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演化让我想到了2001年以来一路下跌过程中在各种媒体上经常看到听到的一句话，叫做“浪沙淘尽始见金”或者“狂沙吹尽始见金”，记得每遇大盘震荡调整时，总会有各方人士于黑暗中见曙光，告诉投资者不要急，要经受得住痛苦的历练，真金白银就在后面。但这一次好像有些不同，狂沙吹了一遍又一遍，浪沙淘了一遍又一遍，但吹过之后，淘过之后，好像还是满眼的沙，这可咋办？是不是本来就没有金子，即使有肯定也不是24 K的。于是不得不对这句鼓励信心的话怀疑起来。
如果将沙看作问题，看作规范的对象，将金看作成绩，看作发展的对象，那么沙和金在十几年前中国刚开始建设股市时就是存在的，这一点应该不容置疑。而且中国的股市因为诞生于转轨过程中，本身条件不完备，同时又还要为转轨服务，或者说首先要为转轨服务，所以沙和金的关系又还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表现在一是沙和金的界定本身就有区别，别人对沙与金的界定可能主要是局限于市场本身而言，我们却必须扩展到整个经济层面，必须考虑非市场的因素；二是沙和金的比例关系不同，沙多金少，这是新兴市场的普遍特征；三是沙和金的形成和处置都主要不是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政府推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初期甚至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市场本身缺乏扬金弃沙的自我净化机制，要靠政府来“克隆”，政策的力度和分寸是很重要的手段。所以按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标准而言，中国的证券市场一直是不成熟、不规范的，也就是说一直是有病的，这一点也不容置疑。
但是，知其有病、有缺陷、有弊端而仍能坚决试点，仍要大力发展，原因何在？我想无非以下几点：1.利大于弊，可以为取大利而容忍小弊；2.利的意义是全局性的，为了大局之利必须接受局部之弊，为了转轨的平稳不得不延迟市场规范的步伐；3.希望在获利中除弊，寄托于通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化解矛盾、消除弊端中，获得利益的全面提升。这样的判断如果有些道理，那么实际上一开始大家都清楚股市中的问题是存在的，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累积。就监管和规范而言，其政策制定的前提就不是判断有无问题，也不是全面地解决问题，而是辨别问题的危害大小、恶化情况，确定解决的轻重缓急和次序，也就是说关键是解决问题的策略选择，这是监管的难度和技巧所在。
既然监管、规范是策略和手段，那么它最终是为目标服务的，目标的重要性决定了手段的重要性，手段的价值在于它是否具有更好为目标服务的能力，如果手段使目标无法实现或出现障碍，那么手段本身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进一步讲，就单纯的理论研讨而言，凡监管、凡打击违规必然都是正确无误的，谁也不能轻易评判，谁也不敢随便质疑，因为这很容易被人理解为缺乏原则和立场，是逆市场化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并非凡监管都适合、凡监管都有效。狂沙可以吹、浪沙可以淘，但吹尽、淘尽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却是不科学、不理性的，管理层需要不断加强吹和淘的能力，但并非一鼓作气地进行到底就是正确的。
那么又应该如何权衡利弊、确定策略呢？我想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沙和金的判断和取舍也更为困难，最终涉及的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股市的问题。可以考虑的标准无非是：1.一个阶段中利弊大小的比较，以兴利为主还是以除弊为主，是否需要兼顾，兼顾的程度如何；2.在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利的全局意义是否还存在，还有多大，为全局而牺牲局部的限度如何把握；3.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弊的积累是否已到达一个无法容忍的水平，需要在短期内出重拳突击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解决以后又将如何；4.目前情况下利还有无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除弊是否能够带来兴利；5.就市场本身的建设而言，我们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的市场又是适合我们的，最终的适合和过程中各阶段的适合是否是一回事，比国外市场更市场化的一个市场是否就是最好的。
显然，策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难就难在既要熟悉国情、尊重国情，又要制定符合标准的政策取向，既要知道往哪儿走，更要知道从哪儿起步、如何走。如果不能较好地把握轻重缓急，政策用之过重、过苛，做到一定程度就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更重要的是股市是一个市场，市场的动荡会影响到社会层面，这个时候前进难、后退也难，可能陷入尴尬境地，压力会逐级向上传递，最终仍要集中到管理层身上。打个比方，市场是一块豆腐，监管者将豆腐托于左手，右手拿刀一片一片地切，既要切得标准，又不能性急，这是很考功夫的，因为一不小心切到的就是自己的手。
从现在的迹象看，股市的情况的确让各方开始担心，管理层也并非毫不在意。民间的传统思维仍是希望政策救市、挽救危局，部分回到从前的思路；管理层倒好像更热衷于浪沙淘尽之后，引进洋审计、引入CDR，用外面的东西来示范、警示国内的东西。两种方法似乎都需要商量，前者于情于理不合，往回走会给下一步的变革带来压力，而且在经过一年多的监管思想的灌输之后，原有的平衡已经打破，即使强制性回到从前，原有机制也未必能运转起来。后者则因为特殊的体制背景不可能一下就完成变革，具有了自我净化功能，市场之外也还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在市场中解决，其结果只能有两种：一是外来者被同化，规范因本土原则而异化；二是本土原则被强制规范化，我们有了标准的市场，但可能失去了我们需要的市场。所以目前形势下最好的策略应该是根据情况，适时调整监管策略和节奏，让市场在自然回落中重新恢复弹性、恢复信心。也就是说，一次浪沙淘过、狂沙吹过后，让市场处于一段自我恢复中，让一些新的规则逐渐有一个稳定期，形成新的秩序的框架，这样每一步推进都会是坚实的、有效的，各方行为也会逐渐规范化。否则一下竖起一根标杆或架起登天的云梯，大家望而生畏，谁也没有信心爬上去。政策的频繁变动会使市场处于更为频繁的变动中，长期信心难以建立，投资者就会觉得浪沙淘过总是沙，狂沙吹过还是沙，不知金在何处，也不知什么是金。
如果说一年多来我们的集中监管策略、近二百项规则制度的出台已经引发了市场理念的深刻变革，那么目前确实面临一个规范下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策略的调整让我想起了美国“9 ·11”以后市场各方通力合作恢复市场秩序和信心的努力，其中最大的突破就是第一次启用了证券法12节（K ）（2）条款授予的紧急权力，暂时放松了某些监管限制。这种作法不一定完全可比，但其最深刻意义在于：所谓市场原则和行政干预都是要为我们服务的，这是我们恪守规则的前提，我们不搞教条；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转轨方向是市场化的，但不能一说到问题就归咎于市场化不够，也不能一说到解决问题就认为只有市场化才有效，不能陷入市场化的误区。
发稿之时，大盘再度暴跌，沪指直逼1400点，十分惨烈。
（发表于2002年1月18日）
周三下午本来是陪着夫人在街上买东西，后来全让电话给搅了。不停地有人以吃惊的口吻告诉我：知道吗，大盘又喷了！为什么？原来沪指涨了86点，收到了1444点。晚上看着一天的行情、听着股评，想起了一首久已忘却的英文老歌《Yesterday once more》———昔日重现。周三的报复性上涨是继10月23日国有股减持叫停、11月16日调低交易印花税后的第三次，景观颇为相似，虽然有人评价为市场最大的一次自发性反弹，但我更愿意相信它是昔日趋势的延续，消息面是一定有了变动的。这是第三次政策筑底的尝试，目的仍然是抵抗下跌，形成短期底部，稳定心态。想想不少股评人士从周末就开始唱着行情在绝望中产生，现在总算芝麻开门———应验了，只是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算准了市场还是算准了管理层，或者只是在玩着押大小的游戏，何况这样的产生叫不叫行情也还值得商榷。如果真的只是昔日重现，则不知又要添多少新愁旧恨、欢笑悲歌。