有的从未跑过远洋,好多人都本行业业务很生疏。拿二副来说吧,这是个独当一面的重要角色,可是新来的二副不仅没跑过远洋,而且已离船三四年,他业务生疏,对雷达、台卡这些重要的导航仪器都不熟悉。

周总理问二副:“那个黑影是什么形状?”

二副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船长:“你实事求是地谈谈你的看法。”

船长说:“我从海军刘副参谋长那里证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过爆炸声很小但威力极大的水雷或飘雷,所以我认为跃进号沉没很可能是触礁。”

船上的政委不同意船长的说法,他的理由是船行驶在的航线上,出事前15分钟测定船位,距离前面的礁岩还有9.8海里。

周总理又问:“你们是怎么定位的呢?”

大副支持船长的看法,他说:“当时没有岸标,加上天气不好,只能根据计程仪上得到的距离,再根据电罗经定位,在航海上这只能是概位。第二天天气始终不好,无法进行天文定位。”大副还说,“船上的仪器设备质量不高,有些根本不适合远洋航行的要求,这各种各样的误差加在一起,很可能使船偏离规定的航线。”

周恩来没有做结论,他建议再进一步调查,此事要请海军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