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妮死后不久，《噢，人类何必骄傲》这首死亡诗成了林肯最心爱的诗篇。每当四周无人的时候，林肯就念给自己听，他还曾在伊利诺伊州的乡村旅馆里念给别人听，在公开演讲时引述它，或对白宫的客人复述它，并抄下来送给好友。他还说：“我愿意拿出我所有的财产，甚至不惜欠债，只求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来。”他最喜欢这首诗的最后几句：
啊！希望和灰心，欢乐和痛苦，
交织在阳光和雨水中；
笑声与泪水，甜歌与挽歌，
仍相继而来，后浪推前浪。
健康的红晕变成死亡的惨白，
金色的沙龙变成棺木和尸衣，
这些只在一眨眼，一吐纳之间。
噢，人类何必骄傲？
安妮·鲁勒吉安葬的“协和公墓”是一块安详静谧的土地，坐落在一个三面被包围，另一面是牛羊觅食的绿草农场。现在，这块墓碑上已经长满了灌木和藤蔓，很少有人前来参观。春天，鹌鹑会来这里筑巢，偶尔出现的羊鸣鸽啼突然打破一片寂静。
安妮·鲁勒吉在这里安息了55年之后的1890年，当地一位殡葬业者在四英里外的彼得堡建了一个新公墓，由于当时彼得堡已经有了一处美丽而又宽敞的“玫瑰山公墓”，所以新公墓没人购置。这个殡葬业者为了打开销路，竟然打起安妮的主意，想把安妮的墓搬到新公墓。
于是，1890年5月15日左右，他掘开了坟墓。
有一位住在彼得堡的老太太，她是安妮·鲁勒吉的堂兄麦克格拉迪·鲁勒吉的女儿。麦克格拉迪·鲁勒吉经常和林肯一起下田干活，帮助林肯测量土地，并和林肯同吃同睡，因此他们非常清楚林肯对安妮的感情。在某个宁静的夏日黄昏，麦克格拉迪·鲁勒吉的女儿，即那位老太太坐在门廊的摇椅上，告诉卡耐基说：“我常听爸爸说，安妮死后，林肯经常走五英里的路到安妮坟前，久久不归。爸爸担心他会出事，就去接他回来……是的，安妮的坟墓被挖开时，爸爸和那个殡葬业者都在现场，他说安妮已经尸骨无存，他们只发现从她衣服上掉下来的四颗珍珠纽扣。”
于是这位殡葬业者把挖出来的四颗纽扣和一些泥土带走，放在彼得堡的新公墓中，并对外宣传说安妮·鲁勒吉就葬在那儿。现在，每到夏天时，数以千计的香客都会赶到该地凭吊安妮的芳冢，卡耐基就亲眼看到他们对着她的墓碑低头垂泪。那四颗珍珠纽扣摆放在一个盒子里，纽扣上方有一座美丽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埃德加·李·马斯特斯的一首诗：
微不足道而且默默无闻的我，
演奏出不朽的音乐旋律——
不存丝毫歹念，与人广施慈怀。
恕道在芸芸众生之间流传，
闪耀着正义和真理的光芒。
安妮·鲁勒吉埋骨于荒草之下，
生前蒙受亚伯拉罕·林肯的热爱，
生虽不能同衾，
死别却灵魂永远结合。
噢，我亲爱的祖国，愿你永远繁荣，
从我胸前的大地上绽放出遍野鲜花！
安妮的遗骸仍然留在“协和公墓”，那位贪财的殡葬业者并没有带走她的遗芳。北美鸽娇啼，玫瑰花盛开，亚伯拉罕·林肯的泪水润泽着那块土地，亚伯拉罕·林肯的心也同她一起埋在那块土地中，安妮·鲁勒吉长眠在那块土地之下。
6.获得玛丽之芳心
玛丽与生俱来有一种高傲的气质，她相信自己会嫁给将来的美国总统。为了嫁给她喜欢的人，故意和林肯暧昧。但是……
1837年3月，也就是安妮·鲁勒吉去世后的第三年，林肯离开了新沙勒镇。他骑着一匹借来的马，走进春田镇，并在那里开始他的“实习律师”生涯。
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装在马鞍袋里。而所谓“所有的财产”也不过是几本法律书、几件衬衣和几条内裤而已。他还带了一只蓝色的旧袜子，里面塞着在新沙勒镇新邮局开张前他所收的不到20美分的硬币邮资。在春田镇的头一年，林肯手头十分拮据，他本来可以先挪用这笔钱的，以后再补足即可，但他感觉如此做不诚实。所以，当邮局查账员终于来找他结账时，林肯不仅如数交出了那笔钱，而且交出来的硬币也恰好就是他担任邮递员时收到的那几枚。
林肯骑马到春田镇的那一天，不仅身上没有一分钱，而且还有1100美元的债务：就是杂货店破产时，合伙人贝利酗酒致死所留下来的债务。
林肯本来可以声明，由于生意失败请求法院判定分摊任务，或者随便钻一个法律漏洞来躲过这笔债务。但林肯没这样做，反而自动找到所有债主，答应他们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就保证连本带利偿还他们。除彼得·冯博金之外，大家都同意了。在法院的裁决中彼得·冯博金得到林肯的马匹和测量工具，其他人则一直等待。14年后的1848年，林肯当上国会议员，仍旧把他的部分薪水寄回去，完成借款尾款缴纳。
林肯抵达春田镇的那个早晨，把马拴在公共广场西北的约书亚·F.斯皮德日用商店门前，以下是斯皮德的口述：
他骑着一匹借来的马进城，准备向村中唯一的家具匠定做一个床架。他走进我的店里，把马鞍袋放在柜台上，打听床架材料和价钱。我拿出石板和铅笔给他计算，全部材料总共需17美元。他说：“还算便宜吧！不过，无论多么便宜，我都没这笔钱付款。你若可以让我赊账，等到圣诞节时我的律师业务做成功了，我就可以还你这笔钱；如果我失败了，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起。”他的语气十分忧郁，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我抬头看了看他，心中暗想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么阴沉而忧郁的面孔——直到现在我仍这么认为。我就对他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大床。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欢迎你来和我分享。”他问我：“你的房间在哪儿？”我说：“在楼上。”并指指店铺后面通往卧室的楼梯。他一言不发地把马鞍袋抱上楼，放在地板上后，再走下来，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太好了，斯皮德，我非常感激你。”
在这以后的五年半时间里，林肯和斯皮德一起住在这个店铺的楼上，同睡一张床，而且未付分文租金。
另一位朋友威廉·波特勒则不仅给林肯提供了五年的伙食，还给他买了很多衣服。
当林肯有能力支付之时，他可能会向波特勒付一些钱，但双方没有讲明收费多少。这一切纯粹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大家互相帮助而已。
林肯十分感谢上帝把这两个好朋友赐给他，如果没有波特勒和斯皮德的帮忙，他的律师事业绝不可能成功。
林肯和另一位律师史都华合伙。史都华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政治上，事务所的事全部托付给林肯。但是事情并不多，办公室内的陈设也并不那么好，包括一张脏兮兮的小床，一件野牛皮毯子、一张椅子和一条长凳，另外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摆了几本法律书籍。
根据事务所办公室的记录，他们开业的头6个月只挣到了5笔律师费，一笔2.5美元、两笔5美元、另有一笔10美元，最后一笔他们收了一件大衣抵做部分酬劳。
有一天，心灰意冷的林肯在春田镇的佩吉·伊顿木匠店前停下脚步，他想放弃法律工作，改行当木匠。就在几年前，林肯在新沙勒镇研读法律之时，也曾考虑抛下书本，改行当铁匠。
林肯在春田镇的第一年，他只认识偶尔晚上到斯皮德商店里侃政治的男人，星期日更不会去教堂。他自称，在春田镇那优美的教堂中，他不知该怎么办。
在这第一年，只有一个女人和他说过话。从他写给欧文斯小姐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若非必要，她是不会开口的”。
到1839年，不但有个女人和他说了话，而且还转而追求他，希望能嫁给他。她就是玛丽·陶德。
曾有人问林肯，“陶德”这个姓为什么是那样拼，他就调侃答道：“想必是‘上帝’（God）只用一个字母‘d’就够了，而‘陶德’（Todd）家的人却需要两个吧。”
陶德家族经常自夸他们的家谱可以追溯到6世纪。玛丽·陶德的曾祖父辈、祖父辈和叔伯舅公辈等都有人当过将军和州长，其中还有一位当过海军大臣。玛丽在肯塔基州莱辛顿的一家法国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是维多利亚·夏洛蒂·里克瑞·曼特尔夫人和他的丈夫开办的。他们夫妇俩是法国贵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巴黎逃了出来，躲过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厄运。他们教会玛丽说一口纯正巴黎口音的法语，还教会她跳法国贵族只在凡尔赛宫跳的八人舞和加西亚圆圈舞。
玛丽与生俱来的一种高贵气质，自以为比别人更优秀，而且始终认为她会嫁给一个日后做美国总统的人，说起来也的确不可思议。然而，她不但深信这一点，还经常对别人说。大家对她百般嘲笑，却始终无法动摇她的信念。玛丽的亲姐姐谈到她时，也说她“喜欢光彩、炫耀、虚饰和权力”，是“我所认识的最有野心的女人”。
然而，玛丽的脾气却出奇的坏，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1839年的某一天，她和继母吵架以后，“砰”的一声关上大门，气冲冲地走出家门，跑到出嫁到春田镇的姐姐家。
她若决心嫁给未来的美国总统，那她真是找对了地方，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比伊利诺伊州的春田镇更容易实现她的愿望了。当时，这里只不过是一个脏兮兮的边疆小镇，位于没有树木的草原上。既没有石板车道，也没有电灯和人行道，更别提排水沟了。牛儿随意在镇上乱逛，猪儿在大街的泥沼里翻滚，一堆堆腐化的粪便使到处都臭气熏天。当时镇上所有人口只有1500人，可是1860年的两名美国总统候选人——史蒂芬·阿诺德·道格拉斯和亚伯拉罕·林肯，1839年都住在春田镇。
他们两个都认识玛丽·陶德，所以都追求过她。两人都曾拥抱过她，并且玛丽承认两人都向她求过婚。
但当别人问她想嫁给哪一个时，玛丽总是回答：“我要嫁给最有希望当上美国总统的人。”
她这句话很明白地指向道格拉斯，因为道格拉斯政治前途看起来已经比林肯要光明上百倍。此时的道格拉斯年仅26岁，已经拥有了“小巨人”的称号，而且他还当上了国务卿。而林肯只是一个正在奋斗的律师，至今还寄住在斯皮德杂货店楼上，有时连伙食费都付不起。
当亚伯拉罕·林肯默默无闻之时，道格拉斯早已经是美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事实上，就在林肯当选总统两年前，一般的美国人也对林肯毫无印象，他们只知道他曾经和有财有势的史蒂芬·阿诺德·道格拉斯辩论过。
亲戚们都以为玛丽更喜欢道格拉斯，而不喜欢林肯，事实上也可能的确如此，因为道格拉斯是个善于向女性献殷勤的男人；而且他的外表也更有吸引力，政治前途更加光明，社会地位也比林肯要高。
此外，道格拉斯还有一副低沉的好嗓子，他留着波浪状的发型，华尔兹更是跳得棒极了，另外他还经常向玛丽·陶德献殷勤。
因此，可以说他是玛丽心目中的完美男人；有时候她会对着镜子自言自语：“玛丽·陶德·道格拉斯。”这样既顺口又好听，幻想自己有朝一日和道格拉斯在白宫翩翩起舞……
当道格拉斯正努力追求玛丽之时，有一次他在春田镇公共广场和一位新闻记者打了一架——那是玛丽闺密的丈夫。也许玛丽曾为这件事和他发生过争执；也可能玛丽曾批评过他在公开宴会上喝醉酒，然后跳到桌子上大跳华尔兹，并把酒杯、火鸡、威士忌和汤盘踢到地上的行为。
在他们交往期间，玛丽每次知道他带了其他女孩子去跳舞，她就会和他大闹一场，总是搞得两人很不愉快。总之，他们的交往最后并没有什么结果。对此，贝弗里奇参议员说：“虽然时常有人说，道格拉斯曾向玛丽求婚而遭到她的拒绝，其实这只是玛丽为了保住面子而编造的谎言，精明、机智、见多识广的道格拉斯可从未要求玛丽·陶德嫁给他。”
这时的玛丽已经失望到了极点，从此把重心放到了与道格拉斯竞争的林肯身上。她对他大献殷勤，希望能利用这一点让道格拉斯产生嫉妒。可是，她的方法根本就没奏效，她并没有挽回道格拉斯的爱情，反而却俘获了林肯。
玛丽·陶德的姐姐爱德华夫人描述他们的交往经过时说：“他们在屋里坐着的时候，我碰巧好几次都在场。他们每次谈论的话题总是先由玛丽开始，林肯先生就一直在旁边听。他很少说话，只是看着她，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吸引。他为她的聪明机智而倾倒，为她的高贵漂亮而着迷。可是他无法和玛丽这种千金小姐做长时间的交谈。”
那年7月，人们议论了数月之久的共和党大会在春田镇召开。这次大会把整个小镇搞得天翻地覆，人们从几百里以外拥进这里，旗帜飘扬，乐队一路演奏着音乐。芝加哥代表队还拖着一艘双桅帆船前来，船上乐声飘扬，少女们在上面跳舞，大炮喷出的火焰直冲云霄。
民主党批评共和党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逊像个住在木屋里喝苹果酒的老太婆。于是自由党员就故意在一辆车上装了一个小木屋，由30对公牛做引导，拉着它在春田镇的街道上游行。小木屋的旁边还有一棵胡桃树在摇摆不定，松鼠在上面玩耍，木屋门口则放着一桶苹果酒。
晚上，林肯在摇曳的火炬光下发表政治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