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开创事业的开始阶段，“求同存异”无疑应该是必须采取的策略之一。在这里，“同”是代表与自己利益相一致的实体，而“异”则属于不利于自己的因素或敌对力量，可视为荆棘上的“刺”。按道理，这种“刺”应该削掉。试想一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多“刺”你削得完吗？弄不好自身反而落得伤痕累累。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暂时把“刺”留起来，或到时为己所用，或有了足够的实力再削掉它。隋炀帝大业十一年，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抚尉使，奉命讨捕群盗，对于一般的盗寇，如毋端儿、敬盘陀等，都能手到擒来，毫不费力。但对于北方突厥，因其恃有铁骑，民众又善于骑射，却是大伤脑筋，多次交战，败多胜少。
突厥兵肆无忌惮，李渊视之为不共戴天之敌。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突厥竟用数万兵马反复攻打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没。后来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吓跑了突厥兵。更为可恶的是，盗寇刘武周，突然进据归李渊专管的汾阳宫（隋炀帝的离宫之一）掠取宫中妇女，献给突厥。突厥即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另外。在突厥的支持下，郭子和、恭举等纷纷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随时都有被隋炀帝以失责为借口杀头的危险。大家都以为李渊怀着刻骨仇恨，势必会与突厥决一死战。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把“子女玉帛”统统送给始毕可汗。
李渊这种屈节让步的行为，就连他的儿子都深感耻辱。甚至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之后还念念不忘：“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称臣于颌利（指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然而，在人们纷纷指责的情况下，李渊却固执己见，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原来李渊根据天下大势，已断然决定起兵反隋。要起兵成大气候，太原虽是一个军事重镇，但还不是理想的根据地，必须西入关中，方能号令天下。西入关中，太原又是李唐大军万万不可丢失的根据地。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太原，顺利西进呢？当时李渊手下兵将不过三四万之众，即使全部屯驻太原，应付突厥的随时出没，同时又要追剿有突厥撑腰的四周盗寇，已是捉襟见肘。而要进军关中，显然不能留兵把守；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和亲政策，让突厥“坐受宝货”，所以李渊不惜屈节让步，自称外臣，亲写手书道：“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贵国和亲，如文帝时故例。
大汗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唯大汗是命。”与突厥约定：共定京师，则土地归我唐公，子女玉帛则统统献给大汗。惟利是图的始毕可汗果然与李渊修好。在李渊最为艰难地从太原进入长安这段时间里，李渊只留下第三子李元吉率少数人马驻守太原，却从未遭过突厥的侵犯，依附突厥的刘武周等人也收敛了不少。李元吉于是有能力从太原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人员和粮草。等到公元619年，刘武周攻克晋阳时，李渊早已在关中建立了唐王朝，拥有了新的幅员辽阔的根据地，而刘武周再也不是对手。李渊派李世民出马，没费多大力气便收复了太原。李渊的精明在于不削“刺”的同时也积蓄自己的实力，甚至不惜以卑躬屈膝为代价。这种和光同尘的做法就软化了对方的“刺”，能够与之和平共处，从而造成了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大好局面，到最后，留“刺”还是削“刺”，就会由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