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勃然兴起，这是中国德育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为什么要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呢？这是广大教师和所有关心教育人们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回顾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历史，分析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提出的背景，展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发展。以便把逻辑推理与历史考察相结合，发现传统美德教育与现代文明教育相结合的历史规律性，从而增强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自觉性。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从夏商周三代到清末，延续近5000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地演化。这个历史过程，大体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两汉隋唐、宋元明清、清末民初5个阶段。
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萌芽
从夏到西周，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萌芽阶段。古代的道德规范是与宗教习俗与帝王治世相联系的。夏代神巫祭天神、地神、社稷的活动，已经形成了等级名分，规定了各级人的行为方式，这就是“礼”的初型。“殷因于夏礼”，到了殷代已有了国家设立的“典则”、“法度”、用以“昭明德，惩无礼”。这里的“德”，主要指帝王和贵族之德，还不是指一般的国民之德和社会道德。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姬旦）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出发，以天命论为思想前提，提出了道德教育思想。他提出的道德教育原则是：“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孝”，“友”、“恭”、“信”、“惠”。《尚书》中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就是西周时期的道德规范。由此可见，周公提出的道德教育原则明显地把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而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的内容则进一步体现出宗法伦理的特点。可以说，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时期的道德教育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萌芽或开端。
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形成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形成、奠基阶段。随着社会性质的转变，思想道德领域异常活跃，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
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由孔子创立，孟子和荀子作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孔子极为重视道德教育，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都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他的道德教育的核心也是“仁”。什么是“仁”？孔子说的“仁”，内容十分广泛，他对“仁”的解释也是多样的。但基本含义是4个方面：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三是孝悌为仁之本；四是忠恕为仁之道。可见“仁”是众德之总。在“仁”的统摄下，孔孟还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如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勇、敬、俭等。孔子把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的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道德教育特色。孟子以“人性善”论为理论基础，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四德”、“五伦”的道德教育思想。“四德”，即仁、义、礼、智（亦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类人伦。他教育人们“明人伦”、“知仁义”，极大地丰富了孔子的思想。荀子则以“人性恶”论为理论基础，发挥了孔子“礼”的思想，提出“化性起伪”、“礼义教化”、“修身自强”的道德教育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较大的道德教育思想，除儒家外还有墨、道、法等学派。墨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由墨子所创立，代表了小手工业者的利益，提倡“兼相爱，交相利”，既“贵义”，又“尚利”，并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的道德评价思想。墨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具有功利主义特色。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以“道”为核心，主张自然“无为”、“绝仁弃义”，追求一种“无知无欲”的“素朴”的“至德”境界。道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具有一种自然主义的超世俗的特点。法家以管仲、商鞅、韩非为代表，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把教育仅视为政治驯化，是一种非道德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思想。
先秦诸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对立和争论，说明各自对西周以来的道德传统（“周礼”）的不同立场和态度。道、法两家虽有本质之别，但对“传统”都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墨家也讲仁义，形式上似在继承“传统”，但内容上却与“传统”相异；唯独儒家从形式到内容对“传统”，持因革态度，继承了“周礼”的传统，创造了内容广泛、形式完备的道德教育体系。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儒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各种势力的一定需要，从而缓和了当时复杂、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为大一统的新秩序的建立和安定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虽然当时秦国以法治国走向强大而统一了中国，然而大一统秩序的稳定、巩固和发展最终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的指导。这正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虽历经褒贬损益而却常盛不衰、流传远广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发展
汉唐时期，特别是西汉时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发展的关键阶段。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颁挟书令”以至“焚书坑儒”，终于二世而亡。汉代统治者从中吸取了教训，重新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对策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以儒学为正统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继承和延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适应现实政治所需要，暂时采取了黄老之学的新道家思想作为“治国安民”的方针，取得了“文景之治”的实际效果。黄老学派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摒弃了先秦道家“绝仁弃义”的观点，改变了抨击儒家伦理学说的立场，将儒家的德治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与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结合；同时，尽管他们猛烈抨击法家，却并不抛弃法治。力图把儒家和法家都纳入道学的体系，提出了“德以法辅”、“抱道推诚”的思想，倡导社会教化，主张“惠民”、“宁民”、“利民”。黄老学派还吸取了儒家的宗法观念，提出“主惠臣忠”、“父慈子孝”的道德规范，在君臣、父子关系上确立双方都尽义务的伦理观。
汉初推行“黄老之学”，休养生息，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史称“文景之治”。然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在不断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就失去了它继续作为治国之策的根据，统治思想的演变已势在必然。于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举贤良对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从此，儒家被奉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而定为一尊。
“独尊儒术”，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它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儒家的德治论核心是“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董仲舒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主张道德教育是“为政之首”。进而，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规范概括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三纲五常”是对封建宗法等级体制下人伦关系的高度概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的提出，使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系统化、定型化，适应了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从而确立了董仲舒“为儒者宗”、“为群儒首”的历史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教和道教相继兴起，玄、佛、道、儒4家彼此争斗，儒学曾一度衰微。隋朝统一中国后，重新重视儒学，儒学又开始复兴。隋朝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经、史、子、集4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到唐初，唐太宗诏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推动了儒学的传播。唐朝前期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局面，使玄学的悲观主义和佛学的出世思想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渐然失去，中唐以后儒学在比较和鉴别之中地位回升。而担此重任者当首推韩愈。韩愈以激烈的态度批判了佛老，以简明的语言叙述了儒家的道统。他主张罢黜佛老之学，独尊孔孟之道。韩愈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即传授儒家道统，传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的经典；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难。他认为应以传道为首，以授业为次；道统师业，业体现道。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史上，韩愈是从两汉儒学过渡到宋明理学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是承上启下的人物。
四、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深化
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朝以后五代十国的割据分裂、连年混战的局面。社会的分裂和混战，造成了伦常的破坏和道德的败坏。宋初的思想家们都极力提倡重整伦理纲常、道德名教。他们继承唐代韩愈批佛、道，兴儒学的传统，均以复兴儒学为职志。于是，一种既不同于前期儒家思想，又要吸收佛、道思想资料的新儒家学说——理学，便应运而生了。宋明理学把本体论与伦理学相统一，实现了哲学的伦理化和伦理的哲学化。其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形成博大繁杂的逻辑结构，是前人所无可比拟的。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深化阶段。
北宋初期理学兴起，各个集团、阶层的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方略，形成学派纷呈的局面。先后相继出现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和以二苏为代表的“蜀学”，可谓学派聚奎，相得益彰。然而，由于政治斗争和党派之争，各派渐衰，唯二程的“洛学”独盛，成为理学的主流和正统。到了南宋时期，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学说，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
朱熹为了论证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为了说明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构成了一套系统的、严密的、哲理化的道德教育思想，把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朱熹那里，“理”或“天理”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德教育的哲学基础。朱熹把“理”视为世界万事万物的本源，是在自然与社会产生之前就存在的精神本体。他认为君臣、父子等伦理关系，都是理的体现，“三纲五常”来源于永恒不变的先天地而存在的“天理”。因此，他把“明天理，灭人欲”作为道德教育的总目标。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熹语类》卷十二、十三）朱熹的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十分丰富。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并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朱熹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8—15岁）、大学（16岁以后）两个阶段，无论小学大学，都以“明人伦”为目的。他主张小学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遵守“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大学要“明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还编辑“圣经贤传”中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一书，作为小学教材；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四书集注》作为大学教材。这些著作后来成为元、明、清历代科举考试和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清康熙皇帝称赞朱熹“绪千百年绝学之传，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可见朱熹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道德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变革
1840年，爆发了震憾中外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向西方学习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髦，西学日盛，西风东渐，使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受到猛烈地冲击，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经历着重大变革。
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用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武器揭露封建末世的道德危机，主张向西方学习，既要“师夷之长技”，富国强兵，又要政肃人心，整顿道德，“知耻兴邦”。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洪仁轩等，在对封建纲常名教进行某种程度抨击的同时，提出了以平等、平均为中心的道德教育思想，为中国资产阶级道德的形成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世纪末兴起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道德教育思想产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用资产阶级的“新学”、批判“旧学”，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尖锐的批判，提出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道德教育思想。20世纪初，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提出“道德革命”、“家庭革命”口号，更加广泛地批判封建道德。孙中山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规范，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他赋予“忠”崭新的含义，即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他对“仁爱”的解释是“博爱”，是救国救民；对“信义”的解释是对朋友、对邻国讲信义，并谴责帝国主义不守“信义”；对“和平”的解释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孙中山道德教育思想是爱国主义为主线，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同时学习“欧美之法”，提倡与三民主义相一致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伟大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道德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历史性的革命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用革命的新文化对封建的旧文化、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不妥协的彻底批判。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先驱，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察道德问题，提出用青春人生观教育青年的主张。陈独秀提出，伦理觉悟为“最根本的觉悟”，力主用科学与民主精神改造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